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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至2000年花蓮菸草產業之研究
(2010) 李美惠
菸草原生長於美洲，究竟何時風靡全台？雖然確切年代不明，但無庸置疑的大航海時代菸草已現蹤寶島。清領後期劉銘傳首開官方獎勵或協助種菸之先例，日治時期進而將菸草納入專賣，逐漸形成台中、屏東、嘉義、花蓮、宜蘭等五大菸區，其中，又以隸屬屏東菸區之高雄縣美濃鎮菸業最為人所熟知。然而，同處全台五大菸區之ㄧ且係全台最早栽培黃色種菸草的花蓮，卻因相關研究付之闕如，而鮮為人知，令人有不勝欷噓之感。有鑑於此，筆者希望透過本論文，探討近代花蓮菸草產業的興衰及其對地方社會經濟變遷之影響。本篇論文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探討花蓮地理條件不佳且勞力短缺，但透過田間栽培管理技術之輔助，如育苗盆的發明與推廣種植春菸，都獲得不錯的成效，不過仍難敵大環境的變遷。第三章為日治時期花蓮菸草產業情況。黃色種菸草在1913年最早於花蓮官營移民村—吉野村進行試種，1930年以後推廣至全台，1937年起凌駕中國種菸草，成為全台最普及的菸草品種。而菸草為現金作物，對三移民村之經濟確實有實質的幫助，其中，又以對林田村的影響最顯著。第四章則敘述戰後花蓮菸業之興衰，1968-1969年期菸田面積為秋菸1371.7甲、春菸376.4甲，創歷年最高峰，但受到颱風和病蟲害等自然災害肆虐，花蓮菸業每況愈下。1981-1982年期花蓮再度嘗試種植春菸，雖然品質提升，但成本居高不下，復面臨政府開放洋菸進口之衝擊，難敵進口美菸。最後，以鳳林、瑞穗、玉里三鄉鎮為例，探討戰後菸草產業對地方社會經濟之影響，從青年和老年人口變動情形，以及菸草產值佔地方鄉鎮歲入比例大幅萎縮，均顯示花蓮菸業的沒落。第五章為結論，提出對花蓮菸草產業的建言。
1960年代前期中華民國對日外交之研究
(2010) 劉冠麟
　　戰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以黨領政」，高唱反攻。在外交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極力維護其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而日本則致力於擺脫戰爭陰影，進而追求獨立自主，在中國政策上採「政經分離」政策。與日本同屬自由陣營的國民黨如何考量兩者間的關係，而日本政府如何肆應，皆對戰後台日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文擬以1960年代前期的外交事件為例，嘗試究明兩國因中共問題而引發之爭執，以及國民黨的對日工作和宣傳在外交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除第一章緒論和第六章結論外，共分為四章。茲分述如下：第二章〈反攻復國政策下之對日工作〉，第一節敘述韓戰後配合美國的遠東政策，中華民國政府在外交上採取積極與韓國、越南、菲律賓等反共親美的國家合作，試圖聯合上述國家圍堵中共之過程。第二節則詳述戰後國民黨海外工作的建立，透過「海外對匪鬥爭統一指導委員會」的指揮和部署，在各駐在國使領館內成立工作小組，結合外交、黨務、僑務以及情報等力量，在亞洲各地與中共進行鬥爭。第三節討論國民黨在日本和國內的反共宣傳，首先究明國民黨進行外交宣傳的最高決策機構之演變，至1960年後「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小組」成為決策核心。整體而言，國民黨的對日宣傳成效不彰，主要以在日華僑作為對象，凝聚華僑對國民黨政權的向心力，對日本國內各大報則幾無影響。第三章〈外交事件與反共宣傳—以1963年維尼龍廠案為例〉，第一節分析池田勇人內閣試圖擴大對中貿易之際國民黨對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及倉敷維尼龍廠案爆發後台日關係之發展。第二節則探討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如何運用宣傳支援外交，以達成其對日交涉目的。第三節則分析在國內的宣傳，內容以「以德報怨」為基調，國民黨視之為戰後台日關係的基本精神，大量出現在此次維尼龍案的宣傳中。第四章〈外交事件與對日工作—以1963年周鴻慶事件為例〉。周鴻慶案為〈中日和約〉簽訂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本章透過對周鴻慶案相關檔案的耙梳，試圖釐清此案發生之全貌，並探討國民黨如何以該案試探日本政府的態度，以取得日本信守「一個中國」的承諾。