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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5-06-??) 呂春盛
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06-01) 呂春盛
中國中古時期的南方疾病與地理想像
(2018) 莊蕙綺; Chuang, Hui-Chi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人生中必經的過程。在不同的文化中，對於生老病死的詮釋皆有不同。本文鎖定中國中古時期的南方風土病，從疾病史與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出發，探討疾病概念的形成與社會間的互動關係。本文除序論與結論外共計五章，由於中國中古時期是由魏晉南北朝與隋唐時期共同組成，因此本文先從先秦兩漢的陰陽五行學說，在其發展過程中，透過五方和九宮說建構出術數性的地理論述，從中形成的南方卑濕致病觀，成為中國中古時期南方風土病的理論基礎，與從文化觀點說明南北地理分界的依據。到了魏晉南北朝時，隨著南方地理觀念的形成，南方風土病的概念也漸次發展。從兩者的互動關係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中古時期社會的醫籍，在繼承《黃帝內經》疾病地理觀，以南方暑濕致病觀做為南方疾病地理論的主調，但在《黃帝內經》中所指涉的南方疾病，並未出現瘴氣、射工等後世所述的南方風土病。有關本文所討論的瘴氣、射工、沙蝨、水毒等，以東晉葛洪首開系統性論述，在經過南朝陳延之《小品方》所繼承後，至隋唐醫籍所繼承，本文另舉癭病做為南方風土病的對照，在關於癭病的論述中，強調北方非漢族群患者與漢人的症狀差異，但此一論述在隋唐時期已不復見，顯示中國中古時期社會將疾病作為區分中原漢人和其他地區族群的依據。到了隋唐時期，南北統一，但對於北方世族與統治階層而言，對於南北分界以秦嶺長江為主，因對南方這一新收服的領土瞭解不深，加上南方非漢族群時有叛亂，自然而然成為統治者眼中的「不文明之地」。為了強化這些非漢族群聚集地區的危險性與神秘性，南方風土病成為形容這些地區的主要象徵。伴隨著人口南移帶來南北文化交流，但因北人佔據統治階層與文化資源的情況下，使南方士人競相仿效北人，對於南方的論述仍延續北方學術傳統，以「中原上國」對比「南土」。由於上述理由，南方成為帝國之中的特殊地區，反映在政治設計、軍事活動、銓敘制度上。均對南方有所調整，而在文人眼中，南方也成為處處危機的險地，充斥著奪人性命的各色疾病。這種印象並未隨著南方的開發而改變，反而進一步強化，成為社會集體意識的成果。本文試圖透過從南方風土病在中國中古時期的的發展過程和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探討中國中古時期南方風土病的形成背景；以及對於中國中古時期社會的南方地理論述產生什麼影響。首先從文獻中找出關於五方地理及南方地理論述的發展脈絡，其次是從瘴癘與南方風土病印象出發，探討南北文人對於南方地理的論述是否有所差異。第三，試圖剖析南方風土病概念形成之後對於整體社會如何看待南方，最後考察南方風土病如何促使中國中古時期的社會衍生出的各項因應之道。
兩晉南朝的「蠻族」及其概念的演變
(2003/08-2004/07) 呂春盛
北魏前期解散部落研究
(2024) 陳洧宇; Chen, Wei-Yu
