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ing by Author "張素玢"

Now showing 1 - 20 of 50

世變下的北斗林家
(國立臺灣圖書館, 2011-06-01) 張素玢
交通、人流、物流－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對於水里地區的影響（1919-1945）
(2017) 劉芷瑋; Liu, Chih-Wei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從1919年開始建設，期間經歷停工又復工，前後共花費15 年之久，終於在1934年竣工。完工後為亞洲最大水力發電設，對於臺灣電力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對工程所在地「水里地區」更有多方面的影響。本文分三個主要議題：交通、人流、物流，加以探討。在交通方面：1919年工程初期，為了更有效運輸建材與物資，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建立多樣的運輸系統：包含二水到外車埕的鐵道（今集集線鐵道）；連接水社到司馬按、東埔（今埔里鎮水頭里）地區的電氣軌道；因應地勢高低若差的外車埕到水社與東埔到武界的兩條索道，另外也利用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輕便軌道運送物資到魚池，再改由電氣軌道轉運；人員則以步行方式從東埔抵達到武界工區。之後使水里地區進入現代化的交通模式，帶動人口與物產的運輸。在「人流」方面：工程帶來的人流有兩類，水庫移民與勞工的進入。1934年工程竣工後日月潭水位開始上升，影響生活在日月潭周邊的邵族人與漢人，臺灣總督府將邵族人安置於卜吉（今伊達邵），並禁止與漢人混居；另又將漢人遷移到田中、拔社埔（今水里鄉民和村）、埔里等地。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龐大，需要許多人力來完成，承包商招攬眾多勞工，卻也延伸出生活環境與待遇不佳的問題。另外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也為員工建立宿舍區形成社宅聚落，並將宗教信仰帶入其中。大量人口進入工區，帶動地方的商業發展，在交通不便的沿山地區，商業模式主要以旅館業與運送業為主，使小運送業蓬勃發展。而水里地區的物產：樟腦、香蕉、木材、糖，主要藉由當年因日月潭發電工程所建立的集集線鐵道，向外運送出去，帶動了「物流」。另外登新高山者與前往日月潭觀光客，都必須乘坐集集線鐵道抵達水裡坑，再轉搭其他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使水裡坑成為重要的轉運站。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對於水里地區的影響，除了日月潭水位上升造成的「水庫移民」，主要為1919年所建設的交通－集集線鐵道，帶動「人流」、「物流」與商業發展；日月潭第一與第二發電所設置在水裡坑，再加上其地理位置為重要轉運點，使水裡坑1942年被納入都市計畫範圍，戰後發展興盛，並從集集行政區獨立出來成立水里鄉，這可說是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對水里的直接與間接影響。
以圖觀史──晚清臺灣方志地圖與涉外事件
(2012) 謝維倫
過去學界對方志地圖的看法多認為方志地圖繪製方式多採傳統山水式畫法、既粗糙又無圖例、比例尺，參考價值甚低，因此地圖研究多以繪製精美的長軸地圖為主。本論文以歷史的視野重新審視方志與其地圖，突破過去方志地圖研究偏重整理、統計地圖版次、方位、比例尺、符號等外部分析；也突破過去探討方志大都重視文字內容的缺失。本論文配合文獻，回歸方志纂修的歷史背景及志書中的文字記載，深入探討方志地圖背後所蘊涵的時空意義。本論文以三部方志的地圖為主題，重新檢視各幅方志地圖，並發現過去在地圖上被忽略的海戰攻防、砲臺建設、清丈工作與方志地圖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所討論的地圖可說為19世紀中葉後臺灣的時代縮影。