第一節敘述國共雙方對周鴻慶的爭奪，與國民黨以擴大周案成為外交事件之經過。第二節探討「明正道」工作會報之成立和運作。該會報由駐日公使張伯謹主持，統一指揮外交、黨務、僑務、情報等工作，積極展開對日工作。其主要任務在結合日本自民黨內的反共人士，試圖在自民黨內向池田施壓。第三節討論「周漢和工作小組」的成立和運作。日方將周鴻慶遣返回國後，中華民國政府亦召回駐日公使和參事，台日關係達到戰後最低點。蔣介石遂下令陳建中在日主持「周漢和工作小組」，繼續進行對日工作。陳氏在日折衝之目的，在於透過各種管道促使日本政府派員赴台改善兩國關係。第五章〈台日外交危機與吉田茂訪台〉，第一節分析吉田茂來台與蔣介石會談之內容，以及「吉田書簡」的形成和影響。同時，討論蔣介石和張群與吉田之聯繫，如何成為維繫台日關係的重要因素。第二節首先分析吉田訪台後，國民黨試圖加強與日本合作反共，於是與以岸信介為首的反共人士祕密組建反共同盟之過程。其次則討論在周鴻慶案結束後，國民黨如何改善、強化對日工作之缺點。
2007年台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教育、體育休閒、宗教、媒體傳播類
(2008-12-04) 吳文星; 林玫君; 蔡錦堂; 陳佳宏
2008年台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教育、宗教類
(2009-12-18) 蔡錦堂; 吳文星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動員與組訓（1953-1960）—以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為中心
(2014) 李泰翰
本文旨在探討1950年代救國團舉辦寒暑假青年訓練活動之目的、實況及其意義，以原始檔案、會議記錄、報告書及報章雜誌文字為主要的資料，分別探討國民黨在台灣的學生運動發展、政黨與青年組織的關係、校園內政黨的組織及活動、青年組織與台灣休閒活動之發展，以及「祖國」與回國升學僑生及海外華僑青年之關係。透過本文論述顯示，救國團成立後，其「前身」青聯會自願結束會務，取代過程平順。國民黨依既定步驟在校園中展開黨務工作，黨組織採取秘密方式進行，為掩護組織，國民黨利用組織外圍社團從事該黨活動。此外，救國團原名青年先鋒隊，該團之籌組經過國民黨內部歷時一年的商討而成。救國團的成立後，國民黨打消原擬設置預備黨員的構想，並規定中等學校學生一律不得參加政黨活動。不過，國民黨並未嚴格遵守其所訂的規則，尤其是在吸收僑生入黨方面。綜觀1950年代救國團舉辦的暑期青年戰鬥訓練，可見以國內青年為對象的軍中服務隊人數逐年縮減。不過，該運動並未消失，反而以海外華僑青年軍中服務團、隊取代之。由1959年出現的「危機」顯示，當政府希望海外僑胞表示其對「祖國」效忠時，引起僑居地政府的不滿，也因為該「危機」，海外僑胞與「祖國」的互動模式不再以「宣誓效忠」或是以參與軍事訓練、軍中服務的方式進行，而是調整為以觀光考察的方式舉辦。此外，被塑造成「慈母」形象顯然不是「祖國」的全貌，透過保防工作的規劃與進行，顯示「祖國」對這些服務華僑青年的動機及其返國後的一舉一動，實不太放心。救國團舉辦的暑期青年戰鬥訓練乃是個具有延續及創新的綜合體。各營隊有「開放報名」及「指派參加」的區別，指派名額比重逐年增加。第三次舉辦時四大類別已經成形，後期舉辦則有「橫貫公路集中化」的傾向，部分營隊也逐漸朝固定化、訓練日數較短及育樂活動較多的方式舉辦。此外，救國團逐年增加僑生保留名額，並開始出現「收費營隊」及「不收費營隊」的差別。另外，過去研究者常將救國團舉辦的寒暑假營隊混為一談，經本文探討顯示，1950年代早期舉辦的寒假營隊，乃是救國團作為訓練學校基層幹部之用，後期則開始與暑假訓練活動相互結合，寒假舉辦的活動也逐漸開放給一般青年參與。團務改革後，隨著各縣市育樂中心及大專院校的學生活動中心的成立，救國團對幹部的領導改為集中在對這兩中心主要幹部舉辦營隊，實施訓練。最後，由本文之探討結果顯示，討論台灣戰後青年組織與假期活動之關係時，實不宜忽視國民黨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救國團每年舉辦長時間、集體化之訓練，不但符合國民黨的需求，也成為黨務工作活動的「溫床」。要言之，舉辦大規模青年訓練活動不只是救國團所謂的「黃金時代」來臨，對國民黨而言，亦是如此。
亞細亞主義與殖民地臺灣：日、臺人之思考與行動
(2024) 張濤; Chang, Tao