西元311年，在西晉王朝遭遇永嘉之禍後，中原地區陷入一片戰亂之中。游牧民族紛紛於中原地區成立政權，匈奴之漢趙、羯族之後趙、鮮卑之前燕、氐族之前秦、羌族之後秦等政權相繼更迭，最終由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結束了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分裂局面。谷川道雄認為北魏與前述游牧民族政權最大的差異，在於北魏道武帝於政權草創時便斷然實行解散部落，將部落民編戶齊民化，使其直接受到北魏政權管理，進一步強化北魏中央集權的性質。解散部落為北魏前期之重要政策，但史書中直接提及此政策的記載僅有《魏書・官氏志》、《魏書・賀訥傳》以及《魏書・高車傳》三條史料，史料的稀少也使得史家間對於解散部落此一制度的實施時間、實行對象及範圍、解散部落後之部落狀態等議題的看法上有諸多歧異。此外，政策的實行多有與其配合實行的相關措施，北魏解散部落亦如是，而從這些相關措施中也可以發現其借鑒過往中原王朝或游牧民族傳統的民族政策。本文嘗試從北魏解散部落的起源，北魏前期的徙民措施與解散部落，以及北魏前期地方行政制度與解散部落的關係三個面向，探討北魏前期解散部落的實行情況，並分析北魏王朝與各族、各地區部落民之間的權力關係。
南朝境內外國商人之活動與其移民聚落
(2024) 莊雯樺; Chuang, Wen-Hua
本文主要針對南朝境內的外國商人活動，以及外國移民聚落等議題進行探討。史籍中可見來自四方的外國商人在南朝各地進行商貿活動。以外國商人輸入之舶來品而言，沿海的交州、廣州大多流入來自南亞、東南亞的商品，內陸的益州大多流入來自波斯、西域一帶的商品，這些商品再透過南朝的水道流通至長江中游的荊州以及下游的揚州一帶。以外國移民而言，其類型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外國商人因經商於南朝定居；二是外國僧人因傳教於南朝長居；三則是因戰亂而移居至南方的外國移民及其後代。透過對於西域何氏家族、康居康氏家族，以及月支後裔支氏家族進行探討，可大致推估南朝外國移民聚落的發展情形。而外國族群與南朝境內不同群體（皇室、官員、僧人、一般民眾）也具有互動關係。另外，外國商人的商貿活動受到南朝政府頒布之政策影響。南朝政府對待外國移民的態度，或許將其視為「非編戶」對待，透過南北朝政權對於外國族群政策之比較，可見南北朝政權在對待外國族群政策上各有不同方針。過去研究經常強調南朝保持所謂的「漢文化」以及「中國傳統」，然而透過南朝境內外國族群對於南朝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可知南朝的社會經濟以及藝術文化亦會受到外國族群之影響，而具有多元色彩。
南朝梁政權的權力結構演變
(2008/08-2009/07) 呂春盛
筆者以往曾致力於研究北朝後期東魏．北齊政權、西魏．北周政權，以及南朝後期的陳政權。基本上都從權力結構演變的視角，分析這些政權的興亡，結果也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已陸續出版三本專書：《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近幾年筆者的研究重心轉向考察東晉南朝的土著族群，亦發表了數篇論文，對此一主題可暫告一段落。本研究計畫則是再回到筆者較擅長的政治史研究，仍以權力結構演變的視角出發，往上追溯研究南朝梁政權，希望以舊有的研究經驗，延伸開創新的研究領域，對中國魏晉南北朝進行有系統的政治史研究。一般認為，南朝梁代是東晉南朝最鼎盛的時代，也是所謂貴族制最發達的時代，但在梁末侯景之亂（548-552）後，梁政權土崩瓦解，南朝的全盛一去不回，南朝貴族制也走向下陂。這一段歷史，可說是東晉南朝.史上最富戲劇性的時期，同時東晉南朝.史的特質深藏其中，對這一時期做深入之研究，乃是解開東晉南朝.史特質的不二法門。而這一時代的靈魂人物，無疑的是梁武帝。梁武帝蕭衍（464-549），是中國.史上很奇特又富爭議性的皇帝。他一手打天下創建梁朝，.又在自己手裡喪失天下。