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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海軍赴美接艦，1942-1949
(2024) 郭家池; Kuo, Jia-Chih
1942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軍事委員會決定利用盟國資源重建在戰爭初期遭到毀滅的中國海軍。至戰爭結束前，中國兩次向英美兩國派遣人員，分別是「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及「赴英美接艦案」，這些人員成為戰後海軍重建的骨幹。由於戰後英國國力的衰落，致使美國成為中華民國重建海軍的主要援助國，因此本文便以赴美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　　「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由軍事委員會主導，旨在召集分散各地的海軍人才，選出一百名軍官送往英、美兩國接受訓練。透過該案，軍委會成功建立派遣海軍人員出國的程序。「赴美接艦案」便是在「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建立的程序與標準下進行。1943年軍委會向美國提出「借艦參戰」的構想，在經過交涉後，儘管雙方對接艦案想法有所落差，仍達成由美國借艦中國的共識。1944年軍委會成立海軍選派委員會，利用參戰見習暨造船案建立的標準，挑選出70名軍官與1000名士兵，前往美國接艦。赴美人員的特殊性在於有近半人員係知識青年，這些知識青年來自全國各地，有著不同的出身與參軍動機，透過他們留下的紀錄，可以窺見基層士兵如何看待戰爭、及他們在美國的訓練與生活。赴美人員在美國完成訓練，並贏得美國人的好感，隨著戰爭的結束，美國決定將借給中國的「八艦」正式轉讓給中國，而赴美人員的第一個任務，便是駕駛八艦宣慰美洲的僑胞，重建中國的形象與國際地位。　　當人員回到中國時，由於國府要求知識青年終身參軍，加上內戰的爆發，致使一部分人逃離軍隊。留在軍隊的人員，少部分進入海軍官校，並不幸被捲入海軍白色恐怖；其餘人員則分散在各部隊。透過美國贈予的八艦，中華民國海軍得以完成南海的探勘，為今日的南海局勢奠立基礎。隨著國府在內戰中的潰敗，八艦之一的太康艦護衛蔣介石來台，此後兩岸分治，中國海軍史進入新的階段。
包瑞德與美國對華關係，1944-1952
(2022) 梁智傑; Liang, Chih-Chieh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衝突也日益激烈，進而導致「國共內戰」全面爆發。這場戰爭最終以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至台灣告終。為應對中國的新局勢，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強調美國政府無須為中華民國戰敗而負責。1950年1月，美國更宣布不在軍事援助中華民國，直到6月韓戰爆發後才改變政策。有關這一段時期的中美關係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對親歷此一決策過程的中下級軍官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包瑞德上校1892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1917年入伍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24年被派駐至中國擔任北京公使館助理武官以學習中文，曾見證許多民國時期的重大事件，並與史迪威將軍以及馬歇爾將軍結為好友。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會戰」，國軍全面潰敗。為探討與共軍合作的可行性，由中緬印戰區組成「美軍觀察組」，亦稱「迪克西使團」，在史迪威的推薦下由包瑞德出任第一任團長。在延安期間，包瑞德主要任務為蒐集中國共產黨軍事情報。除此之外，他曾與中共領導人如毛澤東等人接觸，軍旅生涯達到頂峰。