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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教師生態教育專業社群策略之行動研究
(2019) 李宗翰; Lee, Tsung-Han
本研究旨在探討一所小學（龍龍國小）發展「蝴蝶園教師專業社群」的歷程，透過甚麼策略來促進教師進行生態教師專業社群，過程中記錄龍龍國小蝴蝶園教師專業社群平時的互動及聚會的學習，從增進社群教師對蝴蝶園的興趣，教師蝴蝶知識、教學法、教學夥伴關係等變化，來判斷甚麼是好的策略。本研究運用行動研究法，界定教師不使用蝴蝶園進行教學的問題後，擬定研究計畫，以規畫及執行解決方案，包括：透過聚會活動及其他非正式活動，來協助提升社群教師對蝴蝶園的興趣，觀察教師蝴蝶知識、教學法、教學夥伴關係。研究者根據聚會活動收集及分析教師回饋表、研究日誌、教師訪談逐字稿等資料梳理行動研究的目標達成度，再提出修正方案，進行下一次的活動內容。在「根據蝴蝶知識來為教師增能」、「讓教師認識在蝴蝶園的教學法」、「促進教師間的夥伴關係進而達到共同備課」三項子目標達成的情形，反省修正進行了12次的聚會活動，這屬於第一輪的行動研究。最後再針對教師使用蝴蝶園進行課程的情況進行訪談，發現教師還是沒有帶學生至蝴蝶園教學，但部分教師已經改變對蝴蝶的心態、與家人一起飼養蝴蝶、或自製手工的蝴蝶，當作教材。願意分享自己的想法、作品及教學經驗，發想出不一樣的蝴蝶課程。本研究最後，提出第二輪行動研究的方案，其中包括提高蝴別的數量的方案、透過學生及班導師來促發社群教師帶學生走出教室的方案。研究結果發現引起教師興趣、提升教師蝴蝶知識以及教學法的策略有：進行戶外教學、遊戲、動手做的活動；分享與蝴蝶有關的情報；邀請專家分享專業經驗；老師一起舉辦活動。筆者運用這些策略讓教師在知識、教學法、教學夥伴關係上皆有明顯的變化。關鍵字：教師專業社群、生態教育
北宋仁宗朝之財政與官員之應對
(2024) 韋彥廷; Wei, Yan-Ting
本文從財政與政治兩大面向，藉由朝廷如何應對當前財政問題，探討北宋仁宗朝沒有正副宰相主導的大規模財政改革之原因。十一世紀初宋遼締結澶淵之盟後，宋遼關係趨於穩定，宋真宗大行封禪，朝政日漸敗壞。仁宗初期由劉太后主持朝政，明道元年（1032）方由仁宗親政。寶元元年（1038）宋夏戰爭爆發，稍後由范仲淹等人所領導的慶曆變法以吏治為主要內容。與此相對，神宗熙寧（1068-1077）年間由王安石所主導的改革則以經濟層面為主。本文依序從決策者、支出和收入等三個角度考察前述核心問題。以「決策者」的視角檢視決策背景，可發現仁宗朝的宰相或參知政事任一群體所具財政職務經歷的人數比例，都介於真宗朝和神宗熙寧年間之間。真、仁兩朝各時段正副宰相具財政職務經歷的比例都是前期較低、後期較高，與財政支出擴大有關，仁宗後期的高比例持續維持到英宗朝和神宗熙寧年間。從兩次變法的中書結構來看，熙寧變法在決策與執行上比慶曆變法更有利。就支出視角而言，慶曆末官員和軍事支出已成為朝廷重要政治問題。仁宗中、後期既著手進行西北的冗兵調查、減放措施並陸續調整西北邊費支付方式，也從科舉與蔭補制度的修正減少入仕人數。就收入視角而言，仁宗中期隨著對外關係趨緩，解鹽和茶法先後改為通商，大方向是增加地方收入以負擔地方支出，導致原本尚需支應地方支出的中央收入減少，卻也使中央收入成為官員批評的對象。糧食上供方面，仁宗前期常減少先前所定的上供額度，宋夏關係趨緩的慶曆中期，增加南方上供數額，引發諫官批評。皇祐年間南方發生動亂，朝廷陸續減少南方上供糧食數額，應有降低納稅負擔、籌措軍事資源和安撫地方民心等用意。綜合本文討論，仁宗朝掌握決策權的正副宰相是在對財政狀況有基本認識下採取非財政的改革或調整措施，而非在實務經驗上完全不了解財政事務。仁宗中期以降已由人事與軍事的業務面進行裁減支出的作為，而收入面則是改變中央與地方的分配方式。從更大的圖像思考，仁宗朝未出現正副宰相推動的大規模財政改革，反映北宋中期祖宗之法的成熟，也可視為朝廷在宋夏戰爭後的喘息或因忙於地方動亂而無暇調整政策之結果。
