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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國交正常化」之日本決策過程研究(1946~1972)
    (2014) 陳慧瑩; CHEN, Hui-Ying
    二次大戰後,國際情勢出現重大變化。美蘇關係的緊張,迫使世界各國必須對加入東西陣營做出選擇。隨著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意識形態對立的激化,最終發展成世界性的冷戰局面。 日本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由美軍進行佔領與統治。但冷戰局勢的發展,使美國不得不改變世界戰略佈局,同時亦改變了日本的國際角色定位。美國試圖將日本建造成自由主義陣營的亞洲反共堡壘,於是將佔領政策由初期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轉為扶植日本經濟,並協助儘快簽訂和約,使日本能成為主權獨立之國家,繼續堅守自由民主陣營之立場。 另一方面,戰後日本的國內政治發展漸趨成熟,五五年體制的形成使日本邁向穩定的兩大政黨制。自民黨的長期執政讓日本的政策發展保有一貫性的思想核心。但事實上為「一黨獨大」的「黨內政權交替」,亦使得以鞏固政權與安定社會為目標的保守體制,成為妨礙日本發展自主外交的主要因素。 美國對韓戰的戰略佈局使台海關係固定化,因而產生國際關係中的「兩個中國」問題。由於日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無法跳脫「對美協調」與美日同盟框架,因而在此外交原則下,日本僅能選擇維持與中華民國政府的正式外交關係。然而日本自始即認定中共的崛起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故對兩岸採取「政經分離」方式,試圖同時維持與中共的溝通管道與交流途徑,以因應國際現實的急遽變化,並能爭取最大限度的日本國家利益。 日本在對「中」外交政策上存有「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之政治思想核心,最好的證明就是自吉田茂內閣時期起,不論國內外的政治環境如何改變,日本仍堅持對兩岸採取「政經分離」政策。隨著冷戰局勢趨緩、美國對「中」政策的變化、中共的國際地位提升等國際政情發展,以及日本國內高度經濟成長帶動的海外市場需求增加、「中」日民間貿易往來頻繁、文化教育交流提升,乃至「親中」的政治或民間人士積極推展等,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的政治思想逐漸增強且表面化。但另一方面,日本追求國內政治社會的安定,鞏固並維持自民黨政權,解決「沖繩歸還」問題,並希望藉此以完成國家主權的全面恢復。為尋求此等國家利益的實現,首要條件即為獲得美國的支持與合作,因此日本必須繼續堅守「對美協調」之外交原則。此外,基於《中日和約》及國際道義等理由,日本亦須維持與中華民國的正式外交往來。日本的「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之核心思想逐漸成形擴大,但國內保守體制與「對美協調」的國際現實卻牽制此一動向,於是形成與「政經分離」原則之間的矛盾。換言之,如何權衡政治理想與國家利益的現實得失,成為考驗戰後日本歷任內閣的最大課題。 此外,保守體制下的決策過程存在著「以和為貴」之日本傳統政治文化。理應為行政與立法機構之最高指導者的首相,因此種政治文化的限制而僅成為政府政策的代言人。以組織考量為優先,強調「政策一體性」與「決策統一性」的「常規型」日本政治決策過程,使日本在外交的自主追求上受到相對的牽制。但當「詹森衝擊」、「尼克森衝擊」發生後,日本一方面擔心搭不上「中國」這班列車,一方面又害怕「越頂外交」的歷史重演,因此對美日同盟關係的穩定性產生恐懼與懷疑。在恐懼最大化的情況下,日本開始尋求自助,積極發展對「中」自主外交。而中共除經濟發展需求外,亦希望得到日本協助以重返國際社會,以及獲得國際對其「代表中國」之正統性的承認。在雙方各取所需的情況下,中日雙方積極發展關係正常化,而日本亦在領導能力強硬且國家發展目標明確的田中、大平的執政期間,改採不受「以和為貴」政治文化限制的「非常規型」決策過程,終於完成中日國交正常化。 本論文說明日本在兩岸關係上呈現擺盪狀況,但在對「中」政策上則存有「實現中日國交正常化」之一貫性核心思想。基於現實主義觀點,為尋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日本採取「非常規型」決策過程,同時在個人風格與目標明確的領導人帶領下,完成中日國交正常化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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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咖啡館,是音樂館
    (講義堂股份有限公司, 2000-04-01) 陳慧瑩; 王維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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