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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使用行為:角色間衝突與知覺識別確證對使用者行為之影響
    (2014) 劉怡君
    本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瞭解臉書(Facebook)使用者的使用行為。我們整合了角色衝突理論與知覺識別確證的概念,提出一理論模型,試圖了解使用者積極使用行為背後的人際流程。本研究認為Facebook中朋友的異質性、親屬數量,以及權力會正向影響臉書上的角色衝突;同時我們也認為能促進虛擬共存、持續標籤、自我呈現,以及深層剖析的社群工具能夠正向影響使用者的知覺識別確證。本研究蒐集了434份網路問卷證實了此模型,並於最後提出學理與管理上的意涵,以及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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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劇場導演創造力歷程研究-以如果兒童劇團徐琬瑩導演<小花>為例
    (2009) 劉怡君
    本研究旨以「個人」、「歷程」、「產品」與「環境」四個向度為研究個案人物兒童劇場徐琬瑩導演的創造力向度,以發掘徐琬瑩導演之個人特質與其創造力產出的關係;暸解徐琬瑩導演創作《小花》兒童劇的創造力歷程;以創造力產品向度觀點來探討兒童劇《小花》的創造力特性;以創造力環境向度觀察【如果兒童劇團】與徐琬瑩導演創造力產出的關係。 從創造力相關的個人向度「知識」、「人格特質」、「動機」與「思考型態」向度上,研究結果歸納徐琬瑩導演的創造力產出與個人向度之關係:一、兒童劇場導演的知識向度扮演創造力產出的重要性基礎。二、兒童劇場導演須具備創造性人格特質。三、兒童劇場導演內在動機之驅力為「心流經驗」之所需。四、兒童劇場導演思考型態須與有利創造力產出型態的一致。 在歷程向度中研究發現徐琬瑩導演創作兒童劇《小花》歷程中的「決定劇本」、「劇本分析」、「與設計群合作」、「排戲」與「正式演出」過程中所經歷的準備期、醞釀期、豁朗期、驗證期與最後執行階段中,也形成一循環式的動態創造力歷程:一、累積創作源。二、創作聯想。三、建立架構與旁支。四、具體化想法與可行性。五、修正再溝通。六、呈現與回饋。 在產品向度上,本研究發現徐琬瑩導演在個人層次與觀眾等社會文化層次的評析上觀點上是有其一致性的,必須具備新穎性與價值性。 在環境向度上發現來自家庭、教育與其工作環境的氛圍能提供支持徐琬瑩導演創造力產出的條件。 最後根據前述結論、研究過程之分析與心得,提出對於實務工作者相關研究建議,希望對於有興趣從創造性人物身上學習其典範研究者有其幫助;也礙於本研究之限制,期盼未來對該議題有興趣之研究者,能有更進一步的實證研究,延伸研究觸角於相關戲劇與創造力的領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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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類之美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999-08-??) 高子珊; 李毓書; 蔡濱如; 劉怡君; 江碧君; 鄭錫杰; 林孟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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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中學課程革新過程中教師文化之研究——以語文領域國文科為例
    (2006) 劉怡君; Yi-chun Liu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課程革新過程中的教師文化,並以國民中學語文領域國文科為例來加以說明。研究目的包括瞭解教師文化的內涵及其在課程革新過程中的重要性,並探究課程革新過程中教師文化的再生歷程以及教師文化的特色,最後瞭解課程革新過程中影響教師文化再生的原因,進而歸納研究發現,提出教育研究上進一步發展的建議。 為了達到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質性個案研究法,以觀察、訪談、文件分析作為蒐集資料的方式。本研究所獲致的結論如下: 一、教師文化的再生從凝聚教師的共識開始。 二、教師合作團隊改變教師間規範和人際互動。 三、課程革新觸動教師價值信念的改變。 四、關鍵領導人是教師文化再生的契機。 五、教師文化受到學校核心價值的影響。 