他當政期間，先以儒術治國，後以佛法治國，使江南社會保持了較長時期的穩定，為經濟、文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成為東晉南朝歷史上的鼎盛時代。然而，梁武帝晚年爆發侯景之亂，一夕之間，天下動盪，梁武帝也落得喪身亡國的下場。南朝梁政權的興亡，確是一段戲劇張力十足的.史，.來頗受史家的注目，相關論述或研究也已十分可觀。關於梁政權的創建，近來學者已不單純從王朝更替的角度視之，而多從南朝門閥社會之下次等士族階層崛起的角度，或雍州地域社會的發展與晚渡北人的興起等角度重做論述。關於梁政權的滅亡，近代學者有的從梁武帝過度佞佛，有的從南朝貨幣經濟的危機入手，提出種種論述，基本上已使這段歷史的研究更有深度與廣度。本研究則試圖另闢蹊徑，從權力結構演變的角度出發，全面剖析梁政權創建的社會勢力以論述梁政權的政權基礎；從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9）的諸項改革，論述梁政權的權力結構演變；從梁武帝的宗王與方.政策，論述梁末權力結構的弱點，待侯景亂起，梁氏宗室諸王觀望不前、自相殘殺，以致於梁滅亡。
「吳人」與「南人」：六朝時期地域意識轉變之考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21-12-??) 呂春盛; Leu, Chuen-sheng
春秋時代與西漢初年，江南有吳國，史籍稱當地之人為「吳人」。兩漢時期江南設有吳郡、吳縣，「吳人」即吳郡或吳縣之人。漢末孫吳割據江南之後，「吳人」才穩定的成為南方人之代稱。西晉滅吳之後，仍沿稱「吳人」，又稱「南人」。東晉時期流寓江左之僑人當政，史籍仍常見有「吳人」與「南人」之語，一般認為兩者可相互用，直到南朝。不過瀏覽史文，另有足堪玩味之處。東晉政權成立之後，帶有國族意識的「吳人」用語，卻形同禁忌而遽減，代之以一般地域意識的「南人」。南朝之後，「吳人」與「南人」的概念又有新的發展。到南北朝後期，「吳」卻又清楚牢固地成為南方的意象，隋唐之後的詩文仍常見「吳兒」為南方人的代稱。以上這些人群稱呼的變化，背後皆隱含著極其複雜的政治社會情境。然而，已往學界對於這些變動的研究尚多不足。本文全面蒐集史籍之「吳人」、「南人」用語，考察這些用語背後之地域意識，並探討六朝時期這些地域意識的轉變，及其背後隱含的歷史意義。
地方史的建立、延續與運用──以漢唐間的《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為中心──
(2006) 王萬雋
本論文欲對中國早期地方史進行考察，尤其以漢唐之間《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為對象進行研究。透過此二書了解在漢唐間，地方史的建立、流傳與運用等歷史過程，而非僅是從事文獻的考察而已。中國地方史記載內容雖侷限於地方，但就其史觀、歷史的記述方式都受到中原史書的影響。只不過相對於作為邊疆角色的吳、越兩國，在《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之中則有其主體性的存在，歷史的過程也較為複雜、完整，且也突顯吳、越兩國的歷史人物。可說接受了中原強勢文化，卻也同時豎立當地文化。此外，《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在魏晉以後極被看重，《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提供了許多詳細吳越古史的歷史內容和地理典故，成為史注家重要的參考資料，也連帶使得兩書廣為流傳，甚至成為後代學者模仿的體例。至於兩書在魏晉以後不再創作，而發展出新的地方志體例的現象，本文以為其中的原因可能在於江南政權的演變，以僑人所代表的華北中原歷史為尚，不再強調吳越地方光榮的過去；另一個原因在於豪族社會的發展，他們所企求的是更近於他們社會型態的史學作品。就《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亦可觀察觀察吳越史學的轉變，其有四個特點：（1）史學的舊傳統的建立與新史學的產生；（2）史學的地域性到全國性；（3）史學的階層性變化；（4）史學異族性的淡化。
