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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變．家族．地方產業：宜蘭蜜餞老店「老增壽」的百年經營
(2014) 曾郁芬
近年來，宜蘭縣針對宜蘭市傳統商店進行史料蒐集暨訪問，希望透過「口述歷史」呈現各行各業的發展史，此舉廣泛引起傳統商家開始重視店史。傳承一百五十年的「老增壽」蜜餞鋪，是目前宜蘭歷史最悠久的蜜餞老店，它的存在同時見證了宜蘭歷史的發展。本研究將從清領、日治、戰後迄今，闡述「老增壽」的創立、發展、傳承、創新，透過歷代經營者的事蹟，建構朱氏家族的歷史，並呈現老店百餘年來的傳承與發展。從歷史的脈絡，考察老店在經營理念、組織管理、產品製作與銷售策略等方面，如何因應不同時代做調整和應變。
劉永福形象研究----以乙未戰役為中心
(2012) 劉貽萍
本文透過分析各式描寫劉永福的文本，來解析劉永福「民族英雄」形象建構的過程與時代背景。劉永福在臺灣民主國當中身居要員和日本對峙，也是後來民族英雄形象著墨最多的地方，也是形象建立之基礎，1895年當時與其後都有人著書描寫該事件。時人著述如《瀛海偕亡記》、《臺海思慟錄》、《割臺記》、《讓臺記》、《魂南記》等乙未割臺前後知識份子的紀錄便對劉永福產生兩種不同的評價。與此同時，通俗作品如《劉大將軍平倭戰記》、《劉大將軍臺戰實記》等民間文本則以誇張渲染的方式描寫劉永福攻克日軍的情況。其後歷史學者如羅香林、曾廼碩、梁華璜、黃秀政、吳密察、張守真等人對該段歷史展開研究。這些研究成果直接或間接成為每一代人對於劉永福的集體記憶，而劉永福的形象也在國族主義昂揚以及政府推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意的操弄之下，從抗法禦日的將軍成為抗日民族英雄，僅呈現正面形象在世人眼前。隨著臺灣中心史觀逐漸確立且蔚為潮流，若以臺灣主體意識觀之，劉永福在臺灣無任何實際戰績，學者們對於劉永福開始有不同於過去的看法。除了史學研究之外，教科書是形塑國人共同歷史記憶最佳的工具，影響力最普遍也最大。因此教科書的內容是經過一定標準與價值的篩選最後保留下來的，分析教科書的內文可以了解國家想要傳達的教育內涵，對於劉永福形象的形塑有極大的影響。劉永福在國中小教科書中一律以正面形象呈現，足見政府致力將大中國史觀植入教科書編寫並且打造社會集體記憶。
「台灣通史」教材中的分期問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999-12-??) 施志汶
「台灣通史」教材中的分期問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999-12-??) 施志汶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的臺灣史試題分析( 2001-2010)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06-??) 施志汶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舉辦迄今十年，共計20次測驗。社會科測驗臺灣史試題的比重，並不符合與(基本內容〉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分並重的要求，也與現行教科書內容，有所脫節臺灣史試題的歷史分期，重視清領與日治時期的歷史發展，其次是海權競爭時代，輕忽切身可及的戰後臺灣，而有「詳古略今」之勢。