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ing by Author "陳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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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清朝的臺灣當總理─清代臺灣社會與文史桌遊的設計
(2022) 鄭力瑜; Cheng, Li-yu
清代臺灣的總理，是位不領官府薪水，卻得協助官方管理地方秩序的基層社會領導人物。總理的權力包含組織壯丁，維持村莊秩序，或募資籌款，建設公共設施，以及配合官府偵查犯罪、緝捕犯人等，清代總理可說是清代政府與民間之間的溝通橋樑。　　本研究主旨希冀透過總理一職背後所展現的社會境況與統治需求，以了解清代臺灣基層社會的運作模式，和臺灣先民們在清代生活的真實樣貌，並透過桌上遊戲的方式，以「成為總理」為遊戲獲勝目標，藉由地圖圖板、遊戲配件和史料轉譯後的遊戲規則，重現清代臺灣基層社會的土地開墾、分類械鬥、修築水利設施和建設信仰中心等民間發展過程。在遊戲中，採用長時間軸的方式，呈現出歷史人、事、物在時間上的連續過程，使遊戲參與者們體驗臺灣先民面對的生活困境和各種人生抉擇，並從遊戲的過程中，學習清代臺灣史的關鍵知識。
從霄裡營盤古墓到褒忠義民廟的歷史研究
(2023) 胡以蓁; Hu, Yi-chen
霄裡褒忠義民廟位於今桃園市八德區霄裡營盤一帶，又稱為營盤古墓，今日墓後立有二墓碑，碑上分別註記為「乾隆五十三年(1788)立」以及「昭和壬申年(1932)修」。從立碑時間與今日廟宇名稱來看，雖與枋寮褒忠義民廟相似，但根據史料所載，此處應為清代軍營所駐紮的「營盤地」，而古墓為營盤地所留下的無名墓塚，與林爽文事件後的義民爺信仰並無關聯，以致於現有義民爺信仰的相關研究，皆未討論此一義民廟的建立。本研究認為霄裡褒忠義民廟原本雖僅為義塚，但其演變為義民廟的過程，實質上涉及清代營汛與土地開發的變化。因此，本研究透過清代方志與日治時期的土地資料，重新梳理從營汛、營盤田到營盤古墓的歷史脈絡，說明清代營汛與地方社會的發展。同時，本研究依據墓塚土地權利的轉移過程，說明此一墓塚如何在日治時期轉換成義民信仰，日後又成為義民廟的歷史過程。換言之，今日霄裡褒忠義民廟的建立，實質上涉及清代營盤田的轉變以及義民信仰對於地方社會帶來的影響。
早餐吃什麼？戰後臺灣早餐店的風起雲湧
(2020) 謝其湘; Melvin Sia Kee Siong
走在臺灣街頭，早餐店隨處可見， 2018年連鎖早餐店的數量已達11,542間，更是超越了便利商店的數量。可以說，吃早餐已經形成一種臺灣獨特的飲食樣態。事實上，在70年前的臺灣社會，並無滿街的早餐店，早餐的類型也多以稀飯、蕃薯等為主，直到1949年後，大批外省人遷入臺灣，帶來了中國大江南北的飲食習慣，不同的美食在臺灣紮根延續，參雜了點臺味，成了本省和外省飲食融合的起點，也讓早餐更加多元化。所以本文的討論將以1949年為起點，探討戰後臺灣社會早餐類型的變化。並分別針對（一）1950年代美援與國家政策，對於包子、饅頭與蛋餅等早餐食物類型的影響。（二）營養政策對於麵包、牛奶早餐類型的影響。（三）戰後經濟發展對於早餐外食習慣的影響。（四）美而美等台式早餐店的崛起，取代了傳統的中式早餐。（五）連鎖速食店與便利商店對於早餐類型的影響。（六）近年來飲食的視覺化與早餐類型的變化。透過以上各主題，說明臺灣獨有的早餐文化如何演變至今。
