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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代臺灣銀行對中國廣東省放款之研究
(2024) 黃彥傑; Huang, Yen-Chieh
日治時期成立之臺灣銀行，為日本帝國在臺灣擔負了發行島內貨幣、低利貸款、為基礎建設提供資金等作用。除此之外，臺灣銀行設立初期亦擔負開拓南方中國、開拓南洋之使命。對臺灣銀行而言，海外開拓工作亦是十分重要的一環。本文以臺灣銀行西元1910年代對於南方中國的海外擴張為研究主題。藉由梳理台灣銀行與清國政府交涉的脈絡，以及對於廣東省水泥廠興建案的借款，說明臺灣銀行如何透過政治放款促進中日的外交關係。本文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研究緣起、問題意識、近代日中經濟史的研究、各章節所探討之問題。第二章〈日本與清國的借款與辛亥革命後的動向〉主要探討近代日本在中國的發展，以及梳理近代列強對中國的放款與定義，並探討臺灣銀行在中國的設立歷史，以及臺灣銀行於辛亥革命前對廣東省兩次共計160萬日圓之放款對臺灣銀行與廣東省的影響。第三章〈辛亥革命的爆發：圍繞政治與經濟的還款與主權承認問題〉則是討論辛亥革命爆發後，臺灣銀行與外務省的交涉過程，以及究竟應該由北京的清國政府，還是由南方的軍政府承擔還款事宜。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旋即同意廣東省政府還款的構想。第四章〈廣東水泥廠的借款始末：日治時期臺灣銀行自身單筆最大之放款〉則討論中國在20世紀開啟民族工業後，因資金與技術的不足，必須透過外國之力方能獲得成功。臺灣銀行最初不願意放款，但是在日本國內政治走向對中親善，以及新任廣東支店長小笠原三九郎的個人意見之下，最終作出對中國大量放款的決定。此一決定亦造成日後款項無法回收的窘境。第五章為結論，旨在說明臺灣銀行對中國地方政府放款的歷史意義，以及中國地方政府在追求民族工業的同時，亦無法完全脫離外國資本的矛盾處境。
1930年代前後在臺日本媒體人之媒體策略－以宮川次郎與《台灣實業界》雜誌為中心
(2017) 安井大輔; Yasui Daisuke
（摘要）　　宮川次郎（1887年－不明），出生於福島，是日治時期臺灣知名的媒體人，1907年來臺，長期居留臺灣，參與各種媒體活動，創辦許多種雜誌。他與臺灣總督府的關係密切，但也會在自己的雜誌中批判總督府政策；與日、臺籍民間人士也有密切的往來。本論文以宮川次郎及其創辦的《臺灣實業界》雜誌為中心，探討1930年代在臺日本媒體人的媒體策略，結論如下。第一，從宮川次郎這樣一個界於官、民之間的媒體人可以看到的歷史面貌。日治時期在臺灣的民間日本人，未必能等同於「統治者」，他們生活在臺灣總督府多方干涉以及臺灣人實業界的強力競爭之中，不一定能享有統治者的優勢。第二，《臺灣實業界》這樣的媒體在殖民地社會的角色。它所處的政治環境、媒體環境，使它不得不打出自己的媒體策略，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向日本母國發聲。一方面直接在日本本國設置通信社，另一方面，在臺灣發行的《臺灣實業界》中，許多內容也是在向母國人士發聲，例如批評矢內原忠雄的文章，很明顯地是為了內地讀者而寫的。它也很敏銳地遊走於臺灣總督府的管制政策之下，不直接對抗總督府的媒體政策，而得以長時期存在於殖民地臺灣。第三，作為媒體的《臺灣實業界》，其媒體策略的特色。傳統的媒體觀，就是將媒體視為教育、指導社會、傳達訊息的角色，《臺灣實業界》自然也扮演這樣的角色。然而，同時，媒體也正是社會輿論形成的場域。宮川次郎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致力於建構《臺灣實業界》的「公共性」。因此，他主辦很多座談會，透過座談會建立起與官方的溝通渠道，同時也建立起與日、臺有力人士的人脈，利用座談會公開、公共的特性，透過刊載座談會的內容，來展現自己媒體的公共性。