北宋初期朝政之研究(960-997)
(2021) 楊鎮魁; YANG, Chen-Kuei
本研究以太祖、太宗朝政為例，透過皇帝與宰輔的角度，藉以檢視朝政結構的形成以及會議運作的演進過程。唐中葉以後，中書門下體制取代三省制度，中書門下成為中央決策的核心；進入五代，樞密院從謀議機構轉變成軍務機構，逐漸與中書門下構成兩府體制，中書門下暨樞密院成為中央決策的新核心。宋太祖即位之後，仍舊延續兩府體制，任用後周宰輔處理政事；中期以後，宰臣趙普一人專政，宰臣之下設參知政事卻無議政之權，其後准予議政分宰臣之權；樞密院仍設使副，與中書門下輪流向皇帝奏事，互不相知。朝廷中央決策，悉由中書門下或樞密院與皇帝討論，皇帝裁決之；倘若無法，則下詔百官集議，集議後遞狀請皇帝裁決。至太宗初期，依舊延續兩府體制以及政務裁決流程，與太祖施政風格稍異，初期處理政務甚勤，裁決時依舊會與宰臣討論；然軍務雖與樞密院討論，但指揮調度悉由太宗將從中御，直至戰敗後太宗採納趙普建議，願與宰輔討論軍務。中期以後，太宗施政以清簡為主，除維持兩府體制外，也增設不少機構協助處理政務，設審刑院以慎刑、審官院以選官，升通進司、銀臺司以廣開言路。太宗與君臣互動方面比起太祖更為緊密，由於太祖個性嚴急，文臣皆畏於進言，惟獨趙普敢逆顏進諫；而太宗個性雖不似太祖嚴急，太宗卻喜與群臣討論，從談論中也可發現太宗自省之一面。歷經太祖、太宗統治之後，兩府體制已確立成型，而太宗中期以後的政務改革，仍在持續至宋真宗時期。因此，在宋真宗之後，中央決策以兩府體制為核心，並延續太宗中期以後的政治改革。
北宋對夏戰略變遷與影響之研究（1038-1127）
(2021) 黃子彥; Wong, Tsz-Yin
北宋經常被認為是消極、傾向防禦的朝代，與漢、唐等外向型朝代截然不同，著重對內穩定，不求對外有所作為。因此，「消極防禦」、「守內虛外」等看法便用以概括宋代。本文旨在透過宋夏戰爭分析北宋的戰略計畫、執行與變遷，觀察其目的、目標、手段，而不是以現代的框架作分析。皇帝意志、地理形勢、政府制度、財政等因素都對朝廷的討論有所影響。另外，實行戰略計畫需要朝廷、地方、將領之間的協作，其發想及推行不是純粹由上而下的命令而已。從宋仁宗到宋徽宗，北宋對夏戰略從防衛目的、會戰為主的手段，轉變為進取、以求消滅西夏的目的，配以消耗手段，最後在手段上再回到會戰為主。由於不同皇帝、執政者有著不同的看法，因此軍事戰略及對戰爭的態度會有所變遷，不會只有單一看法。以往被視為反對戰爭、崇尚防守的儒家文化，甚至可用作推動戰爭。在沒有科技突破和大幅增兵的情況下，北宋後期因戰略變化得以改變形勢。總括而言，在對外關係、財政狀況、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動下，加上對儒家文化及祖宗之法的不同詮釋，守勢並非北宋的優先選項，「消極防禦」等看法未能充分說明宋代的對外關係及軍事戰略。
北宋州郡知州構成研究
(2023) 周軒宇; Chou, Hsuan-Yu
本論文從三個角度（籍貫、出身、文武）探討北宋（960-1127）州郡知州的構成，分析三大問題：第一，不同時期的州郡知州籍貫南方者、籍貫北方者數量的變化。第二，不同時期的州郡知州出身類別（科舉進士、科舉諸科、恩蔭、其他）數量的變化。第三，不同時期的州郡知州文官、武官數量的變化。在州郡知州籍貫之變化方面，在全國州郡，圖表符合學界對北宋北方人、南方人任官比例消長的觀察。在諸路州郡，永興軍路、秦鳳路北方人武官的數量超越南方人。在州郡知州出身類別之變化方面，關於科舉出身知州，在全國州郡，圖表與學界認為科舉出身官員多擔任中高層官職（知州）的論點相似；在永興軍路州郡，永興軍路與內地諸路相比有更多武官知州，科舉出身文官知州便相對較少。關於恩蔭出身知州，在全國州郡，恩蔭出身官員大部分終生擔任州縣基層官職，圖表中恩蔭出身知州占比較低是合理的；在永興軍路州郡，永興軍路是宋夏衝突的前線，朝廷任命許多武官知州，武官知州利用恩蔭使子孫獲得官職。關於其他出身知州，在全國州郡，其他出身知州在北宋初年佔比高，其他出身大多是軍員轉補，北宋中後期科舉學校的重要性增加。在州郡知州文官與武官之變化方面，在全國州郡，CBDB並沒有完整收錄《宋代郡守通考》的知州資料。關於北方邊疆武官知州，永興軍路州郡武官知州被任免的原因主要是軍事需求。關於西南地區武官知州，西南地區武官知州被任免的理由是為了應對當地少數民族。