然而，這一段經歷也讓包瑞德失去晉升將領的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瑞德繼續在中國擔任助理武官，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立。1950年2月，包瑞德離開北平，被奉派至台灣擔任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武官。然而因為在延安的經歷，使得不受中華民國政府的信任。包瑞德退伍後曾希望定居北平，卻因在1951年被指控涉嫌暗殺毛澤東被中共所通緝。後來他希望居住在台北，卻因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對，最終只能回到美國，終其一生未能再次踏足中國和台灣。包瑞德是一名效忠於美國的軍官，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然而他長期在中國服役，並熱愛中國的文化與人民，中國已成為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太平洋戰爭時期國民黨中宣部對美宣傳網絡與活動
(2023) 楊鈞量; Yang, Chun-Liang
中國對日抗戰期間，國民黨在訓政體制下以黨領政，由中宣部全權負責對美宣傳工作。蔣中正透過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與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建構橫跨太平洋兩岸，包含黨政職員與民間人士，中美共同參與之宣傳網絡。該網絡中不僅有中宣部領軍之國際廣播電臺與中央通訊社等單位，更在美國由中宣部駐美代表夏晉麟與于斌、林語堂等人合作，發行《戰時中國》雜誌，精心建構對美宣傳網絡。中宣部再以畢範宇、畢範理、亨利．魯斯為中介，接洽美國《時代》媒體集團與聯合援華會為中國造勢。中宣部對美宣傳模式，最初頗見成效，但到太平洋戰爭後期，先後遇上美國記者白修德採訪河南大饑荒、中外記者團參訪延安中共根據地等事件，他們的負面報導，戳破國民政府刻意宣傳的良好形象，亦顯示中宣部宣傳工作的失效。國民政府試圖透過對美宣傳網絡，傳達其在抗戰建國過程中的軍事戰績與民主成就，在美國輿論中渲染一幅美好的中國形象，進而由下而上影響美國政府之決策。隨著珍珠港事件後中美兩國成為盟友，中宣部對美宣傳工作之目標從拉攏美國對日作戰，轉而推動美軍採納以亞洲戰場優先於歐洲之戰略，並爭取更多的援華軍事與經濟資源。太平洋戰爭初期，中宣部成功透過在美之宣傳活動，動員美國記者、媒體與民間團體，對美國政府形成輿論壓力以推動利於中國之法案。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國民政府卻因為內政外交之失措、軍事與經濟上的挫折、宣傳與實際之間的落差，相繼失去美國軍方、政府與民間的信賴與支持。
「李─阿思本艦隊」案新探
(2021) 尹傳順; Yin, Chuan-Shun
「李─阿思本艦隊」案是一件在1861年至1863年之間，大清中央政府藉由李泰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和赫德──署大清海關總稅務司──向聯合王國政府購買艦隊的案件。「李─阿思本艦隊」案是大清中央政府「自強運動」的開端，目的是攻打太平天國和鎮壓海盜行為。然而，它因為一些像是費用和「李─阿思本艦隊」應置於何種位置的理由而失敗；最終，「李─阿思本艦隊」被遣散了。在這案件當中，赫德自願地幫助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秘密地「對付」李泰國，然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使赫德取代李泰國成為大清海關總稅務司。本研究是探討「李─阿思本艦隊」的前因後果。過去的研究對赫德與李泰國的關係──特別是在「李─阿思本艦隊」案──並未被充分討論，亦未能對「李─阿思本艦隊」的購買、談判、合約簽訂、遣散與拍賣，有深入且多方面的史料，進而留下一些未解決的疑問。本研究主要在一手史料的基礎上重新探討此案，並試圖與1972年葛松(Jacob J. Gerson)出版的《李與中英關係》對話、延續和擴展其中的觀點。本研究所運用的史料包括大清、聯合王國和合眾國的檔案，以及私人日記和信件。此外，本研究不但使用了「天朝」觀和「歐洲中心觀」，還使用了赫德和李泰國的觀點來研究「李─阿思本艦隊」案。以上緣由即是為何本文命名為「新探」。