六、自發性的教師團隊有助於課程革新及落實。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並結合文獻,提出建議: 一、校長應重視教師課程領導的能力,以落實學校層級的課程發展。 二、行政人員應支持教師自發性的合作團隊,以促進教師之間的對話。 三、教師應強化自身的課程意識,以提升教師課程發展與設計的能力。 四、後續可針對不同類型學校、不同學習領域的學校進行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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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嗣成《道德真經章句訓頌》詮解的義理向度
    (國文系, 2021-09-??) 劉怡君; Liu, Yi-Chun
    張嗣成,元朝著名的龍虎山正一道天師,元成宗四年(西元1316 年)受封「正一教主」,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籙,在道教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元朝時期,一方面因為新儒家心性學說的成熟與漫衍,另一方面復因道教內丹學性命理論開展的要求之故,遂使道教人物在疏解《老子》時,熱衷於將「性命(心性)」這一重大命題與老子思想綰合,並進一步將「性命(心性)」理論與「精」、「氣」、「神」的修煉加以繫連。然而,《老子》五千言中不言「性」,言「心」、「命」僅有數處,言「精」、「氣」、「神」也僅數處,張嗣成如何透過詮解《老子》建構「性」、「命」、「心」的思想內涵,並闡發「精」、「氣」、「神」的養煉工夫,是值得深入釐析的議題。此文的研究成果對於道教老子學與理學發展史等方面的研究者,或能提供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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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前新加坡農業土地利用的特色
    (地理學系, 2008-11-??) 劉怡君; 陳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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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前新加坡農業土地利用的特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2008-11-01) 劉怡君; 陳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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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滾音樂觀光:Rock Werchter音樂祭展演及其消費體驗
    (2018) 劉怡君; Liu, Yi-Chun
    本研究發想於研究者自身音樂聆聽經驗,循著後現代音樂消費的發展脈絡,從私密聆聽模式逐漸發展成樂迷在live house、演唱會或是音樂祭,尋求共同品味的伙伴建立互動參與的音樂聆聽體驗,當中音樂祭作為主題式體驗觀光為未來音樂觀光市場發展趨勢,本研究以比利時Rock Werchter音樂祭為研究對象,將其分為兩大類,Rock Werchter音樂祭及Rock Werchter音樂祭參與者,試圖剖析音樂祭空間的秩序建立與斷裂、音樂祭回應觀光市場的發展、以及參與者的集體認同感和「他者」(The Others)的生成。 研究以嘉年華會狂歡(carnivalesque)與異質空間的角度切入,藉由回顧狂歡節以及音樂祭於西方的演進,梳理音樂節慶觀光的成形與盛行,從文字、影像、網路資源文獻蒐集和田野調查所獲得的資料,將Rock Werchter音樂祭分為會場外部和會場內部空間配置,針對Rock Werchter的空間建構強化狂歡節意象來加以探究,分析音樂祭的生產層面與文本內容來探討其展演定位演變,文化商品化趨勢對於音樂祭形象的建構導向。 Rock Werchter作為一個刻意強調表演陣容、音樂流動的音樂祭,因而成為一個有趣研究案例,沒有創意市集、戲劇舞蹈「全都包」(all-in-one)等傳統嘉年華會狂歡要素,參與者高流動性補足了狂歡元素,樂迷成為流動的音景。在音樂祭消費體驗中,編碼分析臺陸參與者網誌心得與深度訪談資料,發現在此音樂祭異質空間中,參與者融入成為新部落(neo-tribe)一員,透過觀光凝視、聆聽身體或是其他感官察覺來尋求搖滾音樂祭的原真性體驗,聆聽時的天氣、環境等元素共同造就音樂祭特殊的氛圍,讓樂迷聆聽時的觀光凝視與聆聽身體等感官接收開啟到最大值,參與者在此音樂地景的情境氛圍下一同展演,進而產生對於音樂祭的新部落集體情感認同與群體感。