民間信仰與地方政治：嘉義太保的水牛厝大士爺信仰
(2018) 謝宜彊; Hsieh, Yi-Chiang
18世紀晚期南臺灣經歷多次的械鬥、民變等衝突事件後，地方社會因事件產生無主孤魂的祭祀問題，亦即所謂「厲」的問題必須處理。故當時為南臺灣重要交通據點的民雄，便將普渡時才出現的大士爺信仰擴大祭祀，成為知名的民雄大士爺。此後，位於今嘉義縣太保市的水牛厝，也因與民雄同樣的歷史背景，而被吸納至民雄大士爺的祭典網絡，日後並將民雄大士爺分香至水牛厝奉祀，成為水牛厝大士爺。值得注意的是，開發甚早的水牛厝並未發展出村庄共同的公廟，而是以18世紀末發展的大士爺信仰作為村庄每年最重要的祭祀。但是，過去近200年來未形成公廟的大士爺信仰，卻在政治力量的介入下，在2013年建立了廟宇，名為玉皇宮。本文想要討論的課題，便是從日治至戰後以來地方政治與社會的變化，對於大士爺信仰建廟過程帶來的影響，藉此說明地方政治的發展對於傳統民間信仰的影響。觀察水牛厝聚落與水牛厝大士爺這上百年來的變遷，可以發現社會變遷、地方政治與民間信仰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並且這些作用累積了上百年之後在現代開始展現其結果。
清代北臺灣公共事業的運作：以淡水同知婁雲的義渡建設為例
(2021) 賴盈如; Lai, Ying-Ju
本文以淡水同知婁雲設置義渡為核心，分析婁雲設置義渡過程中，如何劃規義渡地點以及經費運作。釐清婁雲設置義渡背後的行政想法，以及義渡在婁雲離任後，得以持續運作的關鍵。在地方落實的過程中，如何將各渡口被串連一起，以及官員在參與此制度的形成過程如何進行的地方整頓，並透過淡水廳各地民眾的參與，將渡口與地方的關係重新釐清。除了可以了解清代官府參與地方交通建設以外，也可以用來觀察官府如何透過義渡設立的過程，和地方士紳建立合作關係。義渡的出現不僅是慈善、救濟的考量，在婁雲的身份及規劃之下展現出地方整頓的面向，但制度落實的過程中，有著與地方社會妥協的一面，在彼此之間利益交換的基礎上合作，以維持著義渡最基本的運作。
清代臺灣「保」的空間劃分：以淡水廳芝蘭保為例
(2023) 鄭竣元; Cheng, Jyun-yuan
日治初期繪製的〈臺灣堡圖〉沿用了清代縣級政府以下的非正式行政空間——「堡」，作為治理的基礎。本文從空間的角度切入，分析清代縣級以下「保」的行政區劃，對地方行政的運作的重要性，藉此回答為何日治初期即以「堡」作為行政基礎。本文首先利用清初南臺灣保甲的記錄，說明政權交替後縣級以下行政的延續。再以彰化縣為例，說明帝國增設廳縣後，如何透過「以保統庄」來建立新的基層行政空間。並以位於於大肚臺地東西側的猫霧拺保作為案例，藉其析分的過程，初步了解保甲制度在新的行政空間，以及番社之間，如何變通適應。接著以淡水廳芝蘭保作為個案，利用清代的契約文書為基礎，以地理資訊系統（GIS）來分析、呈現「保」的具體變化，意即芝蘭保分化為芝蘭一保、芝蘭二保、芝蘭三保與金包里保的變動過程，及其所蘊含的社會意義。本研究釐清清代彰化縣與淡水廳下保的行政空間變動的過程。藉由淡水廳芝蘭保的個案分析中，發現保的空間析分與承包縣衙行政業務的地方墾戶有關。此外，在十九世紀開始出現以土字部首來書寫「堡」，係因道光年間清庄聯甲的實施，造成保開始成為具有軍事防禦性質的區域聯防的「堡」。堡空間的界線，在清末劉銘傳清丈後，被確立下來。進而影響日治初期日本殖民政府來臺，選擇以「堡」做為縣級以下的行政基礎。