大明土斷與劉宋地域政治
(2021) 陳志傑; Chan, Chi-Kit
東晉南朝實行十次土斷，學界多視其為解決流民戶籍和地方行政區域的重要政策，但卻鮮少注意南朝土斷的變化。本文試圖透過大明土斷，以期重新檢視南朝土斷的實態。宋孝武帝即位後，面對內憂外患的困境，採取「攘外必先安內」方針，先解決中央皇權的內部隱患，才能對外與北方政權抗衡。而大明土斷亦於此一政治背景下應運而生。從宋孝武帝初期軍事權力剖析，可見中央軍事力量過度依賴雍州地域，宋孝武帝遂與青徐力量合作，藉大明土斷共同牽制雍州地域。但大明土斷失敗也反映中央暫時沒有足夠能力控制地方，突顯南朝「主威獨運」的中央集權政策及其限度。通過大明土斷與東晉土斷比較研究，可以看到南朝土斷政策在功能上出現轉向，從過去東晉土斷政策以「經濟為主，政治為輔」的傾向，逐漸轉變為南朝土斷政策以「政治目標為主，經濟為輔」的形態。
孫恩盧循之亂與東晉政局
(2017) 陳則中
東晉王朝的政治型態在中國歷史上十分特殊，不同其他朝代的君主獨裁，而是皇帝與士族共治的門閥政治。這樣特別的政治形態只存在於東晉，到了劉宋時期又逐漸恢復成皇權獨大的狀態。而在晉宋之際會有如此轉變的一個原因即是孫恩盧循之亂的爆發。孫恩盧循之亂的導火線是司馬氏皇室的內鬥以及司馬氏與門閥士族間的鬥爭，由於東晉內部長期以來累積的各種矛盾衝突都藉由此次衝突一舉爆發，使得這場動亂迅速擴大，戰火波及大半的國土，東晉王朝甚至差點滅亡。這場動亂由領導者的不同，可大略分為孫恩時期與盧循時期，兩人的戰略目標跟領導風格都差異極大，也有不同發展。兩人都曾有取代東晉的機會，但最後皆因其戰略失誤而滅亡。孫恩盧循之亂造成了東晉政治型態的急速改變，它嚴重打擊了門閥士族的勢力，也暴露出了門閥士族腐無能的一面。另一方面，因為門閥士族的無能，東晉朝廷為了平亂，不得不倚重具有軍事實力的寒門武將，因此給予了寒門武將崛起的機會。寒門武將中的劉裕成為了最大的得利者，他藉此機會，成為當時朝廷中最有實力的人物，奠定了開創劉宋王朝的基礎。孫恩盧循之亂顯示的另一個現象是江南社會對於東晉朝廷的冷漠與不滿。長期在政治上處於弱勢的吳姓大族，也企圖藉此叛亂，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雖然這次動亂以失敗告終，但是有些吳姓大族化危機為轉機，掌握了時代改變的趨勢，在劉宋一朝達到了家族發展的巔峰。
「寒人掌機要」的實情與南朝政治的特質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0-12-??) 呂春盛
自清代趙翼論〈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以來，南朝君主以寒人當權之說，幾乎已成學界定論；近人田餘慶則更進一步，認為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時期，至南朝即回歸「皇權政治」。本文基於南朝寒人得以在中央掌機要多因任職中書舍人，故從史傳所見任中書舍人之職者入手，重新檢視南朝「寒人掌機要」的實情，認為前述諸說皆有商榷之餘地。本文認為南朝時期並非任中書舍人者就必然能掌大權，而南朝只在少數、特定時期才有中書舍人本份以外的「掌機要」情形，至於中書舍人權勢達到專制朝權的情形，在南朝四代170 年間（420-589），合計約只有二、三十年，因此南朝以中書舍人「掌機要」的現象不宜過度地誇大，「寒人掌機要」在整個南朝史中只是個別、短暫的現象，以往以「寒人掌機要」來理解南朝的政治史並不精確。南朝的政治史確實與東晉有所不同，但未必如田餘慶簡單地說是由門閥政治回歸到皇權政治，南朝政治是以寒門出身的軍閥皇帝結合門閥士族的共治局面為常態，而非門閥士族完全被寒人架空的寒人政治，南朝時期皇帝重拾政治上的主導地位，門閥士族退居輔佐，但彼此間仍隱含有「共天下」的意味，只是和東晉時期皇帝與士族的「共天下」相比，「主客易位」而已。