然而,研究結果也發現,即使在營造共同感的音樂祭空間,認同感反而可能放大「他者」的自覺,部落成員在新部落的存在與認同感上不敵族裔、性別、語言所產生的「他者感」。 現今生活型態轉變促使了跨國音樂觀光之風潮,音樂成為人們旅行的目的,歷史脈絡下搖滾樂的政治意涵加諸於音樂祭場景中,碰上消費社會的商業化勢力與大眾觀光趨勢,生產面(音樂祭)到消費面(參與者)之間的相互牽連演變,形塑一個搖滾精神的「異托邦」,而音樂祭結合音樂元素再現中古狂歡節景象,也體現了嘉年華式狂歡,參與者在特殊時空下共享一場狂歌狂舞的新部落音樂祭典,或許當中參與者對於新部落並非完全認同或完全忠誠,但透過音樂祭的消費體驗,確實賦予了音樂觀光另一種面向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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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義順地區土地利用的變遷
    (2008) 劉怡君
    肇因於歐洲國家的香料需求而發現新航路,並從此改變東南亞的歷史。新加坡也在香料競賽的過程中,成為英國殖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新加坡河兩岸仍是轉口貿易的匯集區,島上西部與北部地區則是滿佈種植園。戰後迄今,新加坡港口仍是重要商埠,而以往種植園的鄉村景觀則已轉變成為組屋林立的新鎮社區。因此,本研究嘗試將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放入全球經濟脈絡底下,探究政府政策有何改變,並進而影響義順地區土地利用的轉變。 義順地區土地利用的變遷大致可區分成三個階段: 一、由草莽未臻而漸成甘蜜胡椒種植園 早期英國殖民政府勢力尚未深及內陸地區,種植者可任意闢地開荒而不受限制,再加上英國在1836年取消甘蜜關稅,需求甘蜜做為紡織染料,種種有利條件造成郊區種植園林立。1850年代義順地區乘著椒蜜業的種植風潮而從荒地闢為種植園。 椒蜜時代的種植園主,如首位正式開墾義順地區的曾亞六、佘有進等人,係為當時華人社會的領袖階級,而當時的僑領多少都與私會黨有所關聯,此外,大多數的園主都是潮州人,因此,潮州私會黨組織-義興公司係操控新加坡椒蜜業的發展。透過私會黨的力量,種植園主可以獲得開園所需的苦力勞工;苦力勞工無法決定自己的去留,任憑種植園主的挑選,前往全然陌生的異地從事勞動;小種植園主也往往因為資金不足,而必需向位於新加坡市鎮中的商人與店主借貸。 爾後,由於殖民政府的自由港策略,造成財政收入不敷支出,遂轉而從土地開發著手,公告各項土地政策,諸如購買土地所有權狀等法令,使得種植者身處劣勢,得利者卻是市鎮上的資本家,最終迫使種植者及其下屬的苦力漸趨「邊緣化」,只得選擇出走新加坡,到對岸柔佛另闢天地。1886年,殖民政府宣示森林地不再授予甘蜜之種植,更是意謂著新加坡島上甘蜜和胡椒游耕農業的終止。 二、由甘蜜胡椒種植園轉變為黃梨橡膠種植園 除了土地政策的限制以外,從1870年代開始,殖民地政府的控制力量逐步強化,開始大力取締島上的私會黨人;1889年通過危險社團法令,授權警察得以逮捕、監禁私會黨徒,或是將之驅逐出境。1914年亦廢除賒單制度,正式結束苦力貿易。這兩方面法令的頒布,正式宣告具有私會黨色彩的椒蜜種植者在新加坡已無立足之地。 隨著椒蜜業的衰微,黃梨和橡膠成為日後新加坡農業活動場上的主角。1904年陳杞柏從陳清源手中買下原屬於曾亞六之曾厝港44英畝地,開啟義順地區黃梨種植風潮,也代表著華人私會黨領袖時代的結束,預示著日後華商與企業家引領風騷的年代。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英美橡膠產業迅速開展,20世紀初汽車工業的發展,更是需要大量的橡膠。1906年,陳嘉庚向成功試種橡膠的陳齊賢購買種籽,與本地黃梨一併栽種,成為義順地區最早的橡膠種植者。爾後,殖民政府亦頒布優惠條例,鼓勵島上橡膠園的開闢,不論是華人或是外資種植公司皆熱切投入橡膠的生產與貿易。本地橡膠榮景持續直到1920年代,因世界橡膠產量供過於求,價格狂跌。1929年又遭逢世界經濟衰退,景氣低迷,不少華商難以抵擋劣勢,紛紛將橡膠園轉售予資金較為雄厚的外資公司。此時,林義順的事業亦遭受重創,遂將曾厝港地段的橡膠公司和橡膠園轉讓給陳嘉庚的女婿-李光前。 在殖民政府政策的安排下,具有私會黨背景的椒蜜種植者步入「邊緣化」,不但失去土地資源,也喪失社會掌控能力,不再是華人社會的重要領袖。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群順應世界市場新需求的發展,憑藉著黃梨和橡膠種植業而興起的商人與企業家,如陳嘉庚、林義順、李光前等華商即是20世紀新加坡重要的華人領袖。 