1950年代前期臺灣《教育通訊》雜誌之分析
(2016) 鄭芮璇; Jheng, Ruei-Syuan
摘要 1950年代的臺灣教育，為臺灣教育史上面臨日本政權到中國政權的過渡時期，這時期臺灣教育面臨著巨大的轉變。學制的確立、教科書的制定、國家理念的灌輸和師範生的培養等，都是當時臺灣教育急欲解決的問題。《教育通訊》雜誌為戰後臺灣教育雜誌中重要的刊物之一，同時它官方色彩濃厚，為當時教育部訓育委員會所主導。龐大的作者群與專家學者多元的情況，使得雜誌內容涵蓋了許多當時臺灣的教育資訊。本研究期盼透過教育雜誌的內容中作者群和雜誌內容的分析、師範教育、小學教育探討等還原出當時臺灣教育的現況及變遷的過程。關鍵詞：戰後、國家認同、教育通訊、師範教育、小學教育
「三高女時光屋」文字冒險遊戲
(2022) 楊芳瑜; Yang, Fang-Yu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是日治時期臺灣女性最具代表性的女子中等教育機關，通稱「三高女」。能進入三高女就讀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上層階級，他們在此學習近代知識，享受青春，也編織未來的夢想。三高女的畢業生是當時新女性的代表，他們或許進入家庭，以近代家政知識持家育兒；也有不少人在社會各個不同領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他們同時必須面對傳統禮教、家父長制度以及殖民社會的限制，在人生的路上一路與之奮戰。他們為了夢想奮鬥的歷史，筆者深有感觸，故以創作文字冒險遊戲「三高女時光屋」的方式，呈現1920年代三高女學生追求夢想的故事，作品有別於學校的觀點，內容加強刻劃三名少女支撐彼此的情誼，凸顯同儕社群之於學校、家庭、價值觀的重要性。遊戲故事的主角們在追夢路上，雖然面對許多阻礙，包括傳統家庭或社會的觀念、殖民體制的限制等。不過，在主角們的努力及朋友們的互相鼓勵、幫助之下，最後可以達成自己的目標。透過文字冒險遊戲的故事渲染力與遊戲性，可強化故事中腳色與玩家間的連結，令玩家更能感同身受1920年代高女學生的處境、或引發共鳴，加強其對此段歷史的認識與反思此段歷史的意義。
作為機關裝置的收音機體操與殖民地臺灣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1-06-01) 許佩賢
日治時期台灣的收音機體操，是自殖民母國日本傳過來的。日本的收音機體操（ラジオ体操）顧名思義，是配合收音機廣播的音樂節奏來做體操，自戰前1928年開始成為收音機廣播的固定節目。台灣則稍晚自1930年4月起固定播放，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本文主要從近代化的裝置、國民化的裝置以及戰爭動員的裝置來考察日治時期台灣收音機體操的發展過程。收音機廣播本身是20年代最先進的媒體，收音機體操的音樂是用鋼琴演奏的西洋風樂曲，收音機體操不論是硬體（收音機）或是軟體（聲音），都充分表現其近代風格，清晨的收音機體操使身體配合近代的時間規律，符合都市生活作息。收音機體操於1930年代出現在台灣，正好就是台灣的都會文化、大眾文化發展的時期。1930年代前半，台灣也開始倣效日本內地於每年夏季舉行收音機體操大會，隨著電波的傳送，社會大眾經歷一種共時性的體驗。從日常學校中的體操課、學校或州郡運動會的集團體操，到每日的收音機體操廣播、全島性的收音機體操大會，再到帝國規模的體操祭，透過收音機體操，總督府官僚所期待的共同感，才能由學校、州郡這樣的小團體，擴大到台灣、然後到帝國，從而達到日本國民化的目標。 1930年代中期以後，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旗幟下，收音機體操和各種新發明的體操在整個帝國同步總動員，收音機體操是帝國確認忠誠的試紙，因此，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帝國大大的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到處都在做收音機體操；另一方面，朝鮮、台灣這些帝國周邊的殖民地，甚至比本國更進一步，藉由自創的集團體操，向本國表達忠誠。