亞細亞主義是一種主張亞洲內部應團結以與外界對抗、競爭的思想。本文旨在考察亞細亞主義影響下，臺灣總督府、在臺軍部、在臺日人、臺灣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等群體的思想與行動，解明亞細亞主義在日治時期臺灣的發展，以及與殖民統治的複雜關係。由於臺灣身處中國、日本間的特殊地位，日本統治伊始，殖民者、被殖民者已對亞細亞主義與臺灣統治的關係提出意見。1920年代，亞細亞主義議論在日本國內流行，臺灣亦受此潮流影響。在臺日人、臺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紛紛基於各自的政治理想，提出不同樣貌的亞細亞主義，甚至付諸於行動。1930年代，九一八事變後，以松井石根（1878-1948）的思想為代表、具強烈日本中心性質的「大亞細亞主義」興起，對外主張以「皇道宣布」達成亞洲民族的團結、復興，對內亦主張以「皇道」達成「內臺融和」，兩者一體兩面。面對大亞細亞主義潮流，臺灣輿論界呈現日、臺分裂的情形，雙方分裂亦反映在行動上。為促成對外的「皇道宣布」，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於1934年成立，然而因總督府、軍部、臺灣人各自抱有不同態度，具體南進工作只能仰賴軍部等積極派推動；為促成對內的「內臺融和」，軍部與右翼日人結合攻擊臺人知識分子，臺人知識分子則在總督府支持下組成東亞共榮協會對抗，直到1936年「祖國事件」後總督府接納軍部意見，開始打擊臺灣人的社會運動。在此背景下，謝龍闊（c.a.1895-1940）主導的大同促進會，主張依循大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勢力下追尋個人成就，提供了臺灣人一條另類的出路。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總督府立場與軍部一致，對內展開大亞細亞主義宣傳協助皇民化及戰爭動員，對外使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開始具體南進工作，兩者皆隨著戰爭持續而逐漸加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總督府眼中，臺灣將成為「大東亞的中心」，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內、對外意義。不過，儘管臺灣人表面呼應日本的戰爭理念，實際上仍能在大亞細亞主義中維持自身理想。最後，本文認為臺灣人透過對亞細亞主義的思考與行動，解決其夾在中日之間的尷尬處境，更引導其發展出某種獨特的「臺灣人意識」。
京都帝國大學與臺灣舊慣調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7-12-??) 吳文星
八田與一對台灣土地改良之看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0-06-??) 吳文星
《公論報》「臺灣風土」副刊與戰後初期臺灣研究
(2009) 羅雅如
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共分成四章，第二章簡述戰後初年臺灣研究的發展概要。戰後初年臺灣研究蓬勃發展，此一期間主要的臺灣研究組織有二，一是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一是臺灣文化協進會。1946年8月，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臺灣省編譯館，館內設「臺灣研究組」整理日治時期臺灣研究成果，臺灣研究組主任為楊雲萍，推動之工作為編纂臺灣文獻目錄、印行善本書、蒐集並刊印日本專家之名作、調查日治時期之檔案並整理研究、刊行臺灣學校發表之研究作品等；並留用日人昆蟲學家素木得一、言語學家淺井惠倫、史前史學權威國分直一、民俗研究家池田敏雄、畫家立石鐵臣等，以延續日治時期的研究。至於民間機構則以臺灣文化協進會最為活躍，舉辦各種文化座談、演講、音樂會、美術展覽等各類文化活動；其機關刊物《臺灣文化》以文學創作、文藝評論及學術論著為主，1949年7月後，改為臺灣文化研究的學術性刊物。改版後的《臺灣文化》以臺灣的歷史、民俗及原住民研究為主。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省編譯館遭裁撤，臺灣文化協進會雖未解散也逐漸停止活動。戰後初年的臺灣研究一度受挫，至1948年5月，「臺灣風土」副刊創刊提供臺灣風土民情、歷史、民俗、人物、原住民文化、考古遺址等研究成果發表之園地，使戰後的臺灣研究得以持續發展。第三章旨在分析「臺灣風土」主編及主要撰稿人，進一步探討該刊之特色。「臺灣風土」創刊於1948年的5月11日，至1955年5月3日止總計刊行195期，刊載七年期間，前期均能順利出刊，中期以後不時停刊，刊載間隔也逐漸增長，由週刊改為雙週刊、月刊。