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ing by Author "徐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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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人格的雕塑者－蔡錦堂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7-12-??) 津田勤子; 徐聖凱; 陳堅銘; 林政儒; 徐紹綱; Isoko Tsuda, Sheng-kai Hsu, Jian-ming Chen, Cheng-ju Lin, Shao-kang Hsu
日治時代臺北高等學校臺籍學生的臺灣史認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07-12-??) 徐聖凱; 岡部三智雄
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之研究
(2009) 徐聖凱
戰前以帝國大學為頂點的高等教育，包括前三年的高等學校與後三年（至四年）的帝國大學之前後兩階段，高校與大學雖在形式上位階不同，且各自獨立，但實為一貫的過程。台北高校作為大學教育的前階段，為戰前高等教育應加以認識且不可欠缺的一塊。日治中期台北高校、台北帝大設立後，取代了日治前半期的總督府國語學校與醫學校，成為全台灣“頂尖菁英”的養成所，「台北高校─帝大」的學歷路徑，也就成為島內塑造近代頂尖菁英的重要途徑。從日本帝國的角度觀之，台北高校為日本殖民地中最早成立，也是長期惟一一所殖民地“高等學校”，學生畢業後可自由選擇日本各大學，同時也是全日本少數採「七年制」 ─以中高一貫與縮短教育年限為特色─ 的高等學校。本文內容主要包含「舊制高校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知識菁英的塑造與發展」兩個部份：舊制高校在殖民地的建立：台北高校設置的背景，為政友會推動日本高等教育擴張計畫，與在台日人籲請設置台灣大學的呼聲；1919年田健治郎來台，以設立大學為目標，先行籌設具有大學預備教育性質的台北高等學校。師資上，設校初期由台北一中支援；高等科設立前後，台灣總督府以高薪及海外留學機會，吸引日本具有高等學校高等科教員資格者來台任教，並成為高等科、尋常科共通的師資，且從1931 年起確立教授治校的原則。學生方面，該校台籍生不及總數的四分之一，原因除了未公開且對台灣人不利的內部審理機制，在進入台北高校之前的中、小學階段，對台灣人而言已是第一道難關，又台北高校的出題以國語科對台灣人極為困難，台灣人在難以通過入學測驗的情形下，「無試驗檢定」成為另一個重要入學管道。自由學風與自治學寮為全日本高校共同的特色，台北高校亦不外於此，該校校風建立過程係由日本中學校出身者引進，並在高等科首任校長三澤糾時期奠定，台灣人亦深受感染，自由校風在殖民地的出現尤顯其特殊性。知識菁英的塑造與發展：台北高校課程以重視外語、人文科目與中高一貫為特色，此外，學生可不經考試直升大學，極端減少入學考試的弊端。課堂教學內容近於通識教育，一般教師以自身專長吸引學生產生興趣、訓練獨立思考能力與培養人文素養及鑑賞能力，往往開啟學生求知熱忱與閱讀興趣。校園存在自由摸索、積極閱讀的學習風氣，且為知識菁英快速吸收西方知識與文化的時期，學生在自由、自主的學習環境下，對感興趣事物展現積極學習之態度，可說是進入大學前的暖身運動；除了學校教育外，高校教育對菁英養成的重要性，尚包括外在世界的摸索，以及內在自我的探求。戰時校園管制強化，教學大抵持續進行，但學習環境不佳，1943年底起，在校生陸續被徵調。學生面對時局的態度，因族群、國家認同而異，大致而言，在戰爭不得不然的情形下，多數順應、配合著時局發展，惟知識人本性不欲投入戰場。無論戰前或戰後，台灣人的出路均受限制，然在時代變局下，猶見其菁英意識之作用，戰後台籍菁英憑藉自身條件與努力，活躍於各個領域，與近代台灣國家社會建立深厚關係。
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