台灣現代文藝電影創作與其政治社會環境(1930~1980s)
(2020) 吳昀霖; Wu,Young-Lin
文藝電影是一種模仿人類情感再現的創作型態，也是人類相當重要的精神資產，當我們希望認識台灣歷史的時候，我們必然要對於台灣的文創相關產業發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透過研究台灣的文藝電影隨著不同政權、社會、文化的演變，在影片質感呈現、創作風格、演員選取、文本設計、語言使用，可以看到不同的時代氛圍。日治時期的女性情節劇與辯士文化，代表漢文化與大和文化的角力。國語文藝電影與外省人政治權力的鞏固，以及華僑資本對於臺灣文創產業造成的影響有關係。鄉土文藝電影則隱含本土意識與國民黨威權的拮抗競爭，總之，透過了解台灣的文藝電影演變史，我們可以更加瞭解諸多台灣的意識形態形塑的歷程，這是認識台灣歷史所不可以或缺的一步。
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
(2011/08-2012/07) 許佩賢
本文以1910年前後一個國語學校畢業的公學校教師──張式穀為中心，考察其在殖民政權設定的框架中如何摸索「發達」的道。　　張式穀於日本領台時，大約正好是入學年齡，可以說是台灣第一代可以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地方菁英。除了當醫師之外，在1910年代之前，升學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故鄉擔任公學校教師，是台灣地方菁英的最好選擇。但是1910年代以後，由於社會各種產業迫切需求人材，許多青年教師受到吸引而放棄教職，轉行從事實業，開啟與公學校教師完全不同的人生，其後以各種形式飛黃騰達。張式穀於1920年離開教職，進入基層行政體系擔任庄長，1930年代以後成功轉成工商業界人士，同時成為台灣總督府以專賣利權拉攏的對象。這些不同時期人生進路的選擇，很明顯的都與殖民統治機制的變化有關，同時也都相當程度的受到統治當局的規範與限制。張式穀模式特別適用於1890年前後出生，在日本領台時正好達到入學年齡的世代。這個世代中多數的受新教育者，很可能是像張式穀這樣，憑著一身的學識、能力，在地方社會、而且只在地方社會中活動，在總督府設定的框架中，累積自己的實力、摸索發達的道路。
在諸帝國周緣活下去－臺灣史中的「邊境動力」與地域主體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若林正丈; 許佩賢; Masahiro Wakabayashi; Pei-hsien Hsu
本文從臺灣原住民墓碑上幾種不同的文字及名字，留意到臺灣歷史中不斷被重新粉刷的邊境動力經驗。所謂的「邊境動力」，是指帝國勢力投射在其邊境而引起的歷史性變動。臺灣在近代被清帝國、大日本帝國以及戰後的世界帝國美國等三種不同種類的帝國勢力影響，因此說臺灣位於「諸帝國周緣」，現代臺灣正是在這些不同的邊境動力斷絕與連續、破壞與繼承的反覆過程中成立。透過考察清代以來臺灣社會、國家、國民形成的過程，試論臺灣「在諸帝國周緣活下來」的歷史過程，同時展望面對新邊境動力的現在，臺灣會如何應對。
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
(臺北市：遠流, 2011-11-01) 許佩賢