「臺灣風土」之創刊與《公論報》發行人李萬居之理念密切相關，李萬居認為漢人移居臺灣時所帶來的開疆闢土、堅忍不拔的精神，正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因此，特別開闢「臺灣風土」副刊，以研究臺灣史地與關懷臺灣鄉土為宗旨。該副刊之性質和內容取向十分廣泛，徵稿啟事包括臺灣文化、歷史、掌故、風俗、賢哲傳略及軼事、名勝、古蹟及歌謠俚曲、民間故事等之作品，因其為報紙之副刊，內容必須「普遍化」及「通俗化」，俾顧及各方面讀者的「趣味」。易言之，亦即稿件無論是學術性的、藝術性的或純趣味性的，均是該刊所歡迎。「臺灣風土」的執筆者多達百餘人，就其職業觀之，可歸納為三大系統，一是臺灣大學的教職員，二是各地文獻會職員及編輯地方志而網羅的文史工作者，三是傳播媒體工作者。當時作者群幾乎全是學院及民間的菁英學者，這些學者中許多人將臺灣研究視為終身職志。第四章析論「臺灣風土」與人類學相關的文章，分成臺灣民俗、臺灣民族學與臺灣史前史研究三部分加以討論。首先，關於臺灣民俗，整理分析「臺灣風土」的民俗議題，比較日治末期《民俗臺灣》之紀錄，藉以瞭解臺灣風俗記錄之議題隨著政權轉換而產生之變化。其次，關於臺灣民族學與臺灣史學前史，「臺灣風土」以陳紹馨、楊雲萍、金關丈夫等臺灣大學學者為中心，其研究方向大致承襲日治時期臺北帝大偏重民族學、語言學、人類學的傳統，除譯介日治時期的研究成果外，亦發表原住民部落調查報告及史前遺址挖掘的考察報告。此類文章約佔全部刊登文章的三分之一，為該副刊的重要特色之一。第五章探討「臺灣風土」與歷史學研究之學術脈絡。分為二節，探討「臺灣風土」所刊載之歷史文獻史料、時人臺灣史學研究的成果，瞭解此一時期對臺灣史研究之關懷。最後，探討《民俗臺灣》、《臺灣風物》、《臺灣文化》和《臺灣研究》、《徵信新聞》「臺灣風土」等刊物之異同，藉以釐清臺灣研究學術發展的脈絡，試著對「臺灣風土」做一客觀的評價。
台北市江西同鄉會之探究
(2005) 徐麗娟
本文運用官方檔案、前人研究與調查資料及江西同鄉會出版之書刊，以台北市江西同鄉會進行個案研究，探究江西同鄉會在台創立之經緯和發展之歷程，以及該會的主要活動和事業，並以該會會刊《江西文獻》為素材，析論其內容特色，藉期瞭解該會組織的興衰、功能的變化，以及其與台灣社會變遷的關係。本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三章，分別探討江西同鄉會成立之經緯、組織與人事、會員消長，同鄉會之活動與事業，分別由政治、社會福利、宗教、經濟等層面探討同鄉會之活動，以及《江西文獻》之創刊、沿革及其內容特色，並介紹傑出鄉賢之事蹟和貢獻。明清以來江西人就熱衷於成立同鄉會館。戰後江西籍移民隨政府撥遷來台，由於歷史傳統、政治因素及實際需求，在民意代表聯誼會推動下，乃有「台北市江西同鄉會」之成立。政府遷台初期對於人民團體偏重在整頓、控制，政府政策影響同鄉會的組織、層級結構及數量，以及各同鄉會之間的聯繫，台北市江西各縣同鄉會成立的高峰期在1970年代、1980年代及解嚴以後，惟台北市江西同鄉會始終扮演該省各縣同鄉會之領導角色，解嚴後在其主導下，2004年全國性的同鄉會組織「中華民國江西省旅台同鄉會總會」成立，欲以此會促進台灣各區江西鄉親之聯繫。同鄉會領導人物，早期多居黨政要職，近年多具有軍、教職背景；會員年齡偏高，而江西籍年輕世代呈現在地化的現象。該會早期活動多以「救鄉復國」為訴求，重要聚會如「四二事件反共紀念日」，近年來則大多為聯誼互助、服務性質之活動，且在兩岸民間交流發揮其自主性；江西同鄉會的救助服務事，正可以彌補政府對社會關照的不足；許遜是江西人的鄉土神，透過祭祀神靈以凝聚會眾向心力；房舍租金收入是該會主要的經濟來源，因應兩岸經貿發展趨勢，同鄉會透過跨國經貿交流以增加財政來源，最能體現會館功能之繼承與創新，其功能日趨現代化。《江西文獻》是以江西人寫江西事之綜合性刊物，透過對該刊內容之探討、分析，顯見江西移民在台灣發展的軌跡，並反映其與政治、經濟、社會變遷之互動。該刊內容略可分為政論、藝文、傳紀、宗教、風土、探親等類，整體而言，以藝文類最多，其次為傳記類；隨時勢變遷內容亦有所轉變，政府開放探親及解嚴之後，新增探親類文字，風土類亦明顯增加，少數政論文章多以「和平統一」立論；該刊內容長期頗具政治色彩，近年大多刊載文學作品，且積極提供鄉親探親資訊服務；該刊藉著緬懷先人，以表彰忠義、發揚江西正氣精神，並啟迪後進，某些江西英雄人物與光榮事蹟不斷重覆被歌頌，以彰顯江西人獨特的傳統，並作為江西人的認知地圖與效法的道德典範；刊物中豐富的人物傳記、當代史料可供當代史研究之參考和素材；近年來，大陸文教各界投入甚多文稿，內容涵蓋項亦日趨多元化。在時代變遷中，「江西會館」的建築象徵江西籍人士在台發展的榮耀，亦見證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透過「萬壽宮」祭典以凝聚會眾，藉《江西文獻》以傳播鄉情，江西同鄉會致力於發揚及維護故鄉文化及適應台灣社會，同時兼具傳統與現代性社團的特徵；近年來同鄉會成員多屬年長者，年輕會員不多，而有後繼無人之虞，理、監事等已積極策劃期使組織更加活絡健全，並發揮其獨特的文化特色。
