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ing by Author "白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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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產業與地方社會的形構：馬來亞拿律地域華人社會的形成與變遷（1848-1911）
(2016) 白偉權; Pek, Wee-Chuen
本研究旨在探討南洋華人社會關係的形構機制，以地理学的觀點為海外華人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野。本研究有別於過去以幫群本質分類之論點，企圖以新區域地理學之人—地互動觀點為視角，分別從國家、產業和社會三者的互動關係，檢視身處異域的華人如何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國家、產業）進行調適，促成社會關係變遷。本研究將以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馬來半島地區最主要的錫礦產區（產業）拿律為例，探究拿律地區在歷經長達十多年的械鬥，經歷了馬來王國及英殖民政府兩個不同的政權，最終於19世紀末始趨於穩定，當中國家、產業和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動關係。本研究將分為三大部份進行論述。首先探究拿律地區由於殖民經濟的發展，遂在馬來封地上所形成的華人社會，以及錫礦的生產與華人日常生活的鑲嵌，建構出與產業高度重疊的礦區社會。其次，在馬來封地主的放任治理下，華人透過錫礦產銷體系的運作、天地會制度，以及日常公系統（信仰、葬地等）的建立，使各種角色的華人維繫成為一個關係緊密、跨方言群、跨區域（檳城—拿律）的龐大生命共同體—「港門體系」。這個高度依賴不可更新資源維生的生命共同體在面對資源枯竭及土地贍養力不足時，而國家又無法起到調節的作用，遂發生資源競逐的情形，而持續不斷的衝突最終則導致了英國的介入。第三部份，當拿律進入英治時期，英政府所推行的各種制度和建設，破壞了舊有華人社會的經濟體系，進而改變既有的產銷結構、維生內容及空間，導致舊有華人關係體系的瓦解，而華人在面對新的「國家」和「產業」環境時，重新建構一組新的社會關係。本研究認為，社會關係是由國家和產業活動影響下所建構而成。在馬來封地主時期，拿律的華人社會與錫礦產業高度重疊，當時國家力量和產業(土地)的贍養力薄弱，華人關係的組織，經濟因素優於本質因素（例如方言群），社會的一體性高，且內部關係緊密。到了英治時期，社會對單一且不可更新資源為基礎的錫礦產業依賴度降低，加上國家力量和產業（土地）贍養力趨強，使華人關係的組織，本質因素優於經濟因素，社會組織偏向細碎化。雖然這些細碎化的組織之間有所連結及整合，但緊密程度卻大不如前者。
從甘蜜園至橡膠園
(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2013-06-01) 白偉權; 陳國川
本文主要探討19 世紀中至20 世紀初，馬來土邦柔佛（Johor）產業地景從甘蜜（Uncaria gambir）、胡椒園到橡膠園的轉變過程。研究分別從全球、區域、地方三種不同尺度來釐清影響地景變遷的動因。就全球尺度而言，柔佛產業地景的轉變源於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下的市場需求。區域尺度中，統治者和資本家透過改變全柔佛既有地景來回應世界市場的需求。在地方上實際參與地景形塑的，則是園坵內的管理者和底層勞工。華人及歐洲資本分別於19 及20 世紀主導全柔佛產業地景的塑造，促使華人港腳（Kangkar）及歐洲大園坵分別成為不同時期的重要地景。
福衛二號衛星影像應用於國中小社會領域教學
(2013/05/13-17) 陳國川; 白偉權; 黃燕儀; 賈生玲
義山墓碑與早期華人社會面貌的還原—以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市綿裕亭義山為個案
(2011/04/23-24) 白偉權; 陳國川