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
(新北市 : 東村出版, 2012-01-01) 許佩賢
戰後臺灣出版之西式餐點食譜書的發展（1945-1990年代）
(2024) 許茹茵; Hsu, Ju-Yin
在現代臺灣人的日常飲食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西式餐點。根據臺北市衛生局2019年的調查，臺北市民最常購買的早餐前兩名均是西式的食物。速食店、牛排館等西式餐廳林立在臺灣的大街小巷。中菜西烹、中西兼具的料理也時有所聞。西式餐點的普及不單單只展現在店家的數量上。本研究統整「1945-1990年代臺灣出版之西式餐點食譜書書目」，以戰後臺灣出版且收錄西式餐點食譜之食譜書作為主要的研究資料，並與西式餐點從業人員的訪談和相關文獻進行交互驗證。本研究發現，1945年至1990年代出版的食譜書數量在不同時期具有顯著的差異，且出版目的也從戰後初期的「為宣傳中華文化」，到1960年代中期除了「為了配合國家政策」而出現的教科書式食譜書，坊間也開始有內容更為豐富、裝訂更為精美的食譜書，反映大眾逐漸對烹製西式餐點產生需求；1980年代之後，西式餐點食譜書不僅出版量大幅增加，出版社也開始針對該時期民眾的需求而規劃不同主題的食譜書，內容也變得更加多元，顯示西式餐點逐漸普及。食譜書數量的增加代表著臺灣社會對於西式餐點烹飪需求提高，再加上食譜書類型及餐點區分界線逐漸模糊，「中式」、「西式」不再是主要的分類依據，顯示西式餐點在一定程度上已深入到臺灣大眾的日常飲食中。
日本國民童話「桃太郎」在殖民地臺灣的傳播
(2018) 蒲地等; hitoshi kamachi
本研究的起因是我第一次到臺灣的時候，碰到一位臺灣老人，她會說日文，因此本研究透過分析日治時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的童話「桃太郎」，藉以探討日本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及日本教育對臺灣人的影響。首先比較戰前日本的國語教科書和臺灣的國語教科書。分析在兩種國語教科書中出現的童話為何，並比較在日本民間故事和日本教科書中童話之差異點。其次，爬梳日本國語教科書和臺灣教科書中的桃太郎故事。分析教科書所賦與桃太郎的意義。最後，調查教科書以外的如報章雜誌及學校中學藝會、演講等使用桃太郎故事的情形，以分析桃太郎故事的擴散。此外，分別對8位受過日本教育的臺灣人訪談，分析他們對桃太郎故事的印象。本研究認為，在日本五大童話中，桃太郎是具有日本特色，而且最容易操作的童話。日本殖民地時期，日本的教育關係者透過學校教育及各種管道，將帶有日本國民色彩的童話──桃太郎普及於殖民地臺灣，藉以教化臺灣兒童。
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
(2021) 小池拓人; Koike Takuhito
本文從日治時期臺灣豬隻宰殺的歷史出發，從財政、屠宰法規、肉品流通、戰時統制四個層面來切入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重新思考日本統治臺灣的殖民地特性。 1898年後藤新平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以臺灣財政獨立為目標，開拓新的稅源，屠宰稅被列為地方稅的稅目之一。臺灣總督府利用臺灣人好吃豬肉習慣，屠宰稅在地方財政上具有一定的意義。總督府主要透過兩個措施來增加屠宰稅收入。首先透過大量設置屠宰場地，並使其公營化，再創設比日本還嚴格的屠宰法制，來監督私下屠宰。除了確保食品安全之外，也使臺灣屠宰稅大幅成長。臺灣總督府將豬隻視為一種稅源，對於豬隻相關傳統民俗採取舊慣溫存，促進臺灣人的養豬活動。隨著縱貫鐵路的發達，連接起豬隻生產地與消費地，形成新的肉豬運輸系統。