台南士紳黃欣之研究
(2006) 黃美月
論文提要本文旨在研究日治時期台南地區士紳黃欣的生涯事蹟。本文共分為七章：一、緒論。二、家世與教育歷程。三、實業活動。四、政治參與。五、推動台南地方文教。六、政治觀與社會觀。七、結論。本文首先探討黃欣祖先渡台之經緯度及來台後在台南之定居發展。研究得知清末黃家發跡於五條港商業區，祖父繼之購墾學甲田園，加上父親經營糖間，家產不斷累積，黃家成為台南地區富商。黃欣成長於日治初期，接受完整的新式教育，從就讀台南第一公學校、赴日讀中學，到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法科，可說是日治前期台灣少數具有完整新式教育的代表人物。黃欣的實業活動非常活躍，除了擴大經營祖業、投資日人企業、多元化經營各種事業、參與地方金融業外，部分事業甚至跨足中國、南洋，其社會地位也因財富累積而提升。據本研究顯示，黃欣經營實業成功主因在具有獨到眼光及良好的政商關係，其在日治前期可說是少數具有創業的積極性、冒險性、國際性之代表人物。政治參與方面，黃欣擔任台南地區各基層公職（區長、州協議員、教育委員等）並積極參與台南地區官方活動，顯示在地方的領導角色。黃欣與殖民政府的關係亦密切，擁有殖民政府授予的專賣特權及紳章殊榮、各種榮銜，其中擔任總督府評議會議員，除了是其政治生涯的高峰，並能善盡言責，表達台人的改革心聲。黃欣一向熱心提倡地方文教。地方教育方面，鑑於台南地區中學校的不足，擬創私立台陽中學，過程異常艱辛，最後因殖民政府的反對而告失敗；為匡正社會風氣，黃欣號召台南地區有志之士組織「台南共勵會」，另組「共勵義塾」以救濟失學的華僑子弟；又積極提倡傳統文化，不僅弘揚孔教，發表「孔教論」，並禮遇來台遊歷的中國碩儒；又因熱愛漢詩文，加入南社，活躍於各種活動中，並展現其詩文才華。本文最後擬透過黃欣的詩文創作，分析其對殖民政治及對社會變遷之看法，以瞭解其政治觀與社會觀。
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及其事業之研究
(2005) 王麒銘
　　本文針對官房調查課進行的事業，從組織與功能之變遷、人事任用之特色、調查人員的能力、調查成果的流通及其評價、學者專家參與調查之經緯、納卯移民地調查的時代意義等角度加以析論，期能適切理解該課的作為及日本殖民統治的特質。調查課在台灣總督府調查事業上具有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長達二十年間，調查課發行為數眾多的出版品，並透過一定的管道，受到各界歡迎及利用。為確保調查成果的品質，調查人員必須擁有良好的外語和研究能力。然而，1930年代調查課與設立之初的主旨漸行漸遠，重心轉移至台灣內部。因此，總督府重新編制官房，1939年7月新成立企畫部，正式取代調查課的職權。關於學者參與調查的實際成效，本文以菲律賓為主作一探討。調查課、外事課、台灣南方協會及台北帝大為主的學者專家，持續建構總督府對菲律賓的認識。要之，總督府設立調查課進行華南和東南亞的調查，除了掌握鄰近區域情勢演變的現實需要之外，也能傳達給日本國內及其統治地區，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
國中臺灣史教科書中的國際理解概念分析
(2010) 朱靖瑜; Chu Chin yu
本文耙梳教科文組織所公布的相關文件，具體地呈現國際理解教育的發展脈絡，並彙整其所含括的內涵，針對部編版和審定版台灣史教科書進行縱向的質性分析，瞭解歷史教學能對國際理解提供哪些助力；並透過台灣史教科書對國際理解內容呈現之差異，檢視從部編版到審定版台灣史教科書的編寫，是否更貼近國際理解教育的理念，或更加呼應全球化的趨勢。審視民國83年公布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和《認識台灣（歷史篇）》的教學目標中已指出須培養學生的世界觀和鄉土意識，但僅止於理念的宣示，目標並未具體化。九年一貫《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和社會領域的教學目標中指示應培養國家認同、國際視野及公民素養，同時提供九大能力指標，呈現跨領域、統整的特質。因此更能契合國際理解教育的理念和特質。再以國際理解知識類目檢視台灣史教科書。首先從「自我認同與多元文化理解」類目上，探討部編版和審定版在「自我民族與國家」與「對於他者的認識和理解」所呈現的差異。接著，在「全球問題」類目上，分析台灣史教科書中涉及「台灣與全球的互動和交流」、「衛生與健康問題」及「世界和平與安全問題」等面向的內容，探討部編版和審定版教科書如何延伸討論全球問題。最後，在「尊重人權與平等精神」類目上，探討部編版和審定版教科書與「人權問題」、「宗教問題」及「族群衝突」相關的內容，以建構此一類目知識上的差異。依據上述分析結果可知，審定版教科書的編寫部分較部編版簡略，但確實朝向增強本土認同、注重朝全球化的趨勢邁進；不再著重軍事、政治的歷史描述，轉而多面向地說明台灣歷史發展過程；盡量從積極的、貢獻的面向介紹其他族群，力求不將歷史中負面、敵對的形象延伸至學生的腦海中；試圖建立起全球觀瞻的、積極的、和平的、多元價值觀的歷史教育。