南海防衛三角爭奪戰
(2012-10-28) 張素玢
可能有一工——用音樂寫臺灣歷史
(2018) 林品中; Lin, Ping-Chung
在不同的時代中，人們總用著自己的方法傳遞、並記錄歷史，直到學科劃分嚴明的當代，不僅將歷史無形的劃分出「學院」與「大眾」，文字更成為了學院記錄歷史的主要方式。不過其他的媒介例如影像、聲音等，也是同樣有效，且具有歷史傳統的敘事方式，卻較少見於學術領域。不過相較於學院記錄歷史的方式較為單一，大眾認識歷史的媒介則相對多元，如何使其間的溝通管道更加無礙，歷史學門應該要勇敢的嘗試不同媒介。這樣的想法支持了我進行「歷史音樂創作」，承襲以「音樂」講述歷史的悠久傳統，輔以其易於傳播、可承載情感等特點，搭配學院研究歷史的嚴謹方法，進行藝術性的音樂創作，並希望以此搭起歷史在學院與大眾間的橋樑，除了能更有效地進行歷史推廣，亦可以此次研究的成果，為未來的研究者提供除了文字以外，另一有效的歷史書寫方法。本論文有兩個主要的呈現，其一為今年（2018）於臺師大禮堂舉辦之全創作歷史音樂會「你敢有聽著歷史咧唱歌？」，以及紙本論文〈可能有一工——用音樂寫臺灣歷史〉。本文是「歷史音樂創作」的論述，說明為何會走一條不一樣的歷史之路，以及自己進行音樂創作的方法和內容，並其中的心路歷程。
員林湖水坑地區的拓墾與產業發展(1755-1980)
(2022) 張盈盈; Chang, Ying-Ying
本文依據官方統計資料、日日新報和田野調查，來探討湖水坑地區歷史變遷與產業的發展。首先從了解環境著手，呈現人地互動後形塑出湖水坑地區的人群活動，再者，透過清代土地契約文書與族譜的整理，解釋漢人如何利用租佃、承典及買賣等方式，從平埔族手中取得經營權。日治時期在交通建設、官方獎勵經濟產物等因素的影響，湖水坑地區的社會與經濟也發展到一定程度，隨著居民生活逐漸安定，經濟能力提升，文教也開始活絡，進而影響員林地區的教育文化。　　研究發現，湖水坑地區的自然條件不利於農耕，卻適合果樹栽培，水源豐富的特殊性發展出「適性種植」的模式，加上相鄰市鎮員林在運輸與農產加工的有利條件，造就了這個沿山聚落在1980年代以前，都具有豐沛的經濟實力。隨著現代產業型態的改變與城鄉的差距拉大，湖水坑地區也不免逐漸沉寂了下來。
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09-03-01) 張素玢
國策會社與日本移民事業的開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9-03-??) 張素玢
國策會社與移民事業的開展 —— 滿洲拓植公社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2007-12-01) 張素玢
在食之外：日治時期臺灣食譜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2018) 黃品儒; Huang, Pin-Ru
本文所欲探討的，是觀察日治時期才出現在臺灣的食譜文本，在內容有上有著何許特色，除了這些內容又有什麼樣的「弦外之音」存在。由於清代台灣仍屬移墾社會，精緻飲食文化的發展並不盛，所以清代臺灣有關飲食的文獻並不豐碩，除了少數的方志有載，其他多見於外人遊臺所留下之紀錄。食譜的刊載濫觴於日治時期，主要刊載於報紙及雜誌期刊之中。因此，臺灣食譜的發展直接跳過了具有自我特色的發展歷程，而是承接了日人經明治維新後受西方影響而來的現代食譜。筆者將臺灣食譜在日治時期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開展（1900-1907）、穩定（1907-1936）及戰時（1937-1942）。開展期尚未有承載現代性要素的食譜刊登，但日本的旬文化在此時期已開始出現；穩定期開始有了臺灣料理、各式料理及大量家庭料理食譜出現，含有計時及計量等現代性元素者亦不在少數；戰時則以國族意味濃厚的建國料理及因應物資匱乏的代用食、節米食譜居多，並在1942年後就未見食譜之刊載。可見食譜的刊載與時代變遷確實有相當的關連。若再行對照歷史事件的發生（如皇民化運動、總動員體制等），則可觀察出食譜背後反映出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地方美食與臺灣肉品市場的供需關係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2012-12-01) 張素玢