清代臺灣北部的三官大帝信仰源流小考──以新竹縣新埔鎮的大茅埔三元宮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陳志豪; Chih-Hao Chen
臺灣的三官大帝信仰盛行於北部丘陵地區，特別是今日被視為主要由客家族群開墾的新竹縣，三官大帝信仰的分布數量與密度更是高於全臺。這個現象曾讓部分學者將三官大帝視同三山國王，歸類為客家移民的祖籍神。然而，翻閱清代廣東與福建的地方志後，卻發現廣東一帶幾乎沒有三官大帝的信仰紀錄，反而是福建一帶的方志紀錄中，可以找到三官廟宇的紀錄。即使在今日，新北市一帶的三官大帝信徒，也曾前往福建漳浦地區的三官大帝廟參拜，將該廟視為臺灣三官大帝廟宇的祖廟。由此可知，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與發展，實值得重新討論。本文將以新竹縣新埔鎮內的大茅埔三元官作為個案，一方面從現有的歷史文獻討論臺灣的三官信仰發展，另一方面結合地方社會的實證考察，釐清三官信仰與客家族群移墾活動之間的關聯性。
清代臺灣渡口組織的運作：以新店溪流域為例
(2023) 張蕙羽; Chang, Hui-Yu
渡口為清代臺灣居民渡河時使用的交通建設，官方編寫地方志時，皆會列載該區域的渡口與橋樑，可知渡口為當時重要的地方交通建設。其中，臺灣北部淡水廳的方志中記載之橋渡數量為臺灣府之冠，且渡口比例高於橋樑。因此，本文首先以淡水廳的渡口為主題，探討清代臺灣渡口組織的運作。本文以渡口的發起、建設、資金來源以及營運等紀錄，判斷官方介入的程度，觀察到淡水廳中，官方介入程度最高者為基隆河與雙溪河流域，最低者為新店溪流域。以「渡稅」作為理解渡口組織營運的切入點分析，發現在官方介入渡口組織程度較高的基隆河流域，未見以繳交「渡稅」營運渡口的案例；而渡口組織全為民間自行經營的新店溪流域，「渡稅」係由新莊慈祐宮所管理。同時，本文也指出「渡稅」在臺灣南部是官方與民間合作經營的媒介，以支應地方政府的財政。但新店溪流域的「渡稅」卻為民間自行經營，實與官方無關，說明清代臺灣的渡口不論有無官方介入，皆可仿照官方管理渡口的模式——「渡稅」以建立其運作模式，渡口經營者用繳交「渡稅」來確立其經營權，或保障經營權的移轉。新店溪流域渡口運作有賴地方自行維持，除了繳交「渡稅」給慈祐宮，個別渡口亦藉由立碑以文字確立其運作。本文以各個渡口向新莊慈祐宮繳交「渡稅」的情形搭配地圖史料，推知新店溪流域各處渡口的歷史脈絡，以及新店溪流域渡口組織的架構。其中，又以大坪林渡、渡口所發展出的大坪林街、與兩者息息相關的大坪林斯馨祠，說明區域內人群網絡緊密參與渡口運作的情形。本文透過新店溪流域渡口的研究，指出清代臺灣由民間經營的渡口，化用原先渡稅充當香資的方式完成組織化，使渡口交通與民間信仰的連結更為強烈，是故渡口附近多有廟宇。藉由廟宇碑文與捐款名單，得以了解渡口經營權的移轉與運作，更顯示渡口作為清代臺灣社會交通熱點，具有活絡社會網絡與人群的特色。
清代臺灣的庄規與社會秩序──以三重埔的溪尾庄規為例
(2021) 劉怡伶; LIU, YI-LING