大林糖廠與大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1909－1996）
(2003) 江芳菁
本論文研究之目的旨在透過大林糖廠設立後的發展歷程，探究糖業與地方經濟社會變遷的關係。時間斷限為1909~1996年。以1909年為起始，主要是因新高製糖宣布在大林設立工廠，新式製糖廠正式進駐本區。而以1996年為下限，主要在於大林糖廠的關閉代表糖業在本區的消退。本論文對大林糖廠設立後的發展歷程作綜觀性的實證考察，並將重點放在探討糖廠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目的，回顧向來的研究，並介紹研究方法、論文架構和資料。第二章為大林糖廠創設之背景。首先，簡述大林地區傳統糖廍的空間分佈、組織運作及產銷方式，藉以明瞭新式糖廠設立前大林地區的糖業舊況。接著，討論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提出糖業改革政策的背景、重要措施及其影響。最後，探究改良糖廍在舊式糖廍與新式糖廠間的過渡角色，以及新式糖廠勃興後對原有製糖業所造成的衝擊。第三章為大林糖廠的設立與發展。大林糖廠的前身為新高製糖株式會社嘉義工場，日治後期合併於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光復後被台糖公司接管迄今。因此，本章的重點主要在論述此三者之間的演變過程，並深入探討各時期的發展與特色。第四章為大林糖廠與大林地區經濟發展。首先，討論新式糖廠進駐後大林地區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包括稻蔗面積的增減與耕種方式的改變，藉以觀察糖業與地方產業活動的關係。接著，針對糖廠對地方勞動力的吸取，分別就契約蔗農、製糖工人、農場工人三方面加以探究，希望能夠明瞭糖廠在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後，論述糖業鐵道的修築概況及其在地方交通運輸中的功能。第五章為大林糖廠與大林地區社會變遷。主要探討大林糖廠設立前後，地方領導階層是否有明顯的改變，並嘗試分析這些人物得以崛起的原因。其次，則論述糖廠廠區的空間配置，以及糖廠與鄰近聚落間的互動關係。第六章結論。總結大林糖廠與大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及其影響。綜觀大林糖廠的發展歷程，正好反映大林地區自日治初期以迄光復後經濟社會變遷的概況。原來僅是農產加工中心的糖廠，在殖民地特殊的產業政策下，對地方的政治事務、經濟活動及市街景觀均具有深刻的影響力。這種情況並沒有因政權的轉移而改變，甚至於光復初期更強化大林地區在嘉義平原北部的中心地位。不過，隨著糖業的沒落，糖廠在地方的重要性已逐漸減弱。
大眾史學理論與實踐研究計畫
(2012/10-2014/03) 陳登武; 陳恒安; 吳文星; 張弘毅; 陳進金; 陳俊強
台灣的歷史學門正面臨社會變遷的衝擊，造成人才培育過剩與就業困難的問題。如何思考歷史學門未來的發展？如何在傳統歷史學的訓練下，培養出可以從事「大眾史學」的人才，讓歷史學在學院中逐漸發展「應用史學」領域，創造另一種可能性，成為歷史學門的學者專家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大學歷史系發展「應用史學」，主要目的在於培養參與或成為「大眾史學」的人才，避免造成人才浪費的現象；同時提升歷史學門的社會參與度。如何透過「大眾史學」的學理探索，建構「應用史學」課程規劃的理論基礎？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目前全球「大眾史學」的發展現狀為何？有哪些值得效法或參考的作法？國內目前對於「應用史學」的課程規劃又有哪些作法？「應用史學」在「實習課程」的部分，又應該如何規劃與落實？如何建立歷史學的「產學合作」模式與機制？以上諸課題，均迫切需要進一步探索，以作為提供國內歷史學門共同思考的方向。本計畫〈大眾史學的理論與實踐研究計畫〉，正是基於以上原因而推動。希望透過本研究能建構出一個具有國際視野之當代台灣大眾史學現況樣貌，以供未來國科會歷史學門相關政策規劃、執行之參考。
從水龍到消防車——日治前期臺灣消防制度之研究（1895-1921）
(2006) 蔡秀美; Tsai Shiou-Mei