南宋紹興府志《嘉泰會稽志》及《寶慶會稽續志》之變遷——以「圍湖造田」為中心
(2024) 陳秀新; Ting, Siew Sing
本研究旨在探討南宋寧宗、理宗兩朝（1194-1233）在「圍田」議題上的政策變遷，並通過比較《嘉泰會稽志》（1201年編纂）與《寶慶會稽續志》（1225年編纂）兩部地方志，分析中央、地方政府與地方精英之間的互動，及其對地方志編纂內容的影響。　　紹興府的水利資源豐富，加上南遷後南方人口增長，圍湖造田成為農業生產的關鍵。同時，隨著圍田擴張，與復湖派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特別是鏡湖之圍墾和復湖爭議。研究發現《嘉泰志》之編纂團隊多由地方精英組成，內容偏重於地方社會議題與文化，並明顯表達復湖派的立場，試圖通過地方志推動復湖。然而在《寶慶續志》編纂時期，由於國家財政壓力及當時政治、社會、自然環境之變遷，復湖計畫的推行難以實現，而後《寶慶續志》在內容上避談復湖議題，強調地方官政績。　　本研究依據國家政策、地方社會與環境三大面向分析「圍田」問題背後的深層因素。首先，政策方面，朝廷在利益與政策之間搖擺不定。其次，社會方面，圍田導致的水利破壞及豪強勢力的擴張，使得復湖計畫面臨重重阻力。第三，環境方面，圍墾雖增加土地面積與經濟收益，但改變當地水利系統，造成災害頻發，使得復湖問題更為複雜。　　綜合本文討論，本研究通過比較《嘉泰志》與《寶慶續志》，揭示不同時期、不同編纂者如何運用地方志回應中央政策與地方需求的差異，並提供分析地方志編纂與內容變遷的新視角。透過對「圍田」議題的深入探討，希望能夠為南宋地方志的研究提供參考，並進一步理解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運作及其對地方社會的影響。
宋代道學士人的政治行動 (1085-1140)
(2024) 柯韋帆; KO, Wei-Fan
「道學」是宋代興起的特殊思想體系，當中的士人思想家關注著修身成聖的學理目的，同時也在宋代「崇儒」的政治背景中，得到朝廷吸納並參與進政治之中。重要的道學士人程顥，最初曾在熙寧入朝為官時，嘗試將道學與政治聯繫，積極闡發如何利用道學學理之思維，看待並處理政治問題，以達成「王道」的理想，然而卻因與在朝主持變法的王安石不合，程顥於變法開始後不久便遭罷逐，退居洛陽講學十餘年。待其弟程頤於元祐時受到薦引入朝，他改變了政治論述方式，拒絕讓自身的「道學」配合「政治」，選擇嚴格恪守自身所悟出的「道學」修身法和師道觀念，展開政治活動。在此時期，二程及其門人都沒有生產出適用於現實政治的「道學」論述和理想，這導致道學士人無法藉由「學」相互聯繫結成群體，而是各自依附當時朝內的有力人物；程頤強硬的在政治上套用「道學」規則，與現實政治脫節並和傳統尊卑秩序衝突，導致了他的罷免，道學也被認為是不適用於朝廷政治的學說。　　隨著政治傾向轉變，變法派在朝中得勢，他們將道學視為反變法的學術，對道學立場及由此而生的風險有所關注，並在朝廷與社會中禁絕，即便遁入地方講學的道學士人，也因此受到管制和打擊，再一次擴大了「道學」與「政治」間的距離。