地方美食與臺灣肉品市場的供需關係――溪湖羊肉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2-12-??) 張素玢; Su-bing Chang
本文的重點在研究地方美食溪湖羊肉爐與臺灣肉品市場經營的供需關係，尤其是1990年代羊隻公開拍賣制度施行之後，地方美食如何影響肉品市場的消長。基於本文的研究可瞭解，彰化縣溪湖鎮羊肉爐的龐大肉品需求量造成幾個重大影響：1.使彰化縣肉品市場設立羊隻拍賣制度。2.促使彰化縣肉品市場設立臺灣第一個專業羊隻屠宰線。3.維繫臺灣土羊畜殖產業的經營與交易。4.使臺灣進入WTO之後，本土羊肉仍能與國外進口的低價羊肉產品競爭。由此可知，溪湖羊肉爐不只是一種具有特色的地方美食，也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機制，更是臺灣進入全球市場以後，本土羊隻畜產業的試金石。
「天皇米」之說的生成與再現
(2016) 邱創裕; Chiu, Chuang-Yu
臺灣各地所生產的稻米中，有部分宣稱曾於日治時期「獻給天皇品嘗」，或為當時的「天皇御用米」，並以此做商品宣傳。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即在釐清帶有此類說法的「天皇米」之歷史真相，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如何執行「新穀獻納」，以及這樣的歷史於今日「再現」的過程。　　臺灣的新穀獻納源自日本的「新嘗祭」，在皇宮，新嘗祭由天皇主持，象徵其握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權力。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國家神道，新嘗祭成為具有國民統合作用的祝祭日之一，也展開全國性的「新穀獻納」，將各地收穫的穀物獻給皇宮。臺灣在進入日治時期後即舉行新嘗祭，然而獻給皇宮的「獻穀」種植，卻要到歷經米作改良的1922年，在內地延長主義及獎勵農作的目的下才正式推動。1930年代末期，隨著戰爭局勢緊繃，殖民政府對臺灣糧食控管及社會教化工作也愈發激烈，除了獻穀，栽種奉獻給神社的「神饌」以及實施「新穀感謝祭」，無非是要擴大敬神崇祖的精神教化，並鼓勵稻米生產，最後，甚至安排臺灣人到日本奉獻穀物，使新穀獻納達到高峰。　　官方推動的新穀獻納事務，隨著日本結束殖民統治畫下句點，這段歷史沉潛多年，直到1980年代末期，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鬆動和本土化熱潮後才有機會再現，「天皇」成為有效用的「品牌」。在本論文討論的案例中，可以發現今日再現的「天皇米」，已非全然是歷史上的「獻穀」或「神饌」，而是運用在品牌建立行銷、社區營造、或是作為抵抗土地徵收的論述所建構的產物，即便如此，「歷史」卻也能證明「天皇米」的正統，強化其產品內涵，成為型塑文化產業的關鍵。除了稻米，類似的「天皇之說」也出現在其他產業，而不同政權的統治下，也產生不同的「領袖品牌」，在商業市場發揮效益。　　從日治時期具有殖民教化意義的獻穀、神饌，到今天的「天皇米」品牌，本論文不僅是歷史學實用於今日社會的例證，也進一步引發我們在後殖民情境中，如何面對過去殖民統治的思考，同時，這樣的過程也凸顯了臺灣歷史研究和知識普及的重要性。
失衡的森林：戰時體制下的太魯閣林業開發（1941-1945）
(2012) 張雅綿; Chang, Ya-Mien