日治時期乃是臺灣近代消防制度由萌芽、成長到定制的時期，為適切掌握臺灣近代災害防救體系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是此一制度為創新的、近代的制度，對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生活和社會變遷具有重大的影響，並成為戰後臺灣消防制度發展重要的基礎，可說是值得詳加探討之重要課題。日治時期消防制度之發展可以1921年「臺灣消防組規則」之發布作為分水嶺，劃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自1895年臺灣總督府引進近代消防器具和措施起，以迄1921年「臺灣消防組規則」公布為止。此一時期，在臺日人組成的消防組和臺灣人組成的保甲壯丁團為主要的消防組織；同時，地方當局本乎日本國內經驗，陸續引進近代消防新知、技術、器具、設施等，可說是臺灣消防制度的草創期。至於後期，乃是以1921年總督府制定之「臺灣消防組規則」為根據，由臺灣總督府統一監督，各州當局再因地制宜制定適用於當地的施行細則，顯然有別於前期各地方當局各自辦理的情形。從此，臺灣消防制度與日本國內相似，正式進入所謂「官制消防組」時代。本文旨在探討日治前期臺灣消防組織、方式、知識和技術、訓練、器具和設施，以及觀念推廣之實況、特色及其演變過程，俾適切地瞭解和掌握此一新制度的時代角色和意義。臺灣近代消防制度乃是日人來臺後漸次建立和發展。對臺灣社會而言，此一制度毋庸置疑的係近代的、創新的制度，因此，無論消防組織之結成、消防訓練之實施，或消防新知之推廣、消防器具和設施之引進等，無不深受日本國內經驗的影響。明治中期以降，日本國內已確立近代消防制度，其雖仿習自西方，但舉凡組織、器具、技術、設施等在在均具有自己的特色。職是之故，日治之初，在臺日人推動消防事務時，乃根據其國內之經驗，一面成立具近代意義的消防組織，擔負撲滅火災之任務；一面籌畫具防火目的的消防設施。易言之，亦即是建立同時兼具救火與防火內涵的消防制度。透過日人積極引進和建立，以及臺灣社會之調適和容受，日治前期臺灣近代消防制度順利地發展，改變向來人人皆可擔任救火工作之傳統觀念，不僅漸次出現受過消防專業訓練而能嫻熟操作近代消防器具的救火隊伍，並透過教育、宣傳及各種具體的規範，讓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未雨綢繆的防火觀念。總而言之，透過日治前期臺灣的消防制度在臺灣社會之紮根，開啟臺灣防災救護體系之新紀元。從此，「消防組」逐漸成為專業消防組織之代稱。尤其是戰後初年接收改制之後，行政長官公署在消防警察之外設置的義勇消防隊，其性質乃是與日治前期之消防組相似；同時，各項與公共消防安全有關之法令規定實有不少可溯源自日治前期，至於日治前期之消防器具，不少至戰後仍繼續使用，自不待言，甚至迄今不少地區仍可見到日治前期所建置的消防栓。以上在在顯示日治前期消防制度具有深遠的影響。
戰後初年在台日本人留用政策初探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5-06-??) 吳文星
戰後初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之研究 (1945 ~1949)
(2005) 蘇靜華
摘要戰後初期，州廳立高等女學校一律改為省立女子中學。接收過程大多面臨校舍殘缺不全，以及同一學區內有二所以上女子中學的合併問題。師資方面，起初暫時留用日籍教師，其後就地甄選及向大陸各省徵聘教師，藉以渡過戰後青黃不接的師荒困難。課程方面，由教育處所頒定的各科教學時數表可看出，此時最大特色就是國語與國文科目，每週教學時數最多。此外，政府通電各女子中學要特別注意家事教育的訓練，充分利用日治時期所留下的家政設備。訓育學風方面，國民政府接收之後，以去日本化、中國化為前提進行學校的整編，在漠視臺灣的特殊性及強力主導三民主義式的教育制度下，中等學校校園紛見抗爭，例如臺南女中及高雄女中。戰後初期長官公署准許日治時期的家政女學校改為女子初級職校，其中臺中、曾文、新營、斗六等四所學校自1947年起先後更名，正式有家事職業學校之名稱出現，不過直至1952年家事課程標準才頒定，在無課程標準可資遵循下，部分教師根據自身經驗編輯教材。另外，有鑑於護士、助產士十分缺乏，1947年籌設省立臺北高級醫事職業學校，護理教育正式納入學校體系。當時各職業類科都有教師不足的問題，由於師範學院未有養成家事教師之計畫，過渡階段只能暫用代用教師；教育部規定高級職校教師應由大學生擔任，但當時各大學尚無護理及助產學系之設立。醫事職校的課程，由於夏德貞校長深感專業性重於職業性，除課堂知識、實習之外，尤其著重犧牲服務之精神。家事職校和醫事職校的訓育和學風都相當淳樸，女學生均能將師長的教訓謹記於心，待到日後，實踐於職場或家庭中。至於畢業生之動向，女子中學初中畢業生基本上以升學為主，選擇高中的最多，進入原校高中部就讀，為此一時期升學之主要特色。相較於初中畢業生以升學為主，絕大部分高中畢業生沒有繼續升學，但此一現象隨時間推移而有了改變。就業方面則多半擔任教職、銀行業。家事職業學校畢業生則以就業為主，從事勞動生產或者臨時雇員占多數，升學者極少。臺北醫事職校學生畢業後大多數進入公立醫療院所服務，其中以省市立醫院最多，升學者更少。