在清代臺灣的「淡新檔案」中，可以看到許多因鄉村社會「失序」而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失序指的是鄉村社會中本有約定成俗的習慣，當習慣被破壞後，鄉村社會只好尋求官府的介入。不過，本文感興趣的並非司法程序中的審訊，而是進入到司法程序前，鄉村社會中「失序」的秩序，究竟指涉什麼？為了瞭解此問題，本文以庄規為觀察重點，因為庄規是地方頭人維持社會秩序的手段之一，且是特定空間內，特定群體的生活規範，這個空間的範圍以一或數個街庄為限，說明庄規正好是鄉村社會中一種明確的秩序。本文擬望藉由庄規討論臺灣鄉村，是如何在官府的法律制度架構下，建立起鄉村社會秩序的維持方式，這套秩序並非「單向」的接收規範，而是社會自發性地，依據自身面臨的環境，凝聚的社會共識，最後才完成庄規的建立。以溪尾庄為個案討論，是因為溪尾庄規的三個特色，第一，反應鄉村社會既有傳統。第二，鄉村社會的自主性。第三，跳脫既有的保甲體系。藉由溪尾庄規觀察清代臺灣在19世紀晚期，如何因應外在形勢變化制定符合自身需求規定。
清朝治臺官員的「羅漢腳」論述
(2021) 朱曼云; Chu, Man-yun
清代臺灣歷史研究，時常將單一詞彙或概念套用到整個清治兩百年的期間。「羅漢腳」一詞的解釋亦有這樣的問題，釐清「羅漢腳」一詞的出現及其演變，即是這篇論文的目的。從乾隆27（1762）年的〈赤崁竹枝詞〉，和32（1767）年的「嚴禁棍徒藉屍嚇騙差查勒索碑」兩份史料說明「羅漢腳」一詞在臺灣出現的時機。進而探討「羅漢腳」一詞，如何被民間理解，又如何被立碑的官員運用，爬梳該詞彙出現的歷史脈絡。接著，以乾隆33（1768）年的黃教事件為中心。從官員處理這起事件的過程，到事件過後的善後報告，了解為何「羅漢腳」會與「社會動亂來源」拉上連結。乾隆中後期的臺灣出現多起社會動亂，在官員處理這些動亂的過程中，「羅漢腳」和社會動亂的連結已經定型。「羅漢腳」一詞隨著官員不斷用於描述動亂事件，故增加許多新的形象，並持續用於日後社會動亂的檢討報告。最後在道光13（1833）年，官員長期累積下來對於「羅漢腳」的各種負面形容，由陳盛韶整理記錄在《問俗錄》中。
福爾摩沙的「健行」：清法戰爭期間法國軍官薩勒影像之研究
(2022) 黃㵾任; Huang, Ching-Jen
薩勒（André Salles）是清法戰爭期間攻臺的法國軍官，在臺拍攝四十五張照片，留下許多戰火以外的人文地景記錄，展示出與其他十九世紀晚期來臺的外國人不同的面向。日後，他也成為了東南亞紀實攝影的先驅。身為海軍的薩勒，因喜歡爬山與攝影，故在清法戰爭期間拍攝的照片包含從海上軍艦視角所拍攝臺灣北部海岸線、法軍戰爭期間的日常，以及當地人的生活形貌與和法軍的互動。相對於過往外國人拍攝的臺灣影像，薩勒的影像更多了他個人對於自身知識實踐與反省的意義。這個自我實踐的意義，正好能說明帝國主義所蘊含的矛盾與複雜性。基於這點，本研究透過薩勒拍攝的照片、底片筆記，以及他在法國山岳俱樂部（Club Alpin Français）刊物發表的文章，說明他在戰爭期間的經歷與想法，並分析這些影像背後的歷史意義。
艋南義路：清代臺北盆地南緣道路修築與交通網絡
(2023) 林昀叡; Lin, Yun-Jui