馬來西亞廉價花園聚落中的空間與族群關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2011-06-01) 白偉權; 陳國川
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馬來西亞市中心外圍以族群混居為特色的新聚落，其內部族群關係的意涵。1970年代後的馬來西亞，在產業變遷與都市化的影響下，市中心外圍的聚落景觀出現很大的變化。各族從原本依地緣分群而居的聚落，遷移至市鎮周圍新開發的住宅區－「花園」，「花園」成為了都市地區居民主要的居住形式。國家政策影響下，「花園」內混居了各族居民。是故，「花園」的出現，打破了原來族群空間分隔的居住傳統。本文從人－地以及人－人關係的角度出發，以新山都市外圍由華人、馬來人、印度人等族混合居住的新聚落－茉莉花花園為個案，探究在1987年至2007年之中，其內部族群間的空間分佈、住屋的租售關係以及所成立的社團組織，藉以勾勒出族群關係的發展。首先探究新山地區新聚落興起的地理背景，其次說明新型聚落的型態與居民組成，第三透過住屋單位的租賃情形以及社會組織的建立，釐清聚落內的族群互動關係，最後歸納新山地區新型住宅區族群關係的意涵。本研究發現，各族混居的花園即使提供了族群互動的平台，但各族之間還是大致維持了殖民時期以來，「族群內」優於「族群間」的關係特色。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
(2011) 白偉權; Pek Wee Chuen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在幫群組成複雜的移民社會裡，不同背景的華人移民如何逐漸擺脫原鄉地緣和血緣的羈絆，整合成以地域為單位的地方社會。居於柔佛首府新山（Johor Bahru）的華人，共有潮州、廣府、福建、海南以及客家五個幫群。和馬來西亞其他地區的華人不同，新山華人各幫群之間不但無明顯的分立或衝突，反而呈現相對整合的狀態。幫群整合的具體指標體現於各幫協手共建的義山、廟宇和學校。本研究從「地域社會」的觀點出發，以人地互動與人人關係的角度，探究1855年至1942年間，新山華人幫群的整合過程。首先說明新山地區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背景，以從大尺度了解區域的產業發展以及整體社會秩序的建立；其次釐清不同時期各群體或幫群在新山的移殖、發展及互動過程，以探究在各時期主導新山華人社會的群體以及所形塑出的社會特色；第三探究各幫群互動過程中，人與地、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立與重組，最後歸納分析新山華人由幫群社會轉化為地方社會（或稱地域社會）的過程與原因。研究認為，新山幫群整合的結果很大程度上與柔佛地區以農為主的經營型態有關。當地礦產資源的缺乏避免了因爭奪礦區所產生的衝突；世界對農產品有大量需求時，土地遼闊、位置鄰近出口市場也使柔佛熱帶栽培業有無限的發展潛能，這些自然因素形塑了本區域非競爭衝突的環境傳統。在此環境下，尚缺乏財力和人力的統治者採取「獨尊義興」的策略，依賴此潮系私會黨為國家累積政經實力，義興公司隨即成為新山華人社會的主導者。在義興為首的時期，新山還是屬於幫群相當單純的潮州社會，其他幫群的移民人數相當零星，故幫群間的分際並不明顯。進入20 世紀以後，隨著國家機器的成熟，其對國土和經濟的控制能力逐漸加強，進而取代私會黨的功能，義興公司地位下降，在新山經營各種生意且無私會黨背景的各幫商人則逐漸取代義興公司的地位，成為新山華人社會的主導者。後期新山的幫群結構雖已相當複雜，但新山華人社會並未因此解裂，反而延續之前較為整合的運作模式，此一結果相信與新山市街的行幫壟斷有關。行幫壟斷使各幫在非競爭關係的前提之下相互提供服務，加強彼此在日常生活中的依賴關係，這樣的街坊關係蓄積了日後彼此整合的可能性。此外，後期新山具有影響力的商人大多與中國原鄉的關係密切，對新生的「中華民國」有很強的認同感，此一更高層似的國族認同無形中也淡化了各幫之間的差異，延續了新山華人社會整合的景象。總體而言，新山華人社會的整合並非既有的事實，而是處於不斷變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