與(基本內容)、現行教科書之「詳今略古」大相逕庭。畫灣史試圖取材大致符合各歷史分期「基礎、核心及重要」的內容，但評量重點卻有所偏廢。2011 年，即將實施修訂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領域，基本內容臺灣史部分並無變動。為符合基本內容的要求，導正國中歷史教學及臺灣史教學，以及整全學生對臺灣史的認識，基測社會科臺灣史試題仍應朝向與中國史、世界史各佔三分之一，取材注意「詳今略古J 內容更合理兼顧「基礎、核心及重要」知識、能力等方向修正。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社會科的臺灣史試題分析( 2001-2010)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06-??) 施志汶
國中基本學力測驗舉辦迄今十年，共計20次測驗。社會科測驗臺灣史試題的比重，並不符合與(基本內容〉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分並重的要求，也與現行教科書內容，有所脫節臺灣史試題的歷史分期，重視清領與日治時期的歷史發展，其次是海權競爭時代，輕忽切身可及的戰後臺灣，而有「詳古略今」之勢。與(基本內容)、現行教科書之「詳今略古」大相逕庭。畫灣史試圖取材大致符合各歷史分期「基礎、核心及重要」的內容，但評量重點卻有所偏廢。2011 年，即將實施修訂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領域，基本內容臺灣史部分並無變動。為符合基本內容的要求，導正國中歷史教學及臺灣史教學，以及整全學生對臺灣史的認識，基測社會科臺灣史試題仍應朝向與中國史、世界史各佔三分之一，取材注意「詳今略古J 內容更合理兼顧「基礎、核心及重要」知識、能力等方向修正。
抗戰前中國民營航運業的個案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1990-06-??) 施志汶
族群、國家力量與花蓮富里地區的開發
(2010) 沈玉君; SHEN Yu-Chun
後山的歷史是環繞在不同族群的共同開發下才有如此豐富多元的風貌，由於一地的發展與族群的遷移有著相當深厚的關係，因而本文想藉由族群的移入來探討富里地區的發展，藉此觀察族群對富里地區的發展扮演什麼角色？由於富里地區往來族群的多樣性，且富里的歷史最早可溯及新石器時代，區內有公埔遺址的發掘；又曾有卑南族、阿美族在此地建造部落；接著有布農族、平埔族的相繼移入開墾；再接續清領時期官方召募西部移民、大陸沿海移民來此開墾；一直到日治時期理蕃事業的進行；以及戰後外省移民的遷入，或是因自然災害所引發西部移民的二次遷移，都可以從地名中發現族群活動的痕跡。富里地區位在花東縱谷中段，該地族群種類與分布原本是相當單純的，藉由本區不同時期的土地開發與聚落發展過程，經過清領、日治及戰後三個時期的移民拓墾與聚落發展，各族群如阿美族、布農族、卑南族、泰雅族、大庄平埔族、漢人、日本人、外省人等先後遷移進駐，導致本區呈現出有別以往的族群複雜面貌。本文擬以富里鄉為探討的對象，試著觀察東臺灣開發的時序、階段及過程，從回溯阿美族傳統燒墾開始，一直到戰後政府鼓勵移民開發東部、移入退除役官兵為止，來探討在這一段漫長的時期以來，東部移民的特質、遷移的族群種類與遷徙的過程；移民又是何時且如何的在新土地上建立聚落；族群移入後與富里當地開發的關係，並且為了解各族群移民遷徙過程之中推、拉力的因素，包含原住地、遷移原因、遷移方式、移住地的選擇以及其他的影響因素，以及移入富里後的土地拓墾與族群聚落成立的時間序列、空間分布，彼此間又交織出什麼樣的關聯性，以逐步釐清富里開發的面貌。