瘧疾治理與太平洋戰爭：美、日、中跨國視域下的疾病、資源與環境控制
(2024) 朱婷婷; Chu, Ting-Ting
本論文探討瘧疾治理、環境與資源之間的關係，以太平洋戰爭的戰場瘧疾問題為中心，比較美國、日本、中國如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地緣政治變動所致之不同的資源條件下，參照各自戰前的瘧疾治理經驗以對抗戰場上軍隊的瘧疾流行問題，及三國不同的戰場瘧疾治理成效又如何影響了各自的軍事能力和戰爭走向。本文將指出，各國不同的社會、政治情況及經濟發展思維，形塑出分別著眼於瘧蚊和帶原者之戰前瘧疾治理模式，不同的瘧疾治理模式又引導出不同的治理資源需求；各國的瘧疾治理模式及其資源需求，則影響了各國對戰場瘧疾流行問題的應變能力。筆者將嘗試論證，在奎寧和當時的合成抗瘧藥均無法預防和完整治療瘧疾的前提下，美國發展出藉環境改造來控制瘧蚊密度以降低瘧疾傳播率的治理模式，此為美國能夠在戰爭爆發、奎寧供應被日本切斷和其他抗瘧藥物供應無法保證的情況下，仍可以憑藉過去環境（瘧蚊）控制經驗來扼止軍隊內瘧疾感染情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美軍制度化的瘧疾防治有效支持前述治理模式，使之得以發揮效力，從而讓美軍能夠恢復和維持戰力。相較於美國，日本治理殖民地臺灣瘧疾問題的經驗，使之發展出偏重以帶原群體為中心的瘧疾治理模式，即高度依賴奎寧投藥來抑制瘧疾流行。儘管日本未完全偏廢環境（瘧蚊）控制，但因此未能發展出符合日本資源需求且制度化的環境治理實踐模式，而持續在戰場軍隊瘧疾問題上高度依賴奎寧，一旦戰場奎寧供應不足和奎寧本身的限制，加上軍隊的責任體系無法支持此一治理模式的有效運作，日軍內的瘧疾傳染便廣泛蔓延，從而極大程度地削弱日軍的體力和戰力。中國方面，儘管太平戰爭爆發前後已有來自國際、美國方面的瘧疾治理合作和援助，但中國政府和軍隊醫療體系長期失能，因此戰前中國未能累積出足夠的瘧疾治理實踐經驗，而軍隊疾病治理體制於戰爭期間持續失能，也使得國際援助和中國軍隊自身均無力矯正軍隊內部嚴重、深刻的瘧疾傳播問題。至緬甸與盟友共同作戰的中國遠征軍則因處於美軍瘧疾治理體制之下，而得以改善含瘧疾在內之各項疾病的問題，進而在軍事上取得重要成果。
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引進與早期發展，1909-1926
(2021) 王冠中; Wang, Kuan-Chung
過去討論中國的童子軍運動時，人們往往只記得其在國民黨掌控下，成為黨國體制控制、訓育青少年的一種手段。然而，這並非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發展的全貌，童子軍運動自1910年代初通過威海衛租界中英國教育人士的引介，首次踏上中國土地後，其發展其實經歷了多個不同的階段。透過研究童子軍運動在1909年至1926年間的發展，本文希望重新描繪童子軍運動在進入黨國體制時期前的多元面貌。最初，外籍教育工作者首先將童子軍帶入租界，在租界建立起以外僑為主的童子軍團體，其後嚴家麟與康普藉由外僑童子軍的協助，陸續建立起屬於中國人的童子軍。透過建立科層化的童子軍組織，康普所組織的中華童子偵探會曾嘗試主導中國童子軍運動的發展，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到童子軍，不僅童子軍團開始在許多地方出現，完全由中國人組成的童子軍組織也陸續成立。此後，中外童子軍界人士對於童子軍運動主導權的競爭也隨之出現，最終外籍人士逐漸被邊緣化，江蘇省童子軍成為此一時期中國童子軍運動中的中流砥柱。在這個競爭、發展的過程中，中國逐漸發展出具有部分地方特色的規範與訓練內容，代表著童子軍運動在中國的第一次在地化。而且，由於中央政府尚未大力介入，童子軍在此一時期尚能保有高度的自主性，地方多能以其需要自行調整訓練內容，同時也能大致遵循童子軍原初的目標。