在北宋末徽、欽二帝時，道學士人楊時意外的選擇參政，因受政敵之請薦，其名節在身後受到廣泛的質疑，但對於「道學思想」與「政治」的關係，楊時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因著對王安石的持續批判和反省，楊時注意著「政治」與「學」的聯繫，至其參政之後，他承接起自熙寧初程顥以來斷絕之道學適應政治的嘗試，藉由改變「道學語言」的詮釋，將原用於修身工夫的詞語，也用來呼應政治事功；此外，楊時將原本學術內部的爭端，藉其政治職位，提升到政治場域中，讓道學群體找到面對政治問題的道學視角和捍衛道學學統的方式。隨著楊時學派在往後政壇的盛行，其政治立場及那道學與政治相融的論述策略，也得到傳承和延續。　　南宋之趙鼎、胡安國在朝薦引了大量道學士人，讓道學在政治上擁有相當的實力，也產生了許多群體性的行動。首先在當時許多奔競投機之士，欲透過模仿道學的作風和語言來推進仕途，這受到道學士人群體的關注，陳淵、張九成等屢屢非議之，認為這傷害了道學的學統傳承和純粹性，胡安國則將之抬升到政治場域中，請求朝廷利用政治力量，藉奉祀道學人物、刊刻道學書籍，以維護道學學統的純正性；另一面，道學在政治傾向上堅決主戰，這讓他們急於否定各種可能偏向和議的作為，立場彈性的缺乏，導致當秦檜—高宗主和國是一成，道學士人便紛紛因此遭到罷黜。　　道學士人從草創的嘗試，中途的衰弱之後，漸漸掌握了在政治場域中活動的方式，藉由擴大對「道學語言」的詮釋、在政治上公開表達道學的立場、活用政治的手段保衛「學」的統系、或是在政治上結成群體推進自身的目標，都讓「道學」與「政治」的聯繫更加深化，而對此過程的深入觀察，不僅作為理解後來歷史發展的基礎，也能提供探討「學」與「政」不同的視角，並發覺個人在二者之間的動態關係。
從宋初武廟配享看五代高層武官的實際表現
(2021) 張庭瑀; Chang, Ting-Yu
本文旨在藉由宋初武廟配享事件，重新評估五代高層武官的實際表現。北宋建隆四年（963），宋太祖派遣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知制誥高錫選取「功業始終無瑕者」配享武廟。有別於武人是五代亂源的印象，五代三位高層武官葛從周、周德威與符存審被選為武廟典範，可見宋初統治階層頗為肯定五代武人的表現。五代三位入祀者是宋太祖與文官眼中才德兼備的「功業始終無瑕者」，他們既是功業輝煌的開國功臣，也是智勇雙全的一代戰將，最重要的是他們傑出的品德表現，正好符合宋初時勢所需，因而入祀武廟成為武官的榜樣。才德兼備的葛從周、周德威與符存審，並非五代高層武官的特例。根據《舊五代史》310位高層武官事蹟的統計結果，五代高層武官在功業、吏治與忠節都有不錯的表現，而且五代各朝的高層武官在吏治和忠節的表現大都是好多於壞。可見五代武人並不盡是驕兵悍將、豺狼治民，也有部分武人盡忠數朝、治民有成，這些才德兼備、才兼文武的高層武官，穩定推動五代中央與地方的發展，對唐宋之際統治之穩定有不可忽視的貢獻。由此可知，五代夾處於唐宋之間，並不是亂世橫生的黑暗期，而是從唐末戰亂逐漸走向宋代治世的調整期。如同王賡武指出五代君主在權力結構的調整，奠定了宋代統一的基礎，同樣地五代高層武官對地方的貢獻與建設，以及對武德的凝聚與傳承，也奠定了宋代治世之基礎。
方志裡的主角──論《景定建康志》中政治與地方官之影響
(2024) 蔡旻咸; CAI, Min-Xian
宋代被認為是方志與圖經轉變與定型的關鍵時期，而南宋方志的大量出現往往被視為地方士人或地方意識的展現。從現存二十餘部南宋方志來看，大部分方志的修纂都有地方士人的參與，但《景定建康志》恰恰則是另一種類型，有著更強烈地方官治績之宣揚與政治目的。本研究著力在政治與地方官對《景定建康志》影響，同時也擴及同時代其他諸方志研究，研究主軸是《景定建康志》編纂與增補過程中地方官與政治仍最重要的訴求對象，並討論其時代背景、編纂脈絡過程、政治目的、形象塑造與增補現象，最後以地方意識的薄弱來展現《景定建康志》在同時代的特殊性。本研究分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景定建康志》編纂的時代背景，並研究纂者周應合〈修志本末〉與主修馬光祖對《景定建康志》的主導現象，指出這樣編纂過程在同時代方志中的特殊性。