本文的脈絡首先介紹富里地區的自然環境、人文背景以及現今族群分布概況；然而富里地區的發展面貌，往往會隨著官方對於東臺灣開發政策的轉變，而造成各時期的不同發展，所以接著討論清領前期，清廷對臺治理採取消極的態度，對東臺灣的阿美族及東遷的平埔族有何影響，內容著重於此時期族群遷移，以及彼此之間聚落分布與族群關係；而後清領後期由於清廷治臺態度轉趨積極，對臺實施開山撫番政策，除了原居族群－平埔族與阿美族的持續遷徙之外，還著重漢人進入本區開發後，各族群在此時所呈現出的族群關係與聚落分布；而後到了日治時期，因臺灣總督府統治東臺灣策略和開發政策的轉變，從施行理蕃政策以及總督府一貫秉持的官、私營移民政策，又再次影響富里地區的族群關係。隨著移居本區族群愈加多元，此時各族群所交織出的族群關係與聚落分布越加複雜；最後聚焦在戰後的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此時族群關係與聚落分布重點主要是放在東臺灣移民史上最晚並最具組織性及政策性遷移的新族群，即退除役官兵（榮民）的移入；最後，再討論因遭受天然災害而二次移民的臺灣西部居民，藉此呈現富里地區在不同時期的區域發展及其特性。
清水蔡泉成家族研究（1723-1945）
(2013) 高仕凡; Kao Shih Fan
本文區域家族史研究，以清水蔡泉成家族為研究對象，探討蔡家自1723年遷臺後至日治時期間，蔡泉成家族的遷臺發展、崛起背景與日治時期的肆應與社會經濟活動。自18世紀末起，牛罵頭街與沙轆街為臺中海線地區主要街市貿易中心。清水海陸交通便利，清領時為彰化縣城通往淡水廳治必經之「官道」，移入的漢人可經由塗葛堀港登陸入墾，加上有湧泉—「埤仔口泉」，提供甘美水源，成為漢人定居落腳與開墾土地的好選擇。泉成號由遷臺第三代蔡光福成立，自19世紀初期，透過土地拓墾與商業經營，逐漸擴大家業，蔡鴻猷中舉使家族晉升士紳地位，奠定家族地方勢力。邁入日治時期，蔡泉成家族因接待能久親王而頗具知名度。家族成員藉由接受新式教育逐步轉入地方基層工作，並以傳統貸地業為基礎，逐步轉向投資新式產業，如輕便鐵道、信用組合等，特別對於清水帽蓆事業有顯著貢獻。而日治時期，蔡年亨無論在帽蓆事業，或是政治活動中，皆有活躍的表現。清水向來有「二蔡一楊」的說法，雖蔡泉成家族非三家家勢最強者，但卻有效維持家業並增加能見度，其方法不失為日治時期地方型家族謀求存續的最佳例證。
清領時期桃園龜山地區的拓墾
(2014) 于淑蓉
龜山地區受自然條件所限，漢人進入拓墾的時間較周圍南崁、新莊、桃園、鶯歌等地晚，由鄰近街庄向本鄉進墾的時間約在乾隆初年。漢人拓墾過程與交通動線關係密切，其中以橫貫本鄉的龜崙嶺道最為重要，隨著該路成為南北交通要道，不單刺激人口遷入拓墾，也帶動商業發展；最早的漢人聚落、店舖均位於龜崙嶺道上，沿線周邊的地權變動也最為顯著。依照入墾路線與自然環境，本鄉大致可分為北部區域、南部區域、龜崙嶺道舊路沿線、龜崙嶺道新路沿線等四區，漢人聚落、文化活動呈現分區發展的現象；各區水利設施以私修埤圳為主，同族聚居長期經營、地權型態均屬番產漢佃則為共同特徵。乾隆、嘉慶年間，龜崙口閩粵械鬥頻傳，坪頂樂善寺的建立與之關係密切。道光年間，新路坑發展趨於飽和，由桃園進入以漳人為主的漢人，從新路坑沿溪流往北擴散至楓樹坑、舊路坑，並探入坪頂台地；同時，北部區域以泉人為主的漢人，也逐步往南深入坪頂。兩股勢力在坪頂南端交會，使楓樹坑、舊路坑、坪頂的土地交易在道光年間較為密集，道、咸年間亦爆發多次漳泉械鬥。