「寒人掌機要」的實情與南朝政治的特質--以中書舍人為中心之考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12-01) 呂春盛
自清代趙翼論〈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以來，南朝君主以寒人當權之說，幾乎已成學界定論；近人田餘慶則更進一步，認為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時期，至南朝即回歸「皇權政治」。本文基於南朝寒人得以在中央掌機要多因任職中書舍人，故從史傳所見任中書舍人之職者入手，重新檢視南朝「寒人掌機要」的實情，認為前述諸說皆有商榷之餘地。本文認為南朝時期並非任中書舍人者就必然能掌大權，而南朝只在少數、特定時期才有中書舍人本份以外的「掌機要」情形，至於中書舍人權勢達到專制朝權的情形，在南朝四代170 年間（420-589），合計約只有二、三十年，因此南朝以中書舍人「掌機要」的現象不宜過度地誇大，「寒人掌機要」在整個南朝史中只是個別、短暫的現象，以往以「寒人掌機要」來理解南朝的政治史並不精確。南朝的政治史確實與東晉有所不同，但未必如田餘慶簡單地說是由門閥政治回歸到皇權政治，南朝政治是以寒門出身的軍閥皇帝結合門閥士族的共治局面為常態，而非門閥士族完全被寒人架空的寒人政治，南朝時期皇帝重拾政治上的主導地位，門閥士族退居輔佐，但彼此間仍隱含有「共天下」的意味，只是和東晉時期皇帝與士族的「共天下」相比，「主客易位」而已。
從君臣關係看南齊的政局演變
(2013) 周昇鋒
關於南齊政局的討論，學界目前缺乏全面而詳實的論著。是故本論文遂將以南齊一朝的政局演變作為研究課題，並特別關注於歷任皇帝與統治集團內各色人物的相互關係，以期能彌補學界關於此時政局演變研究之不足。本論文除緒論、結論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為「南齊功臣集團與齊初的君臣關係」。本章之要旨，著重在蕭道成於朝中私人人際網絡的形成與擴張之於建國前後所起的作用。在建國之前，蕭道成於官場勢力的厚植主要以軍府作為媒介，結交來自各階層的人物，其中又以地方豪族子弟與寒門武將為大宗；建國之後，南齊的君臣關係能維持穩固，重點在於蕭道成能既能與原功臣成員關係維持篤睦，又願與未參與建齊之高門士族寬待並主動交結，以維持君臣間合作關係。換言之，蕭道成於朝中的私人人際網絡，為南齊政權的基礎。以此形式立國，則後繼者能否繼承或另闢於朝中的私人人際網絡，將至關重大。也或許蕭道成慮及此點，因此在異姓大臣之外，又大量引進宗室成員入政，以期能再以血緣紐帶穩固政權。第二章為「永明時期的君臣關係－以中前期（482－489年）發展為中心」。本章主要是針對齊武帝永明時期的君臣關係作討論，說明齊武帝在攏絡、委任當時的勛貴、高門士族，並致力與宗王維持和平之餘，又如何漸次分化這些大臣的權限，以方便自己權力上的運使。另外，關於此時寒人「倖臣」在政治上的實際地位，本文則認為他們充其量只是齊武帝的私屬、伸張勢力的工具，多數不受武帝所禮遇，可任意被汰換，在官場上也未得到高門士族的尊重，因此絕不能認為他們這時已蔚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地位能與高門士族、重要勛貴等平起平坐。第三章為「文惠太子、鬱林王與永明末、隆昌時期的政治發展」。蕭長懋為齊武帝長子，於齊武帝即位之初便被立為太子，後世稱文惠太子。