木瓜山事業區北半部之太魯閣區，自古斤釜未入，1937年（昭和12年）底「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設立，使之受到更高規格的限制開發。日本領有臺灣以來，對於山林經營始終以國土保安為基本理念，因此在山林開發皆必須遵守植伐平衡的原則，以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國立公的設置可視為山林保護理念之極致，也限制了山林的開發與利用，雖曾有人提議將國立公園地域區分為普通及特殊地域，而將普通地域妥善經營利用，達到保護與開發的最佳平衡，但官方始終未鬆動對國立公園內的保護限制。 1941年（昭和16年）設立的南邦林業株式會社，是集結全臺灣木材業者而成立的特殊會社，唯一任務是供給軍需用材，為政府服務的意味明顯，但其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及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等具官方強烈意志國策及統制會社有所不同，會社營運不具特殊與強制力，向各地業者收購木材而供給軍部使用。南邦林業在成立之初，即開始向官方申請林木伐採事業地，其中尤以供給針葉樹材的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最為重要，然因該區域位於國立公園境內，加以地勢陡峭不易開發，縱使多次發文催促，仍卻苦候不得許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對於木材的需求日益高漲，但向來依賴的進口木材卻不易進口，1942年官方實施木材實施統制及配給工作，依照重要性配給木材；在配給木材的同時，官方亦致力於增產木材。在木材增產的壓力下，官方固守的植伐平衡守則逐步崩解，官、民營林場都無法維持既定的伐跡地造林原則，臺灣山林因戰爭需求快速消耗著。在此窘迫的情形下，1943年（昭和18）年臺灣總督府批准南邦林業經營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此舉代表官方棄守山林保護政策的最後防線，此後臺灣森林伐採完全失衡，一切以戰爭供給而努力。南邦林業株式會社取得太魯閣大山事業地開發權之際，各項物資納入統制管理，人力、資材皆取得困難，然南邦林業卻能夠在1944年（昭和19年）進行運材系統架設工程，可見南邦林業開發太魯閣的特殊意義。縱使太魯閣大山事業地甫運出木材不久，即因日本戰敗而告中止，未能完成供給軍需的任務，但其在國立公園內的開發事業，亦代表著日本放棄統治臺灣以來，對森林經營採國土保安及植伐平衡為原則之永續經營理念的分水嶺，此後一切皆以軍事木材供給為最高原則。
封鎖下的運補：金門人員物資的管制（1949-1979）
(2021) 張育嘉; Chang, Yu-Chia
金門受限於自然環境，土地貧瘠，藉由種植旱作、漁業、養殖石蚵，及與廈門等周遭地區的貿易往來，以滿足金門居民日常所需。1949年國軍部隊移防金門，隨即爆發「古寧頭戰役」，在緊張的情勢中，金門與鄰近地區的交流中斷，而島上人口激增，糧食與防禦建材等需求增加。除了物資供不應求，甚至出現官兵強搶居民家中飼養的家禽、門板等行為，在此混亂的局勢下，居民囤積物資，造成物價上漲，使得軍民人心浮動，地方治安惡化。因金門軍事的重要性，軍方實施軍事管制，掌控金門的政治、經濟、交通、社會等各個層面，確保其可有效且穩固地掌握金門秩序。金門對外交通仰賴海運運輸，為滿足金門軍事需求，並穩定民生物資供應及價格問題，國軍透過海軍艦艇運補，將部隊、軍用物資以及糧食、燃料等民生物資從臺灣運至金門，維持前線作戰能量，並使金門經濟得以穩定發展。在封閉的金門戰地前線中，軍事運補帶動了金門──臺灣兩地之間的人員、物資雙向流動，為有效率且精確地掌握金門的狀況及資源，軍方透過制度化的體制對人員、物資流動，進行嚴密的管控。 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金門海上交通因解放軍攻擊而受到封鎖，軍方為供應官兵與居民足夠物資，藉由緊急運補計畫，運送足夠的糧食、武器裝備、燃料等物資至金門。同時配合金門民防隊的動員，民間船隻租用，作為金門運補的輔助，強化運補能量。現今關於國軍在金門的運補情形，已有不少研究進行討論。本文除討論軍方的運作外，也關注金門民防隊及民間運補船隻，在金門運補任務中扮演何種角色，一窺金門軍事運補的全貌。同時以軍事運補為起點，進一步探討金門長達數十年的人員、物資等管制措施，對金門社會及居民的影響。