械鬥停歇後，林本源家族積極參與壽山巖重修，且於同治年間陸續收購龜崙嶺道沿線土地，又捐獻土地予樂善寺，林家之舉除了藉宗教傳達停止械鬥、和平共處之意，更有助鞏固漳人在龜崙嶺道的發展勢力。本鄉境內熟番有龜崙社、南崁社，人數與分布範圍均以前者為主。由於漢人入墾本鄉之初即以永佃權形式取得田主權，加上熟番農耕技術相對落後、屯番任務導致無力墾耕等原因，使番社業主權日益削弱。清領後期，龜崙社為減緩土地流失的速度，以免繳社租獎勵自行墾耕的社番，可視為積極展現業主權的表現。此外，社內大姓家族模仿漢人鬮分家產，番社以社租谷延聘教師授課、參與壽山巖觀音寺普渡與修建等情事，則反映了龜崙社社會經濟制度與漢人文化逐漸融合的現象。關鍵字：龜山、龜崙社、龜崙嶺道
「臺灣史研究」的反思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1994-06-??) 施志汶
『認識台灣（歷史篇）』（清代部分）參考書目舉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997-12-??) 施志汶
『認識台灣（歷史篇）』（清代部分）參考書目舉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997-12-??) 施志汶
鄭成功信仰之研究-以宜蘭地區為中心
(2012) 張蕙婷
鄭成功信仰於乾隆時期出現。當時只能以私祀方式進行，直至同治13年（1874）因日軍侵臺，沈葆楨為安定島內民心，上奏為鄭成功立祠，鄭成功信仰至此取得合法、公開的地位。光緒20年（1894），甲午戰敗，臺灣割讓予日本。日本為其統治之便，對鄭成功信仰相當重視，「開山神社」的建立，更可突顯鄭成功信仰之不同。藉鄭成功與臺灣之關係，拉近日本與臺灣的距離，合理化日本佔領、殖民臺灣的舉動。因此，這樣的政治動機也影響臺灣的宗教發展，宗教受到迫害之際，便以改祀鄭成功作為自保之方法。戰後臺灣，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後，鄭成功成為國民黨政府與蔣中正最好的宣傳品。透過延平郡王祠的建立，官祀的進行，政府利用宗教拉攏人民的方法，從清領、日治到戰後，皆是如此。宜蘭縣地形相當規則，地勢向西向東層層下降。這樣的地勢也影響了河川的流向，乾季時形成荒溪，雨季則河水難以宣洩，積潦成災。宜蘭素有「竹風蘭雨」之盛名，雨量之充沛，再加上每年夏秋，屢遭颱風侵襲，豪雨不斷。由於本區河川坡陡流急，加上河口地形低窪不易宣洩，常常洪水為患，積潦成災。這樣的自然條件造成宜蘭地區民眾多崇祀自然力量，也使的開發速度減緩。西班牙亦或荷蘭時期文獻，皆可發現「噶瑪蘭」的存在，然當時並未將噶瑪蘭劃入統治版圖中。施琅攻克臺灣後，直至康熙34年（1695），清朝統治勢力始及噶瑪蘭。嘉慶15年（1810）設置噶瑪蘭廳。同治13年（1874）後，改制為宜蘭縣。日治初期，設宜蘭支廳，至於臺北縣之下；明治31年（1897）後，為簡化地方行政制度，宜蘭獨立為廳，是為宜蘭廳。大正9年（1920），為推行地方自治，設置「三郡」，分別為宜蘭郡、羅東郡、蘇澳郡，置於台北州之下。戰後初期，宜蘭地區仍隸屬台北縣管轄；民國39年（1940），新設宜蘭縣。 17世紀末期至吳沙於嘉慶元年（1796）率三籍移民入墾，於是奠定漢人集體開墾蘭陽平原的基礎。噶瑪蘭地區漢人的開發過程為典型的「官未闢而民已闢」方式。這樣的開發既無官府的保護，又面臨原住民的威脅，「聚民而居，築圍而守」是必然的方式。清廷於嘉慶17年(1812)才築城設置噶瑪蘭廳，進入官治階段。