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ing by Author "許雪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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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奴化、趨祖國化下的書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1-09-??) 許雪姬
本文主要利用戰後所修的臺灣人物傳，如《臺灣時人誌》（1947），《中華民國人事錄》（1953）、《臺灣名人集》（1953），《臺灣名人傳》（1953）、《南臺灣人物誌》（1957）等來觀察，發現戰後人物傳有去奴化、趨祖國化的書寫內容。如將日治時期參加皇民奉公會的事蹟削除，易之以日治、戰後熱愛祖國的事蹟。不僅如此，一些有偽政權經歷者，在傳中幾乎不呈現，使戰後臺灣人物傳出現了斷裂，以謝文達、陳錫卿、吳敦禮三人為例，最能說明上述現象。基於上述，如何解讀現成的臺灣人物傳，又如何評價臺灣人物，是當前臺灣史研究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進一步說，臺灣人物的評價，不能依附於日、中，應有自己的立場。而日治時期在所謂偽政權工作的臺灣人，應與在重慶活動的臺灣人同樣被重視。
日本帝國海軍在澎湖：以馬公軍港為中心（1895-1945）
(2018) 蔡文騰; Tsai, Wen-Teng
從明初至清末，日本與臺澎海域互動甚多，官方與民間都有「征臺論」的構想，將佔領臺灣納入其整體擴張架構的一環。明治初期，日本派人至臺澎地區調查，加深日人對臺認識以及瞭解澎湖的戰略重要性，因此在甲午戰末威海衛陷落後，大本營開始計畫另編艦隊攻陷澎湖島，以其控制楊子江以南的華南海域之制海權，發揮澎湖具有阻隔中國東南沿海各省與臺灣省之間往來的戰略功能。日治初期，由於臺灣未定，使得臺灣總督府海軍幕僚雖也肯定澎湖的戰略地位，但仍以基隆港為首重之地，以確保日臺間的往來通暢。隨著以廈門為重心的對岸政策戰略演變，澎湖因地理位置而被定位為臺澎海域的重心，而有馬公要港部的設置。但從日俄戰後北進論的抬頭，以及裁軍會議使海軍呈現平緩發展，澎湖的軍事地位直至昭和10年以後才又興起。中日戰爭爆發後，臺澎並非主要戰場，澎湖在戰爭前、中期多做為前進華中、華南兵力集結站的角色，後期則隨太平洋戰爭的發展，而呈現本土防禦的各自守禦。 19世紀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水雷成為各國重視的新式武器之一，中、日兩國皆因製造成本低廉，且破壞力極大而引進該國。日軍佔領澎湖後，即在此軍事環境的脈絡下，沿用日本國內的戰術思想，以佐世保水雷隊臨時敷設部作為守衛澎湖海面的主力部隊，承擔守衛港口的海防任務。翌年伴隨制度的改變，成立佐世保水雷團馬公水雷敷設隊，繼續成為日治初期澎湖地區的主要海軍機構。其後馬公要港部成為擔任華南海域的後勤基地，但該組織採雙元統治，軍政受佐世保鎮守府管轄，軍令則由臺灣總督指揮，直至臺灣總督改由文官統治為止。初期海軍機構的編制員數是佐世保軍區麾下員額最多之地，組織架構最完備的部隊，實際駐守的兵員數雖非滿編，但仍是人數最多機構。馬公要港部的司令官多有水雷經驗，且離任後多轉職至清閒單位或退休。為符合近代化組織與艦艇的駐紮，在明治28年至29年之間，經過一連串的調查、協調與遷移後，使測天島變成軍事用地，明治31年更劃為海軍用地，馬公水雷敷設隊就以此港為其根據地，並成為馬公要港部的基礎。大正年間，隨著機構組織的變遷、燃料使用的改變與原有建築之老舊等因素，而開始擴建至原有大案山地區，成為現今的海軍基地。修理工場設置而招收澎湖籍職工，亦成為日治時期澎湖經濟發展的一環。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許雪姬; Hsueh-chi Hsu
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三人，可以說活在同一個世代。而他們所面對的時代，自青壯年皇民化時期，之後日本敗戰投降、國民黨的接收、二二八事件、國府撤退來臺、白色恐怖／冷戰時期，乃至解嚴，是一個最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光明的時代。生前他們三個人互相認識，惺惺相惜，也都是文化人，但性格有別、結局各有不同。本文利用三人留下的主要史料，參以當代人的旁證，以皇民化時期、戰後初期、二二八前後、白色恐怖這四個人生的階段來加以比較，以瞭解其共相與殊相。臺灣島在1895，1945年兩易其主，這三位臺灣菁英不能免於在中年改朝換代，各有因應方式，有的積極投入政界卻鳥盡弓藏，終究只是白忙一場；楊有機會進入公務系統，進行臺灣研究，卻因館撤而任臺大教職。呂赫若為推翻國民黨，加入共產黨，為了出版宣傳品，賣祖厝開印刷廠，直接投入反政府活動；卻因鍾浩東被捕，不得不進入武裝基地，從事危險的工作，終至意外喪生。1938年吳新榮說陳逸松是正義的使徒，楊雲萍是熱情的詩人，有異於吳新榮1938年的說法，筆者認為楊雲萍是良心的學者，呂赫若是正義的使徒，陳逸松呢？猶待資料更充分再論斷。
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實施、弊端與特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20-12-??) 許雪姬; Hsueh-chi Hsu
有關清代在臺實施的科舉制度，是影響臺灣社會發展的重要制度，也是清廷治臺期間首要的惠臺措施，因此向來對科舉的研究不少，舉凡科舉制度的變遷，有多少人考上進士、舉人？乃至科舉弊端的冒籍、科舉移民，都是研究的重點。然而由於過去相關材料的使用不足，以及較少由京師、省城的角度來看臺灣，並且僅就制度的變革，未由科舉社群（童生、生員、舉人、進士）、教官、提調官（知府、知縣）、學政（主要由臺灣道兼理）的角度來觀察執行面，因此尚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本文介紹一些臺灣舉人《鄉試硃卷》的史料、2位有童試經驗者的詩稿與略歷，並討論過去相關的研究主題與成果；其次探討生員學額、舉人保障名額、進士的特定名額的變遷，第三討論上述科舉社群、教官、學政，即應考者、教育管理者、決定錄取名單者各自不同的角色，第四討論科舉制度在臺灣的特色。經如上討論得以了解，以臺灣道等人兼理學政的角色不一定稱職，而早期學額多、考生少，造成終清治臺期間無法遏止冒考的現象，形成弊端的主要來源。至於舉人給的保障名額，有些是禮部給的配額3、粵1，有3名是利用捐例，用一名15萬兩「買」來的。臺灣進士的名額到了道光3年（1823）在有10個舉人進京會試下，取得1名進士的名額，這也是朝廷給臺灣特別優惠的處置。至於學額中的粵籍名額，雖皆由在臺官僚代為爭取而得，但閩粵間學額的爭奪，是否也是清中葉前閩、粵械鬥的原因之一，有待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