(2019) 徐聖凱; Hsu, Sheng-Kai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執政者提供的官設休閒設施，包括公園、動物園、植物園、運動場、水泳場、兒童遊園地、海水浴場、森林公園等「公共休閒」設施與活動為對象，梳理公共休閒的設施與活動發展、背後執政者的休閒管理，和使用者的接觸與利用。並同時以公共休閒為中介，探討「休閒近代化」的論題。於「公共休閒」討論上，利用地方和中央官廳相關出版品，盤點日治時期各地公共休閒設施的整體發展與設施概況，說明市內諸休閒設施之間存在一個「先集中在公園，再衍生出公園」的內在關係，以及休閒空間的實體相貌隨著時間環境不斷變化，不僅和今日不盡相似，設施的機能在不同時期存在階段性轉變，例如日治前期設施的教養機能（藉由休閒設施涵養培育某種生活方式、習慣和素養）、教化機能（政治、倫理上的價值觀灌輸）高於「提供休閒」之機能，反映出執政者「提供休閒」有其虛與實的兩面。及至1920年代休閒化發展下，各類型公共休閒設施走向樂園化，乃至於專業化、大型化，其休閒機能才被明顯凸出，迄1930年代，設施的休閒機能臻於戰前最為成熟的階段，使用者人數達最高峰。日治時期未見明確的「休閒政策」，分析設施組成和官方陳述之設置緣由，反映執政者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製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之工具。若將同時期公共休閒以外的多種休閒娛樂管理一併納入觀察，將浮現執政者存在「防害」與「養成」的原則，一方面必須防範民眾因為閒暇遊樂造成國家社會之危害，同時重視民眾應養成合宜之休閒，進入戰時此一趨勢更加顯著。又公共休閒在殖民地異民族、異文化統治下亦具意義，其扮演了先容納多元文化，而後整合族群的社會文化整合角色。執政者的休閒管理並不是一直線的放寬或緊縮，甚至有其面對島內外情勢而權宜變化的一面，進入戰時尤係如此。大致而言，1937年日中開戰後休閒管制明顯緊縮，1941年起有限度地放寬，1943年再進入緊縮，1945年終戰當年再度放寬。而即使是管制強化的時期，亦存在管制上的“誇示性”。此時公共休閒性質偏向體力向上之身體動員，以及戰時生活之精神振興，政治教化目的再次凌駕休閒機能。隨著公共場域管制加深，臺人娛樂有漸漸遠離公共場合、使休閒活動「地下化」之跡象，及至戰後初期重新回到公共休閒場所。公共休閒設施的「使用者」，隨著族群、階級、性別、年齡、城鄉、教育背景等差異，在利用程度與實態上均有所不同。回溯使用者如何產生的過程，可說使用者及其需求很大一部份是在近代學校教育中被引導出來。而未受教育的一般民眾，主要透過統治階層所舉辦、開放民眾參與的社會性活動，以集體的方式接觸公共休閒。在臺人社會文化中，某些傳統事物或文化慣習有助臺人接受外來事物及統治階層舉辦的活動，但也有一些與公共休閒殊異之傳統性格，左右了民眾從事公共休閒之實際樣態，又在臺日人與臺人知識階層，亦各自扮演了引導臺民和休閒模範的角色。於「休閒近代化」討論上，包括「休閒型態近代化」與「價值觀念近代化」兩者。關於價值觀念近代化，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勤有功，嬉無益」之禁欲觀念，提問為何在近代以來從事休閒活動可自然地被合理化，認為合理的休閒是一項有益活動，而不是奢侈或浪費時間？實際上，執政者在物質層次提供休閒設施，和價值層次賦予其意義——包括保健強身、知識教養、文明象徵與經濟機能，而使用者於遊樂目的外，亦以上述之實益面向合理化日常性休閒，可視為近代休閒心態轉向因素之一。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變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休閒活動本依附於歲時節日和宗教慶典，近代以來休閒活動逐漸以無涉習俗宗教的方式，成為重要之社會主產物，與此同時，時人身上的休閒活動也出現「脫去宗教」之現象。關於休閒型態近代化，由於公共休閒設施幾乎是由西方傳入的新休閒方式，並搭配新生活方式而展開，所反映的即是休閒型態的近代轉化。由此而來的，公共休閒設施中的基本活動：散步、觀看、身體參與，於進入近代前後也呈現出某些細微變化。惟本文也不斷強調，無論是休閒型態近代化或價值觀念近代化，時人在日治時期的種種變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存在新舊折衷、舊新並存之現象。最後，本文之所以選擇較大範圍進行研究，核心關懷在於日治時期「整體」之休閒娛樂發展，故盡可能地透過公共休閒（含括多種設施）所反映的「部分整體」，不斷趨近、勾勒理想上的整體近代休閒相貌。
臺北高校的高砂舞與臺高舞
(臺高●師大通訊, 2021-11-??) 徐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