開墾之初雖稱三籍合墾，實際上漳籍卻屬多數，粵人與泉人則因械鬥關係，多數移往溪南。而溪南為墾土地因官方按籍分配後，三籍漢人空間分配更趨明顯。清領時期，由於受到宜蘭開發時間較晚的關係，大多屬於二次移民，直接從中國渡海入蘭者亦有。宜蘭特殊的自然條件，開發過程中遭逢天災人禍不斷，該過程令入蘭移民們感念當初鄭成功開臺之貢獻，面對現實的無奈，人民只能求助於宗教的力量，鄭成功信仰因而於宜蘭地區出現。歷經數十年開墾，墾民逐漸定居下來，社區逐漸成形，「土尪仔廟」的出現表示宜蘭民眾即使生活物資缺乏，仍阻止不了其對宗教的虔誠。適逢光緒元年（1875）後，鄭成功信仰取得合法化、公開化的地位，在雙重條件的相輔相成之下，宜蘭的鄭成功信仰以「牧童捏泥偶」的方式流傳。由於此時生活環境欠佳，此時的神明鄭成功具有醫療與鎮番的作用。此階段廟宇大多位於地勢較低容易淹水的地區，亦可推論此時鄭成功「治水」功能的重要性。日治時期由於日本對鄭成功的偏愛，使得鄭成功成為宜蘭廟宇避免被拆廟的救命丹。而宜蘭士紳則藉「國姓爺鄭成功，敬仰其反清復明的愛國情操，是為反抗異族統治之典範。」另有用意的執行，以至於宜蘭鄭成功廟宇於日治時期便是全臺之首。戰後時期，宜蘭的鄭成功廟宇數量仍然不減，日治時期因政治改祀的廟宇沒有於戰後選擇恢復原本主祀神的身分，主要因國民黨政府將鄭成功視為民族英雄，其據臺以抗清與蔣中正據臺以抗共不謀而合，有了政府的支持，鄭成功信仰在宜蘭自然持續興盛。
高雄新門戶左營：以臺灣高速鐵路設站為中心
(2014) 盧宥蓁
本文的脈絡首先介紹左營的自然環境與歷史沿革，並側重交通與左營地區的發展關係。左營在荷治時期，萬丹港僅是一「小戎克船停泊的地方」，就貿易或防務而言重要性不高。鄭氏時期為了解決軍民糧食不足的問題，採寓兵於農的方式，當時的左營除了軍屯以外，發展仍十分有限。清領時期左營興隆莊成為鳳山縣治的所在，強烈的行政機能，吸引大批人潮進入，但也隨著行政中心轉移到下埤頭，弱化了原本行政的發展特色。日治時期日本在此興建軍港，將大範圍土地納為軍管區，左營的軍港從魚塭變成軍港，因為軍事上的機密也限制了左營的發展性。戰後的左營除了初期許多軍眷移入，後來的人口成長就趨於緩慢。到近幾年來，左營地區的人口才又逐漸升高。從高雄市政府歷年來針對都市發展計畫的公告，可以掌握左營在戰後的各項發展，並聚焦於高鐵在左營設站前後的都市計畫改變。輔以當時的報紙，了解高鐵通車前後民眾與政府官員對於高鐵的設立，所產生許多不同的意見與看法。高鐵興建目標就是要均衡地方發展，縮短了臺北至高雄南北交通之行車時間，在左營設站後改變了高雄對外交通的情況，使得高雄多了新的對外門戶，將帶給左營社會與經濟新的衝擊與影響。透過左營地區的人口組成變化，了解鐵路以東的新左營聚落與鐵路以西舊左營聚落的差異。教育和觀光旅遊皆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臨近高鐵的重大建設推動，如：漢神巨蛋的獎勵投資、鐵路地下化工程、新台17線高雄外環線、眷村改建計畫、世運主場館等，左營地區整體運輸機動性與可及性提升為全國性層級，成為高雄市新興重要發展樞紐。對外交通的調整，如：與都會區快速道路之整合、銜接高速公路以運轉城際間之往來旅次、地區性道路之動線規劃、增加鐵、公路客運量，改善高鐵車站距離市區較遠的問題，增加公車班次解決公車路線不足，與大眾捷運系統紅線及台鐵之整合等。間接帶動左營地區的房價提升。左營面對高鐵的設站，如何結合既有的歷史傳統文化，推廣觀光發展，又能增加就業機會，帶動經濟發展，讓人才根留左營，這才是最重要的轉機與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