1920年代以後，各市都設有「家畜市場」，除了實現豬肉供需平衡之外，也讓家畜仲介商與屠戶進行肉豬交易，避免豬農與消費者虧損的風險。臺灣總督府1930年完成本島養豬改良事業後，豬農的飼養技術也提升，開始利用進口飼料。雖然中日戰爭後，進口飼料受到限制，臺灣島內的養豬業於1940年開始衰退，然而豬隻作為本島屠宰數量最多的家畜，臺灣總督府因此得以透過屠宰場，展開肉豬的收購之外，豬皮也成了民間皮革資源。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以後藤新平創造的地方稅制度為起點，屠宰場成為肉品流通過程中捕豬的「網子」，日本統治者將臺灣豬隻利用為財政、肉品流通、戰時動員的資源。
日本時代東港地方社會發展與社會力量之形成
(2011) 郭婷玉
　　本論文以日本時代東港地方社會發展與社會力量形成為題，探討東港如何在港口發展、轉型與商貿活動、行政力量影響下，一方面出現地方社會的變容，另一方面，也由於因應地方發展之發展和受阻，而有社會力量的形成、代換及延續。希望透過對地方發展與在地政經有力者共同活動之探討，究明東港市街自清末至日本統治結束、終戰初期變遷過程的具體情況，及其歷史意義為何。　　1860年臺灣開港後，東港以南部屏東平原人貨出入要口、對清國戎克貿易崛起，初步形成與鄰近腹地、東港溪上游屏東平原內陸社會之貿易網絡，同時也是閩粵人群互動頻繁之處。進入日本時代後，做為一交通位置良好的轉運港，東港受到統治者注目而指定為特別輸出入港之一、維持了既有戎克轉運貿易模式，也令清末即成形、靠轉運米糖與日用百貨為生的「船頭行」商業勢力延續其影響力。同此之際，由於新統治者夾帶近代國家統治力量進入地方社會，提供了原有在地商貿勢力以外的權力來源，地方上亦漸有憑藉行政空間提升地位之有力者崛起，以及跟隨開發熱潮深入各地之日本官民資本。新舊地方勢力在信用組合、會社及公共事務等新式權力場域中，既為提高己身社會地位而有政經利益的相互爭奪，也因合作機會增加遂漸凝聚共同行動之共識基礎。　　1917年東港的特別輸出入港身分遭致廢除，可說是地方社會力量團結之關鍵：港口淤積、聯外陸海交通不夠完備、偏離鐵路與阿緱廳發展主軸，這些不利地方社會發展的因素，於特別輸出入港撤廢之際互相加總，對依靠轉運商貿及農漁產業延續以往發展方向的東港造成嚴重打擊。然而，因循於特別輸出入港帶來的舊有貿易體系運作方式、未積極因應近代化商貿形式轉變和交通運輸形態轉型，未嘗不是此時東港社會發展受阻之深層原因。或許是有鑑於此，1920年代起，以米糖轉運商業勢力為首，地方有力者們開始集結、投入鐵路延長請願等共同行動，試圖重振地方發展可能性。此外，透過信用組合重組、各式商業會社陸續成立、1935年地方自治選舉，地方社會勢力亦出現代換、分化，其影響力持續到戰後，也令東港地方社會發展方向獲得延展。　　透過闡明東港此一臺灣西南沿海小漁港之近百年歷史軌跡，我們除了看到其自清末至日本時代結束有著商港至漁港的港口、相應貿易形態轉變，亦能瞭解在此轉變過程中，地方社會力量如何在為地方長遠發展集結、共同行動之同時，也因國家政策介入、爭取地方政經活動空間，而有社會勢力內部的派系分立及新舊更迭。從這樣小區域地方社會發展及社會力量互動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時代臺灣的地方具體實況，在受到整體社會發展、國家力量控制等影響外，亦隨在地人群互動、產業和公共建設變遷等要素而有變化，從而形成一地特有的近代化社會變貌。
日本時代臺灣初、中等學校的體育課程
(2015) 江仲文; Chiang, Chung-Wen