三、由黃梨橡膠種植園走向現代化郊區新鎮社區 1965年,新加坡被迫走向獨立,為了有效利用有限資源,而將大部分的土地投入工業發展與住屋的興建,以降低戰後以來的高失業率,並解決住宅短缺的問題。為了使政府建設更有效率,1966年國會通過土地徵收法案,賦予政府得以低價收購私人土地的權力。1970年代末期,隨著都市擴張,義順地區也在政府的規劃下,成為郊區新市鎮一員。政府透過徵收以外資萬國橡膠公司為主的私人土地,以及1971年英軍歸還的軍事區,從事義順地區的改造工程。過去因黃梨與橡膠園開發而興起的聚落,短時間內被夷為平地,村民被迫離開本地,遷居他處。義順地區從19世紀中滿布椒蜜園的景觀,轉變為廣植黃梨與橡膠的地區,如今再度改變容貌,成為新加坡北部區域的新市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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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漢語委婉言語之語用策略及語言形式:兼談華語教學應用
    (2007-11-25) 劉怡君; 陳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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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漢語委婉言語之語用策略及語言形式──以臺灣地區為例
    (2007) 劉怡君; Yi-Chun Liu
    委婉言語為社會中人們普遍使用的一種語言方式。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找出現代漢語委婉言語的語用策略及語言形式,以期日後可運用於對外漢語之教學上,減少以漢語為外語的學習者在產出及理解委婉言語時遇到的困難。 本文以Brown和Levinson(1987)的FTA理論(face-threatening act)為主要架構,分析現代漢語委婉言語的語用策略。主要的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採用言談篇章完成任務(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蒐集相關委婉言語語料。筆者從研究語料得出,可以表達委婉言語的三大語用策略包括:「積極禮貌」策略、「消極禮貌」策略及「不公開面子威脅行為」策略,其中以「消極禮貌」策略被受試者採用的比例為最高。接著,筆者分析探討三大策略底下的九個細部具體策略,統計結果顯示,「提問與規避」、「給予理由」,以及「表示敬意及道歉」三個策略的使用比例最高。 不同社會變項(social variables)反映在細部語用策略使用上的差異不盡相同。學生與非學生在「公開面子威脅行為」、「開玩笑」,以及「提問與規避」等三個策略上具有顯著差異;男性與女性則在「給予理由」與「開玩笑」策略上呈現不同;至於年齡方面,差別則在於「公開面子威脅行為」及「開玩笑」策略的運用。語用策略使用差異最多的變項為對象的地位,除了「確認共同立場」及「提問與規避」策略以外,其餘的具體策略均有顯著差異。 語言形式方面,筆者從詞語的選用與句式的使用兩方面找出具體的委婉語言成分,詞語的選用主要表現在預備詞、禮貌標記、對比標記、緩調詞、規避詞、主觀詞、低調陳述詞及填空詞等功能詞語上;句式的使用則為疑問句式、否定句式,以及條件句式的運用。 教學應用上,筆者以研究得出的委婉言語語用策略與語言形式為依據,設計一課文與教學簡案,透過教學流程的說明,提出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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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唱片學國樂─「女王」的時代之聲
    (2020) 劉怡君; Liu, Yi-Chun
    1948年女王唱片公司成立,盛行於1950年至1970年間,女王唱片主要引進中國大陸的經典樂曲,為戒嚴時期的臺灣帶來豐沛的音樂資訊,可說是建立起一道聲音的橋梁。本論文透過相關歷史政治案件,以及透過田野調查之方式,以完整紀錄女王唱片為當年的台灣所帶來之影響,並述說學音樂的人們是如何透過女王唱片來學習,撰寫女王唱片所帶來之傳奇;再者,並記錄伴隨著科技的進步,數位時代的來臨,王明璽將女王唱片數位化之過程,使之不再受限於播放設備,能透過網際網路無遠佛屆,讓文物進入不受空間、時間限制的世代,讓後代子孫也能欣賞到當時之時代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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