第二個部分是政治影響，研究馬光祖早年生平與在臨安的挫折，而建康的治績則是其政治生涯的轉變，同時探討馬光祖在景定二年的地位，並研究解釋《景定建康志》〈留都錄〉中的政治性與其展現的政治目的。第三個部分，研究《景定建康志》所塑造的忠實不欺、愛民、昇人愛余、能臣之馬光祖形象，而其建立方法亦與其社會網絡密切相關，並研究在《景定建康志》中所建立真德秀道學傳人的地位，甚至淡化另一個真德秀傳人王埜。雖然這些塑造明顯帶著歌頌地方官之成份，但見於〈文籍志〉的研究，馬光祖對這些歌頌仍有一定的分寸。第四個部分，研究《景定建康志》增補的內容，這些增補的內容與接任之地方官姚希得與景定五年（1264）再次回到建康的馬光祖有關，亦是地方官如何運用方志的另一面相，也是馬光祖生命的轉變。第五個部分，研究方志中最須展現地方利益的〈古今人物傳〉與清溪先賢祠等，討論其缺乏地方參與的現象，並解釋《景定建康志》沒有地方士人參與的原因。
矽奈米元件之量子性質
(2014) 李宗翰; Tsung-Han Lee
我們採用標準半導體製程技術製作不同形狀的矽奈米結構，並使用在液體氦溫度的四點探針法量測介觀的量子特性。在調控的奈米環元件的電導圖譜觀察到庫侖阻斷特性，並於外加高磁場在元件上時觀測到具有B =0.178T的週期性Aharonov-Bohm振盪。此元件之量子點的等效直徑估計為29.8 nm，而相位的相干長度估計大於270 nm。施加適當的外加電場於摻雜雜質的矽奈米環元件可同時觀測到量子侷限效應和干涉效應。此外，透過PADOX方法製造環繞式閘極的n型摻雜多晶矽奈米線電晶體。藉由調節閘極電壓可觀測到庫侖阻斷效應和隨機電報信號，此現象顯示在具環繞式閘極的矽奈米線電晶體其庫侖振盪特性乃因其傳輸通道存在二能級的俘獲結構。在變動的磁場中，多條曲線重疊的微分電導區域表示藉由砷的自旋相關的自旋散射，顯示了磁性雜質之弱的雙電子之單態-三重態分裂。再次，我們使用了SIMOX SOI晶圓製造矽雙量子阱。測量的負微分電導表示大的電場能誘導出在矽量子阱誘導。當VDS > 0，其穿隧電流比VDS< 0的穿隧電流大，並且是大一個數量級，此現象表示在量子阱的勢壘是不對稱的。根據Wigner和Landauer理論估算所獲得傳輸係數，顯示該電子入射勢壘阻比電子流出之勢壘阻厚。然後利用測不准原理，估算的諧振狀態之壽命符合雙量子阱轉變為單量子阱的能帶模型。總之，我們證實了不同幾何形狀結構的矽元件和施以適當的外加電場，可強力的影響電子於介觀尺度結構的傳輸行為。這些研究將有益於奈米結構中電子相干傳輸和多電子耦合的研究。
鐵電材料於陣列記憶體之製程研究及需求
(2024) 李宗翰; Li, Zong-Han
伴隨著技術節點的演進，元件尺寸不斷的微縮，電子元件須滿足低功耗、高密度、高效能以及尺寸微縮等特性，鐵電鉿基氧化物因其天然的雙穩態、高速運行和低功耗而在記憶體應用中引起了廣泛關注，嵌入式非揮發性記憶體和存儲級記憶體可以透過積成鐵電氧化鉿鋯來實現鐵電隨機存取記憶體。近年來鐵電材料於記憶體領域得到廣泛的研究，由於鉿基氧化物鐵電材料具有與陣列記憶體製程優異的相容性，相比傳統鈣鈦礦的鐵電材料成為新興記憶體的候選者之一。本論文研究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透過台灣半導體中心以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奈米中心提供的機台開發出不同材料厚度的記憶體，第二部分為開發鐵電材料運用於陣列記憶體的製程，第三部分透過原子層沉積系統調變不同前驅物沉積順序，分別開發固態溶解與超晶格之鐵電氧化鉿鋯堆疊製程，並使鐵電層厚度再減薄，達到降低操作電壓效果，超晶格的結構有助於鐵電氧化層的結晶，進階將其應用於記憶體陣列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