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ing by Author "高木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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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後期臺中州季節保育所的發展—以政策施行為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9-12-??) 高木友規; Yuki Takagi
本文主要以日治後期發展的臺中州季節保育所為例，從其發展過程、服務內容與戰爭體制下的變質三個面向，就歷史學的角度，探討農村社會事業的保育事業，以呈現其與殖民政策相關性。1920年代起，臺灣總督府與日本中央政府同步推動社會事業。不過，在農村地區的社會事業發展比都市受到更多限制。至1930年代官方才開始討論農村社會事業的必要性。季節保育所的前身是農忙托兒所，也是農村特有的社會事業，在臺灣則於昭和7年（1932）以後開始發展。第一個以臺灣人為對象的農忙托兒所，是設立於昭和7年（1932）6月新竹州銅鑼庄（今苗栗縣銅鑼鄉），由當地地主開辦，其目的以保護農忙期幼兒及提高農民的勞動效率為主。其後，臺灣的農忙托兒所逐漸普及各地。尤其，在臺中州以臺灣社會事業協議會臺中州支部為中心推動設置農忙托兒所，並且昭和10年（1935）以後，在臺中州將農忙托兒所稱為季節保育所，各地部落振興會成為主要營運團體，做為農村幼兒公民化及農村家庭教化的單位推動開設，亦即將季節保育所視為進行農村部落社會教化的策略。進入到戰爭時期後，季節保育所則成為推動兒童皇民化的單位。
日治後期臺灣的農村社會事業
(2019) 高木友規; Takagi, Yuki
本文以日治後期臺灣的農村社會事業為主題，探討該時代背景下，為何產生及實施農村社會事業。由於社會資源有限，在近代化遲緩的農村中，社會事業以何種方式實施，以及這些實施方式的特質如何，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 1920年代起，總督府除了舊有的「救貧(救助窮民)」事業外，也推動以「防貧(預防貧困)」為主軸的社會事業。但是代表「防貧」事業的方面委員，以及經濟保護事業的實施範圍，全以都市為中心，因此使地方發展受到相當程度地限制。另一方面，由於農民運動的出現，以及與1930年的農產物價格暴跌，讓官方意識到必須實施農村政策，並認知到實施農村社會的必要性。在1934年「第六屆全島社會事業大會」中，「部落改善に関する具体的方法(改善部落的具體方法)」獲得決議。該決議重視部落的「隣保(互相扶助)」精神，並且帶有推動「公民化(帝國國民化)」的社會教化性質，亦即官方企圖以部落居民為主體，「改善部落決議」成為官方政策理想的狀況。因此，此一決議成為農村社會事業的方針。在農村，方面委員除了負責原來的調查與救助外，也負責實施改善部落事業。另外，地主的「愛佃(地主扶助佃農)事業」，以及改善部落組織，成為支撐農村社會事業的主體。不過，他們實施的社會事業也逐漸轉向社會教化性質。農忙托兒所是農村特有的社會事業，同時也展現出農村社會事業的特質。該事業雖然原本是愛佃設施之一，但隨著官方的推動，也添加了教化的要素。尤其，臺中州為了進行對兒童及其家人，甚至部落的教化，推廣展設置托兒所。亦即托兒所成為推動部落公民化的機關。而且，在進入到戰爭時期後，托兒所甚至成為戰爭動員的機關，亦即兒童皇民化。總之，1920年代社會事業以都市為中心，在進入1930年代之後，官方有必要強化農村地區統治時，農村就成為社會事業的對象。農村社會事業在「改善部落」這個冠冕堂皇的口號下，否定農村傳統習俗與生活，並對農民進行公民化。由於戰爭的爆發及戰爭的延長，使得教化的性質也更加強。但是在二次大戰後，因國民政府的政策，農村社會事業制度畫下了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