「艋南義路」是清代臺北士紳捐資修築的道路，路線約是由今日萬華區出發，行經中正區，最終抵達文山區公館一帶的道路，總長約有5.76公里。士紳們於修築後立碑說明，並將此路稱之為「艋南義路」。本文將以「艋南義路」為主題，說明這條道路對於清代臺北地區的意義。「建造艋南義路碑記」這座石碑是學界尚未廣泛使用的新史料，其所記載的修建原因、道路規格、使用者、捐款者等等，提供我們充分的資訊，得以「重現」清代道路的大略樣貌。因此，希望本文聚焦在「艋南義路」的研究，可以在了解陸路交通網絡形成的同時，也有機會能讓大眾對清代臺北歷史呈現更多元的想像。道路因行走人群、交通工具的不同，可以細分為官道、牛路及車路，這些道路普遍存在於清代臺灣各處，在這之中稱為「義路」者只有大甲「東門義路」及臺北「艋南義路」二處。藉由考證全臺唯二「義路」的形制、地點、修築的原因，了解「義路」有別於一般道路的特別之處，並嘗試描繪出「艋南義路」的實際路線。「建造艋南義路碑記」所記載的捐款者提供了線索，讓我們可以知道究竟是誰需要使用這條道路，分析這些捐款者的身份，並探究他們之所以捐錢修路的動機，特別是這是一條「赴艋」的道路，艋舺作為北臺第一大市街，「赴艋經商」成為使用「艋南義路」最主要的動機，同時也是艋舺商人的商品流通管道，在「艋南義路」周邊幾乎沒有土地的板橋林家，捐獻修路則與瑠公圳的經營有關。「艋南義路」及其延伸所構築而成的陸路交通網絡，在土地拓墾、商貿活動、軍事部署、輪祀信仰行為等各方面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並構築起別具特色的地方社會樣貌。在軍事部分，本文注意到這條道路雖由民間出資整建，卻對於官方的營汛佈署、聯繫帶來影響，清代艋舺營與拳頭母山的往來，即經由此路。在商貿部分，本文發現台北淺山地區的經濟物資，如茶葉、大菁等皆透過此路運輸，成為艋舺對外輸出的商品。在信仰與人群的部份，道路更是連結特定信仰網絡與人群的關鍵。例如，景美高姓族人即於「艋南義路」的交通網路下，建立「保儀尊王」信仰的輪祀體系。透過上述三個層面的討論，無疑陸路交通實為清代臺北地區社會發展的關鍵線索。
高分子分散劑的合成以及對於鈦酸鋇粉末的分散性質
(2005) 陳志豪
在鈦酸鋇電子陶瓷的製程，要得到穩定性高且分散良好的漿料必須添加分散劑。本篇論文主要是延續本實驗室所合成之分散劑：兩性共聚物PDA [ Poly ( (α-(N,N-dimethyl -N-(3-(β-carboxylate) acrylamino) propyl) ammonium ethanate)-co-acrylamide ) ] 及陰離子型共聚物 PAMC [ Poly (2-Acrylamido-2-methylpropane sulfonic acid-co- Methacrylic acid-co-β-carboxylate (hydroxyl acrylic polyethylester)) ]，探討共聚物中的不同單體比例對於鈦酸鋇水系漿體分散性質的影響，並與分散劑 PMAAN [ Poly (methacrylic acid) ] 比較。本研究中合成之共聚物以H1-NMR及FTIR確認其結構並利用GPC測定其分子量，使用電位滴定儀測量其單體比例及解離率。添加共聚物對於鈦酸鋇漿體穩定性的影響，主要研究方法有流變行為、沈降體積及粒徑分佈，並利用表面電位及吸附量等實驗來解釋，另外利用ICP-MASS來測量鈦酸鋇漿體Ba2+的溶出量。實驗結果發現添加共聚物能使鈦酸鋇漿體穩定，而分散效果在添加少量時以PAMC最佳。而由生胚密度、燒結密度、介電常數、介電損失等測試結果顯示，以PDA這一系列效果最佳。另外添加PDA及PAMC均能減少鋇離子的溶出，此因這兩種共聚物具有較多帶負電的官能基可以吸附較多鋇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