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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及其博物學研究
(2020) 張安理; Chang, An-Li
十九世紀中葉，中英關係劇烈變動，西方博物學亦面臨重要轉型。本文考察身兼博物學家與英國駐臺外交官的郇和，如何側身於十九世紀中英關係與自然學術發展，藉以勾勒出一位西方博物學者在東方從事自然考察的身影。 1836年，郇和（也被稱為史溫侯）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在英國度過求學階段。1854年英國駐華選拔制度改革，郇和因而有機會赴華擔任外交官，在香港、廈門工作。1860年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郇和作為翻譯，同英國軍隊深入華北。戰後，郇和被派往臺灣任職，協助開港通商。不過，郇和卸下臺灣一職後，任所漂浮不定，先後被派往澎湖群島、海南島、張家口和長江上游考察。1877年，郇和不幸於四十一歲英年早逝。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博物學發生重大突破，意即西方博物學朝著近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當時學界不但發行採集須知，將研究材料規格化與過程標準化，亦有達爾文發表《物種源起》（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提供學界耳目一新的單一起源論，衝擊舊日的多元起源論。與此同時，郇和因執行外交任務而走遍中國大江南北，觀察與搜集了各地的人類和動物，為西方博物學留下了彌足珍貴的一頁。在人類研究上，郇和響應當代英國學者提議的研究途徑，盡其所能提供真實的東亞人類田調記錄。郇和撰寫的臺灣、海南原住民考察文章，分別反映普列哈特與赫胥黎的田調指示。在動物學上，郇和提倡田野現場的重要性。郇和在文章中，時常描寫動物的習性和動作，以跳脫以觀察動物標本為主的動物學研究傳統。也就是說，郇和對上述學術領域規範的服從程度，不能一概而論。一方面，他之所以服膺人類學門的規矩，是因為用於研究人類的材料，多半仰賴採集人在田野觀察到的事實；另一方面，他之所以反抗動物學陳規，是因為他認為，僅見於田野的研究材料不被英國本土動物學者重視。因此，田野經驗能否受到看重，成為郇和挑戰該學術領域與否的關鍵要素。郇和自詡為田野型博物學者，自認不同於坐在歐洲研究小間的櫥櫃型博物學者。總而言之，本文同意郇和對自身的評價。郇和並非傳統定義下的採集人或博物學者，實為採集與研究並行的田野型博物學者。也就是說，本文將不同於傳統博物學史以權威學者為主角的研究取徑，改以重建郇和的生命經歷為討論核心。郇和在從事博物學工作時，面臨什麼樣的學術氛圍與如何在東亞進行田野採集；更重要的是，擁有長期田野工作經驗的郇和，如何對當時西方博物學界提出回應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