本文探討日本時代臺灣五十年間初、中等學校的體育課程，藉由當時的官方檔案、學校資料、時人及後人日記、回憶錄及訪談來回答「體育課的課程規定」、「體育課實施的實際情況」、「學生的感想或影響」等三個層次的問題，思考日本時代體育課對臺灣社會的意義。體育課程隨著臺灣總督府推行西方近代教育傳入臺灣，自1896年起以「體操科」之名進入各級學校，除了正式課程中的普通體操、教練、遊戲及競技、衛生與武道等項目，尚有課外的社團活動及運動會。1941年改制為國民學校以後，體操科更名為「體鍊科」，授課內容更加著重於軍事訓練。對臺灣社會來說，體育課程作為國家教育的一環，最初的目的是改造臺人的身體。進入戰爭期以後，初等學校體鍊科作為皇國民訓練身心一體重要的場所，中等學校的學生則被當作準軍人養成，授予嚴格的軍事訓練。體育課程是日本時代臺灣學童不可抹滅的身體記憶，臺人子弟的體格雖然因而改善，也得到接觸各項體育活動及運動項目的機會，但也因此受到嚴格的軍事訓練，甚至成為被國家動員的身體。
日本時代臺灣的土地徵收
(2014) 張乃文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找出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如何基於殖民統治的考量，拿捏出其土地徵收的政策方針。清代臺灣傳統上地方頭人大多樂於捐錢、捐土地領導地方公共建設的進行。改朝換代之後，總督府很快便發現，清代臺灣的土地徵收舊慣大致可歸納為土地捐獻、土地收購、官民地交換等三種方式，並且在鐵路、道路、市區改正等建設上皆以諭示人民捐獻土地為主要徵收方針。然而，依據清代「舊慣」近似民事行為的土地徵收，終究在遂行公益事業上並沒有絕對的強制性，因此總督府在1901年時制定出「臺灣土地收用規則」，是為臺灣第一套近代的土地徵收法。「臺灣土地收用規則」在發布之時就因為後藤新平擔心會影響到以往土地捐獻的方針，增加建設成本，便壓抑此法使之無法正常施行，導致日本時代實際適用此規則的土地徵收案件數量非常少。臺灣總督府絕大部分的土地仍然都是以捐獻或是收購的方式徵收。然而，過於推進此依照「舊慣」的徵收方針，其實已難以與強制取得土地有所分別。進入1920年代後，臺灣人開始會注意到，以「公益」之名要人民捐獻土地，其實有時是為了「私益」，進而開始會採取各種抵抗，要求即便是公共建設，也不能以無償捐獻而應該要有合理的補償。臺灣人對於土地權利意識的覺醒，使總督府以往希望人民無償捐獻的方針受到動搖。到了1930年代初，製糖會社為了將自己以往強取土地建造專用線鐵路的行為「合法化」，竟與總督府磋商修改律令，將「甘蔗搬運專用鐵道」一項納入適用土地徵收法。此時臺灣人真正意識到了土地徵收法的重要，以劉明電為主開始了阻止「土地收用規則」修正的運動。雖然在1934年時此案被日本內閣法制局駁回，但總督府在1936年最終以修改「府令」的方式，將原本應該在法律層級定義的公益原則，以總督府能夠掌握的方式修改，最終還是將「甘蔗搬運專用鐵道」直接納入了公益原則的定義之中。簡言之，日本時代的土地徵收以「舊慣」為主，土地徵收法為輔的方針，具有以不合理的低成本達成最高效率的殖民統治之特性。
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地方青年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以張式穀的軌跡為中心
(新史學雜誌社, 2013-09-01) 許佩賢
本文以1910年前後一個國語學校畢業的公學校教師張式穀為中心，考察其在殖民政權設定的框架中如何摸索「發達」之道。張式穀於日本領臺時，大約正好是入學年齡，可以說是臺灣第一代可以完整接受新式教育的地方菁英。除了當醫師之外，在1910年代之前，升學國語學校、畢業後回故鄉擔任公學校教師，是臺灣地方菁英的最好選擇。但是1910年代以後，由於社會各種產業迫切需求人材，許多青年教師受到吸引而放棄教職，轉行從事實業，開啟與公學校教師完全不同的人生。張式穀於1920年離開教職，進入基層行政體系擔任庄長，1930年代以後成功轉成工商業界人士，同時成為臺灣總督府以專賣利權拉攏的對象。這些不同時期人生進路的選擇，很明顯的都與殖民統治機制的變化有關，同時受到統治當局的規範與限制。張式穀模式特別適用於1890年前後出生，在日本領臺時正好達到入學年齡的世代。這個世代中多數的受新教育者，很可能是像張式穀這樣，憑著一身的學識、能力，在地方社會、而且只在地方社會中活動，在總督府設定的框架中，累積自己的實力、摸索發達的道路。