「後米糖」時代的農業盤整── 以濁水溪沖積扇平原為中心的探討
(2013-03-16) 張素玢
從治水到治山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9-12-01) 張素玢
從顛沛流離到落地生根：黎氏家族緬甸、臺灣、澳門遷徙史（1937-1990）
(2020) 黎浩琮; Li, Hao-Tsung
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筆者的家族為躲避戰火的摧殘，從故鄉廣東新會倉皇逃亡到緬甸，隨後即在仰光唐人街定居生活，渡過了20餘年的光陰；然而，1962年3月緬甸發生政變之後，尼溫（Ne Win）政權試圖將緬甸改造為「緬甸式社會主義」國家，推行一系列的「國有化」政策。全緬各地掀起大規模的排華浪潮，同時也將新會黎家安穩的生活，推到了恐怖的泥沼之中。面對時局的動盪不安，筆者的祖父黎雪湖於是計畫將其子女們，全部送到「祖國」臺灣升學讀書，冀望能夠在臺灣安生立命。 195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政府即擬定諸多「僑生回國升學」的相關法規條自，並接受美援僑教計畫的補助與技術協助，為往後臺灣的僑生教育體系建立良好的基礎。對於深受緬甸國內排華衝突之影響，渴望得到「祖國」庇護的新會黎家而言，提供了絕佳的機會與管道。雖然，這項移民計畫因為大時代的紛亂以及黎雪湖早逝的緣故，僅完成階段性的部分。今日家族成員各自成家立業，分居於臺灣、澳門、美國等地。爬梳這段輾轉各地的遷移史，可以發現新會黎家乃是具有強烈移民性格的家族。每當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時，新會黎家都必須迫於現實，選擇出一個對家族最有利的抉擇。在移民的策略上，深受緬甸國內對華人的態度，以及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中華民國）雙方政府之間，對僑務政策的消長變化。因此，本論文透過新會黎家的家族史研究，試圖為臺灣社會大眾呈現緬甸華人在唐人街的生活樣貌與輪廓，並藉由探尋其複雜的跨國移民軌跡，對緬甸華人族群可以有更多元的想像與理解。
戰後臺灣的農政宣傳—以農復會的「電化教育」為中心（1949–1963）
(2022) 林姿妤; Lin, Tzu-Yu
戰後臺灣農業政策的制定、發展與變遷，背後涉及國家機關、民間社會、國際政經結構等三方勢力的互相影響。戰後動盪的經濟下，國家機關亟須取得穩定的農業資源，除了需確保糧食供給無虞，更要將農業剩餘價值從農業部門轉向工業部門支持其發展。1949年底國民政府遷臺後，在美國協助之下，臺灣實行土地改革政策，並完成農業相關政經組織的改組。戰後農業推廣體系重建初期，因農業推廣員的短缺，農政與農情傳遞成效受限等問題，農復會與政府之間的跨機關部門建立起合作網絡，並應用電影、幻燈片、廣播及電視等「電化」媒介進行農政宣傳。本文主要以農復會利用「電化教育」對農民進行農業政策宣傳為中心，探討農復會透過電影、廣播、電視等「電化」媒介傳遞農業政策與農業情報的過程，並進而說明農復會的「電化教育」在戰後農業推廣體系中所肩負的宣傳角色。首先，探討各類「電化」媒介傳播的獨特性，其製播過程中牽涉哪些黨政機關及農業組織。釐清農復會如何利用美援的資金，補助各項農業「新聞與教育」工作，將具有特定意識形態的農業政策，轉譯成農業教育電影、農業廣播及農業電視節目等視聽文本，藉此協助政府執行農業政策的宣傳，並多元應用於農業推廣的施教。再者，探討農業「電化教育」如何實踐農業政策的宣傳任務，分析農復會與政府如何操控廣播、電影、電視等傳播媒介，使枯燥的農業政策更具娛樂性。最後，1970年代面臨國際政經局勢的更迭，長期以來政府機關及農復會忽視不平衡的農工發展，而農業部門的原料、土地與勞力受到工業部門的過度汲取，以致農業發展遲滯；過去被「包裝」、「美化」的農業政策及施政成果，背後隱藏了「真實」的農業狀況。
探險須知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13-06-01) 張素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