他在永明後期已能對朝中政務的決策具有影響力，並為武帝實際分擔若干政務。不過由於文惠太子早於齊武帝逝世，所以最後繼承南齊皇位者，為文惠太子長子鬱林王蕭昭業。他在位未久，便為蕭鸞為首的大臣所弒殺。此事之後，南齊皇位流入疏族蕭鸞手中，對國運影響甚鉅。然關於鬱林王之所以失位的討論，目前並無全面且深入的探討，因此本章即欲以此作為欲攻堅的議題，並認為與其以鬱林王個人品行之乖戾來理解他的失敗，不如將這段歷史理解成他在權力角逐上難敵輔政大臣蕭鸞的經過。其中他除了周遭近臣之外，缺乏其他朝中勢力援引，且為其所欲親的禁衛武官蕭諶、蕭坦之、沈文季轉向支持蕭鸞，是他最終不敵蕭鸞的關鍵所在。若仔細探察他不得近臣外朝中勢力支持的關鍵，則又與南齊宗王出鎮制度在此時的失能，及他即位前少與大臣建立私人主從關係、踐祚後又在於治事、馭臣的方法上有明顯不夠成熟之處有所關聯。第四章為「齊明帝、東昏侯與南齊末年的政治衝突」。齊明帝蕭鸞由於以皇室疏族身分繼統之後，政治衝突層出不窮。先是在齊明帝建武時期，明帝屢屢殺害高、武子孫與蕭諶、王晏等大臣，又逼使開國元老王敬則造反；而後明帝將皇位傳給其子東昏侯蕭寶卷，其在位期間君臣關係更為惡化，中央朝官與方鎮叛變不已，最後東昏侯便在嚴重的君臣對立之中遭大臣殺害，並造成了南齊的滅亡。關於東昏侯的歷史地位，評論者常以「昏主」視之。然而事實上東昏侯之失政，主因並不在他「四出游走」或是「驕奢」所造成的民心背離，而是他與將相大臣間的相互爭權或互不信任所引發的一波又一波之衝突所致。因此如果不以東昏侯個人的「敗德」當作其失政之所在，而以其何以無法與既有官僚體系共治共存作為理解此事的方法，應當較能有效釐清這段歷史發展的脈絡。若就以東昏侯個人的因素加以討論，其性格「重澀少言」，以及在待臣之道有不成熟之處自然是此時君臣關係不諧的原因之一。然而若從東昏侯於踐祚前缺乏出鎮經驗，使他在即位後於不管在朝中或方鎮皆缺乏故吏勢力可委任的角度觀之，則可知其於即位之初私人主從關係基礎的薄弱，亦應作為理解其先天上不利統合群臣的背景條件。另外，被東昏侯委以重任之「群小」與外朝權要難以共容，以及部分作為東昏侯內外親屬的大臣因個人算計而衍生出的權力衝突，也都是造成此時君臣間難以和平共事的關鍵所在。
族群關係與孫吳政權的成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9-06-??) 呂春盛; Leu, Chuen-sheng
孫吳政權由富春豪強孫堅發跡，孫堅子孫策創建，再由孫策弟孫權確立。孫吳為六朝政權之首，魏晉南北朝南方政權之始，其特殊的歷史地位，不言可喻。學界關於孫吳政權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孫吳政權的性格，以及孫吳政權內部各派系的權力關係，鮮少從族群關係演變的角度來探討孫吳政權的成立問題。本文即試圖沿著孫氏勢力在江南的發展歷程，分析孫氏建國的基本武力，考察當時江南各族群勢力的關係演變，由此來探討孫吳政權的成立問題，或許對原本地方根基薄弱的孫氏，如何能夠在江南立國，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孫吳政權以淮泗集團為核心，其立足江東，難免要與江南各種勢力展開結盟或敵對關係，其中山越土著敵對態勢最為強烈，又常被外部勢力策動，充當內應，因而始終與孫吳政權處在敵對的狀態。江東大族起初也是站在孫吳政權的對立面，但為自身生存與家族發展，不得不由敵對、旁視而妥協，況且在族類歸屬上，相對於帶有濃厚異族色彩的山越，江北淮泗士人與江東大族同受儒學，文化傳統上同聲共氣，而江東大族與山越土著之間，長期在地方上有利害關係之矛盾衝突，在種種因素的加乘之下，以淮泗集團為核心的孫吳政權，乃採取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土著的策略，孫吳政權依此擴大其基層統治，並補充兵源與戶口，所謂「彊者為兵，羸者補戶」，而江東大族也因討伐山越，更加穩固其地方的實力與利益，遷官封侯，甚至逐漸進入權力核心，這種以淮泗集團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的族群政治格局，終孫權之世未有重大的變動。