日治中期的公學校畢業生與臺灣社會
(國史館, 2014-09-01) 許佩賢
本文透過考察日治中期公學校畢業生在社會上的狀況，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1920年代以後，學校體系整備，就學人數也逐漸增加。臺灣總督府或教育關係者的預想是，大部分臺灣人只要公學校畢業即可投入職場，但是對選擇接受新教育的臺灣人來說，可能很多人正想藉此擺脫農民的位置，兩者之間出現了相當的落差。公學校教育為畢業生帶來不同的生涯發展，農村中從公學校畢業的人，至少有20％的人日後得以脫離農業等依靠勞力的傳統生業。臺灣社會逐漸認識到，學歷是可以證明自己能力的證明書。有學習意欲的臺灣兒童，爭取自己進入近代學校的機會，以公學校為起點，一階一階的取得更高學校的入學資格，或是以此學力／學歷為基礎，嘗試正規升學管道以外的學習機會，以便能在社會上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雖然整個日治時期，自公學校畢業的人還不是多數，但是他們對自己所受的新教育抱著自豪威。他們之中有人繼續升學，甚至留學，成為知識菁英；更大多數的人雖然沒有繼續升學，但他們充分發揮公學校所學習的知識、能力，或善用公學校畢業的學歷資格，在社會上活躍。這些沒有繼續升學的公學校畢業生，提供我們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
日治初期公有土地的調查與整理
(2015/08-2016/07) 許佩賢
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學經歷－以興直公學校教職員履歷書分析為中心（1898-192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7-12-??) 許佩賢; Pei-hsien Hsu
本文分析新北市新莊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新莊國小）保存的日治時期教師履歷書，從族群、性別、職位、薪資等不同方面來考察日治前期公學校教師的組成、職歷變化。日治前期，公學校中臺籍教師的人數比日籍教師多，但校長都是日本人。日本籍男教師很多都是在本國即有教職經驗，到殖民地臺灣後，職位、薪資待遇都比原來提高許多，也有外地加給，或退休金加計等制度上的優勢。日籍女教師幾乎都有相當於高等女學校的學歷，但在學校任職的時間大多不長，公學校女童的教育，主要還是依賴臺灣籍女教師。臺灣籍女教師大多是出身於當時唯一的中等女子教育機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日治前期，讀漢文還是很重要的文化象徵意義，許多臺籍男教師都同時接受漢文教育與近代教育。他們具備雙語能力，與殖民政府及地方社會兩方面都持續累積人脈關係，公學校教職是他們的安全氣囊，可進可退，可以留在文官體系中可以依序升遷，要到產業界工作，也有很多機會。從公學校教師的組成，可以發現地方社會中，傳統士紳、有力者，在日本統治以後，得到新政府的拉攏，也得到活用自己知識及影響力的機會。地方上的中上家庭，就是把子女送到公學校讀書，畢業後繼續升學的這一群人。新一代受新教育的青年，在政府的文官體系下，有一定的升遷管道，也有機會、有資本在社會上尋找發達之路。微觀地考察一個鄉下公學校的教師，可以了解到日本在臺灣的統治之所以可以如此順利地軟著陸，這些地方人士的合作，應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當然，他們也不是單方面地提供協力而已，他們正是最有機會與條件靈活運用交換．仲介機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