1924年中國童子軍參與第二次萬國童子軍大會，標誌著早期童子軍發展的巔峰，是此一階段的重要里程碑，不僅反映出江蘇地區童子軍活動的發達，也象徵長期封閉的中國童子軍運動走上國際舞台，拉近中國與國際童子軍發展潮流的距離。代表團成員不僅帶回了寶貴的個人經驗，亦將萬國童子軍大會的決議案帶回中國，通過童子軍組織或報章雜誌向國內的童子軍傳達當時國際童子軍的發展方向，並開始推動組織羅浮童子軍與加強教練員訓練等項目，使中國的童子軍運動重新跟上世界的腳步。本文希望還原了一個具有高度自主性與多元化的童子軍發展時期，呈現早期童子軍活動在中國租界和各地發展的多元樣貌；全然不同於1920年代後期以後國民黨逐漸將童子軍運動納入黨國教育體制，成為政治化活動和趨向軍事化精神的童子軍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羊毛貿易的變化與轉折（1914-1925）
(2024) 劉峰秀; Liu, Feng-Hsiu
西北中國灌溉工程與中外技術合作：涇惠渠與民生渠（1922-1942）
(2024) 廖之睿; Liao, Chih-Jui
本文討論跨國組織與中國合作推動的現代化建設，並以陝西省涇惠渠與綏遠省民生渠為個案。兩起工程的特殊性在於，其先後歷經著名跨國組織華洋義賑會與國際聯盟的參與，並由中國首屈一指的水利工程師李儀祉（1883-1938）、塔德（Oliver J. Todd, 1880-1973）與安立森（Sigurd A. Eliassen, 1884-1960）等中外專家主持。在外籍專家與本土工程師合力投入下，兩工程被視為當時中國現代灌溉工程的模範，更是1930年代國民政府推動的開發西北計畫中，少數付諸實踐的個案。本文使用全國經濟委員會與國際聯盟的檔案，及華洋義賑會與西北在地報刊等各種中外史料，強調跨國組織和中外工程師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聚焦於中外水利技術合作、西北水利建設與在華跨國工程組織等研究面相，討論1930年代的社會因素變化，如何使陝西與綏遠兩省的水利發展，藉現代技術之力突破瓶頸，以及工程過程中的合作、挑戰與成果。此外兩工程涉及華洋義賑會與國際聯盟，兩個跨國組織參與的特色，更使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因工程專業，與利益考量產生摩擦。本文透過涇惠渠與民生渠個案，呈現1930年代中國現代建設要點之一的開發西北，並非全然歸功於國民政府，以及中外工程師、國際組織與地方勢力的合作，在開發西北水利過程中的重要影響。
近代中國標準化的推動——英美工程師組織與中國本土的跨國網絡，1901-194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21-12-??) 吳翎君; Ｗu, Lin-chun
「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為歐洲第二波工業革命以後的產物，奠基於標準化零件可相互轉換的便利性，使得近代工廠得以操作大量生產方式，其結果改變了近代生產方式和工業化社會的基本特徵，並影響及於國際經貿活動的內容和全球跨國技術的移轉。本文探討具有現代工程和科學化意義的標準化概念，在二十世紀初期如何通過英、美工程師組織和中國本土的跨國網絡在中國的引介、傳遞和推動，以呈現此一具有全球意義的標準化過程及其效應在中國的發展途徑和圖象。過去的研究鮮少注意到標準化在中國的傳播、跨國工程界的網絡和國家治理的聯繫作用，本文希望填補此一缺漏。　　二十世紀初，由英國工程師所主導的「上海工程會」（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最早在上海租界倡議「標準化」。一戰後，由中美兩國工程師組成的「中美工程師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與北京政府交通部的合作，初步施行於鐵路標準化等基礎建設。到了1930年代中國本身的工程師專家逐漸茁壯，知識輿論界也吹動一股標準化的風潮；中國本土工程師被延攬進入南京國民政府體制，一批技術官僚從理論和實務，共同推動工業標準化的進程。從一戰初期到 1930 年代，美國標準化經驗對中國有主導影響；日後隨著中國抗戰情勢的演變，推動標準化所涉及的意識形態傾向和國家方針也產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