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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音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附屬樂隊「臺北音樂會」
(2011) 張逸婷; Chang Yi-Ting
近代以來，日本的明治維新致力於國家西化發展，其對現代性的追求，亦隨著日人的殖民擴張，逐漸波及於臺灣。日治時代的「臺北音樂會」是當時臺灣最重要的音樂團體，其前身為中京音樂會，初為總督巡行時的吹奏樂隊，後來發展成為臺灣總督府附屬樂隊。在總督府每年所提供的補助金之下，臺北音樂會除了提供政府「典禮集會奏樂」之外，又以「鐵道旅館奏樂」與「臺北公園音樂堂奏樂」等音樂活動最具規模，充分發揮配合官方所需的政治功能和民間休閒娛樂的效用。其後，臺北音樂會藉由音樂堂整建的機會，擴展成為管絃樂團。此外，隨著日治時期的洋樂社會教化網絡的發展，一九三○年代以後，臺北音樂會的奏樂開始強調情操陶冶，培養現代國民。到了日治末年，隨著皇民奉公運動的推展，臺北音樂會改組成為興亞奉公樂團，從事音樂動員，為戰爭而服務。在臺北音樂會的奏樂內容方面，器樂曲以演奏西方歌劇曲居多，如威爾第的〈阿伊達〉、比才的〈卡門〉、蘇沙的「進行曲」等；另外，日人創作軍歌也是器樂曲的重要內容，透過歌曲反映日本或世界在十九世紀的軍事情況，或為殖民政府從事軍事宣傳，以及彰顯日本大東亞共榮圈之野心。在舞踏曲方面，包含十九世紀以來重要的舞蹈內涵，如華爾滋、波卡舞、二步舞曲等。在邦曲方面，則以日人傳統樂曲的形式為主，演奏日本能樂、歌舞伎的曲目。臺北音樂會透過典禮集會、鐵道旅館與臺北公園音樂堂等三個主要的奏樂場域，引入和確定現代公共音樂活動體制。典禮集會奏樂中，表現國家對音樂需求，呈現音樂在公共空間裡的殖民性與現代性。鐵道旅館奏樂除了展現西方桌邊音樂的演奏形式之外，此私人社交旅遊的音樂活動，成為臺灣現代封閉空間公共音樂。臺北公園音樂堂奏樂則引入日本公園音樂的體制，表現了公園開放空間面對一般大眾進行公共音樂活動的落實。此外，臺北音樂會的奏樂，聽眾包含在臺日人與臺灣人，因此，臺灣的洋樂發展幾乎與日本內地並駕齊驅，是為現代性的平行輸入。然而，一九三○年代後，透過「島民歌謠」的演奏，彰顯戰時體制之下殖民地臺灣人的角色，同時也在臺北公園音樂堂奏樂的「臺灣曲目」中，以歌曲表達臺灣風土印象，成為殖民地音樂在地化發展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