「晚渡北人」與南朝政權的興衰
(2012/08-2013/07) 呂春盛
筆者近年致力於東晉南朝政治史的研究，以權力結構演變的視角出發，研究南朝梁政權，以及東晉南朝的寒人問題。本研究計畫乃是此系列研究的延續，由「晚渡北人」政治地位變動的線索，挖掘東晉南朝政治社會的底層構造。東晉南朝境內的族群，一般分為北來之僑人、吳人，以及南方土著之原住民，其中僑人長期高居統治地位。然而，僑人之中有一類被稱之為「晚渡北人」者，身分地位頗為特殊，他們雖為僑人，但因南渡時間較晚，其門第不能與早渡之僑姓高門相比，甚至在吳姓高門之下，他們起初多以軍事立功，被稱為將門，但隨後也逐漸文弱化。東晉政權之武力多賴早期南渡京口的北府兵軍團相維繫，南朝歴代政權之興衰則與「晚渡北人」相浮沈。以往學界對「晚渡北人」的問題，雖有散篇、個別的探討，但在廣度與深度上都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目前筆者正在執行的國科會研究計畫，已全面蒐集、分析正史列傳中所有南渡北人的基本資料，整理出史傳所見「晚渡北人」的各種年表，並正在探討「晚渡北人」概念的形成年代及背景，本計畫則是希望在前述成果之下，進一步探討「晚渡北人」在東晉南朝歴史上的活動，以及他們在南朝歴代政權興衰中所扮演的角色。
東晉南朝「晚渡北人」的研究
(2011/08-2012/07) 呂春盛
東晉南朝境內的族群，一般分為北來之僑人、吳人，以及南方土著之原住民，其中僑人長期高居統治地位。然而，僑人之中有一類被稱之為「晚渡北人」者，身分地位頗為特殊，他們雖為僑人，但因南渡時間較晚，其門第不能與早渡之僑姓高門相比，甚至在吳姓高門之下，他們起初多以軍事立功，被稱為將門，但隨後也逐漸文弱化。東晉政權之武力多賴早期南渡京口的北府兵軍團相維繫，南朝?代政權之興衰則與晚渡壽春、襄陽之將門相浮沈。「晚渡北人」在東晉南朝的歷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以往學界對「晚渡北人」的問題，雖有散篇、個別的探討，但在廣度與深度上都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本研究則對東晉南朝歷史上的「晚渡北人」，做全面性的研究，包括分析正史列傳中所有南渡北人的基本資料，考證「晚渡北人」概念的形成年代及背景，整理出史傳所見「晚渡北人」的各種年表，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他們在東晉南朝?史上的活動，以及他們在?代政權興衰中所扮演的角色。綜而言之，永嘉之亂後北方流民一波波的南渡，然而能位居朝廷權力核心者多屬早期南渡的僑姓高門，東晉中期以後南渡者則很難擠入權力核心，而被視為「晚渡北人」遭受歧視，其中原因雖部分與文化差異有關，但主要則是由於早渡僑姓高門的壟斷權力，還有晚渡者的勢力尚未壯大亦是原因之一。然而，東晉末南朝初期，又有幾波南渡浪潮，使得晚渡者的勢力日漸壯大，而早渡的僑姓高門在幾次政治鬥爭後，逐漸失去武力，因此「晚渡北人」遂在南朝崛起，成為影響南朝?代政權興衰的關鍵力量。
東晉南朝寒人政治地位變動的研究
(2009/08-2011/07) 呂春盛