戰後初期臺灣官方出版品與黨國體制之構築（1945-1949）
(2007) 何力友; Ho-Li-You
本文擬透過與構築黨國體制有關之概念，諸如去除「日本化」暨重建「中國化」，以及灌輸黨國意識、清除共產思想等，深入剖析戰後初期宣傳品、教科書等官方出版品在臺發行時所制定之政策、特色及其流通實況，藉以觀察國府在臺文教政策之更迭及其影響。本文將當時發行之圖書分為教科用書、宣傳品、民間出版品等三部分。首先分析圖書出版政策與管理，探討官方如何制定圖書出版政策及管理民間出版之圖書，再以官方發行之中小學教科用書、宣傳品為研究範疇，探討官方如何發行上述圖書，闡明執行機關、出版模式、編印特色、流通管道等課題，並論及此一時期文教事業對臺灣社會之作用及其影響。總括而言，戰後初期臺灣各項施政皆面臨極大之考驗及轉變。本文一則檢驗行政長官公署與省政府文教施政之效能，解明官方如何將新附之地建構成理想國土，文教設施如何依其構想進行建設。二則探討國府當局如何於五年期間，將充滿日本氣息及氛圍的臺灣社會，改造為合乎其要求之中國化社會，俾有利於其黨國體制及反共事業之開展。
戰後台中縣地方派系與地方發展---以縣議會為中心(1950~1994)
(2007) 王秀如
1920年總督府宣稱實施「地方自治」，標榜採地方分權主義原則，制定州、市、街庄制度，此一制度不僅為行政區劃，並在州、市、街庄設協議會，作為諮詢機關，即所謂「準地方自治時期」。然各協議會員完全官選，議員只能對諮問案提出意見，以及附議各項預算，並無議決權、行政監察權、建議權等，協議會只不過是徒具形式的民意代表機關。州、市、街庄仍受上級監督，自主權和自治立法權非常有限，因而深具中央集權的官治主義性格。 1921年起林獻堂領導持續14年共15次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期間成立之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發行之刊物「台灣」、「台灣民報」、「台灣青年」等發揮啟迪民智之效，1927年「台灣民眾黨」成立並要求州市街庄等自治機關民選，1930年以促成台灣地方自治為職志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並向日本國會提出改革台灣地方制度建議書。日本政府於1935年頒布「台灣州制」、「台灣市制」、「台灣街庄制」等，在制度中明定州、市、街為法人，各級並設會及協議會，會員則半官選半民選產生，表示其開放的自治態度。同年，辦理第一次市會議員選舉。此時當選為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議員者在戰後多成為地方派系領袖，足以證明台中縣地方派系確實濫觴於日治時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中縣雖有行政區劃，但一般人卻常以「山線」、「海線」、「屯區」作為區分，此一區分也源自日治時期。針對台中縣地方派系分為紅黑兩派有多種說法，本文試圖將多種說法彙整，並發現仍有與日治時期相關之說法。戰後戒嚴時期，台中縣地方派系在國民黨地方派系策略下活動空間侷限在鄉鎮或縣市區域中，紅黑兩派在府會關係上亦呈現「紅黑輪治」現象，且國民黨為有效掌控地方聴任地方派系掌握地方政治與地方經濟，農會信用部、信用合作社、銀行、汽車客運公司成為派系獨占事業，而屬地方層次之首長和民意代表如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農漁會總幹事等多為地方派系領導人重要幹部。解嚴後，第三勢力楊派崛起、民進黨積極介入地方政治後，更增添台中縣地方政治之變數，而楊派因其雄厚的經濟實力，每能左右選情，對地方造成深遠影響。府會運作方式隨著民進黨介入後由「紅黑輪治」轉為「紅黑共治」的局面。由於政商環境變遷導致自第十二屆議會起次級問政團體出現，此一超派系的次級問政團體出現對於紅黑兩派而言將成為轉型的契機。由於紅黑兩派的競爭，使得議會中的討論、質詢和決議案，每集中於文教、交通及重大建設，從議事錄中發現，自第一屆議會始，派系對於此三方面建設影響頗鉅，因派系利益或個人利益導致決議案的通過與否，對地方建設而言是促進也是妨礙。在政黨輪替的時代，地方派系在選舉時仍以其慣有的動員方式影響選情，但在問政方式上卻呈現轉型的徵兆，值得研究者持續觀察與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