筆者以往曾致力於研究北朝後期東魏•北齊政權、西魏•北周政權，以及南朝後期的陳政權。基本上都從權力結構演變的視角，分析這些政權的興亡，結果都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已陸續出版三本專書：《北齊政治史研究一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一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近幾年筆者的研究重心轉向考察東晉南朝的土著族群，亦發表了數篇論文，對此一主題可暫告一段落》於是最近的研究，再回到筆者較擅長的政治史，仍以權力結構演變的視角出發，往上追溯研究南朝梁政權》本研究乃是南朝梁政權研究所延續出的新課題，由寒人政治地位變動的線索，挖掘東晉南朝政治社會的底層構造。一般認為，東晉是門間政治達於頂峯的時代，從中央朝廷到地方州鎮，政治高位幾乎由門閥世族所壟斷，而南朝則是寒人開始興起的時代，不但開國君主皆出自寒門，中央朝廷與地方州鎮也因君主的恩倖，出現「寒人掌機要」的情況。然而，東晉時期仍有掌重權的寒門（如陶侃），南朝時期所謂的「寒人掌機要」，也有待進一步的分析，可見這一歷史論述，並非已無探討的空間。門間是歷史的產物，同樣的，寒門或寒人一詞也是伴隨著門間政治的發展而形成的。探討寒門或寒人詞義的演變，也可反映出門閥政治的形成。尤其東晉時期有哪些掌重權的寒門人物，其出身與下場如何，頗值得再做探討。至於南朝時期所謂的「寒人掌機要」，以往幾乎已成定論，但近年也受到過度誇張的質疑，不論如何，這一問題也有再做全面檢討的必要。探討的重點，除了對「寒人掌機要」再做實質的評估，還必需全面分析掌機要寒人的出身背景、族群身份與地域分布，由此再探討寒人政治地位變動與東晉南朝經濟發展的關係。希望本計畫能够結合以往的研究成果，整合成全盤而有系統的中國中古史研究》
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形成及其不遇的原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3-12-??) 呂春盛; Leu, Chuen-sheng
東晉南朝境內的族群，一般可略分為北來之僑人、南方之吳人，以及南方土著之原住民，其中僑人長期高居統治地位。不過僑人之中有一類被稱之為「晚渡北人」者，身分地位頗為特殊，他們雖可歸為僑人，但因南渡時間較晚，其門第不但不能與早渡之僑姓高門相比，甚至在吳姓高門之下，他們起初多以軍事立功，被稱為「將門」，東晉政權多賴早期南渡京口的北府兵軍團相維繫，而南朝諸政權則與晚渡壽陽、襄陽之將門共浮沈。「晚渡北人」在東晉南朝的歷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以往學界對「晚渡北人」的問題，雖有散篇、個別的探討，但在廣度與深度上都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本文擬對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做全面性的研究，包括分析《晉書》列傳中所有南渡北人的基本資料，考證「晚渡北人」概念的形成年代及背景，整理出史傳所見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人物表，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晚渡北人」在東晉時期的動向，以及他們在東晉政壇上普遍不遇的原因。至於南朝時期的「晚渡北人」，因為與東晉時期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在政權興衰中扮演著更積極的角色，擬另文討論。
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形成及其不遇的原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3-12-01) 呂春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