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ing by Author "Huang, Tzu-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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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對日本的政治與經濟外交
(2022) 林本原; Lin, Pen-Yuan
二戰結束後國府接收臺灣，切斷與日本長達五十年的政治、經濟的隸屬關係。隨即海峽兩岸政權捲入國共內戰、冷戰，就政治面而言，蔣中正為防堵中共勢力擴大，希望與日本政府組成反共聯盟。而就經濟面而言，受到自然環境限制，需進口原物料，出口農工產品賺取外匯。日本既是美國在亞洲反共的防波堤，又是提供臺灣新技術，也是臺灣原料、農特產品之銷售市場。儘管兩國在政治上同屬自由陣營，日本冀望能向中共銷售工業產品，進口農產品與所需工業原物料，始終擺盪於兩岸之間，構成中共、日本與中華民國政治、經濟複雜互動關係。前述國際局勢導致日本政府陷入中國承認問題的爭議，國府對日的官式外交遭遇到重重阻礙。國府為拉攏日本不倒向中共，也只能轉而依賴第二軌外交從旁協助，當中日本財經界人士、政界議員為國府的攏絡對象。國府為拉攏日本反制中共，提出經濟合作構想，經濟合作意涵從一開始的物資交換、日本財經界參與經建計畫，轉變為投資與技術合作、貸借資金。本論文考察當中的變遷及意義，另一主軸則是探討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居中扮演的角色，從貿易、技術、資金與投資等層面，論述合作歷程及其後續影響。經濟合作發揮第二軌外交的功能，促成國府、策進會與日本政界、財經界人士互動，開拓了官式外交以外的實務關係。日本財經界重視在臺市場與情誼，斷交後雖無正式官方關係，仍能維持緊密經濟、貿易合作交流。正因有著策進會的核心份子支持，日本對臺投資、貿易數額呈現逐年成長，開啟此後構成以經貿為核心議題的外交關係。
國民革命軍第29軍與平津抗戰
(2022) 張瑋成; Chang, Wei-Cheng
本文旨在探討宋哲元的29軍在盧溝橋事變至平津抗戰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要探究這個問題，中、日兩國在華北的角逐就至關重要，同時也必須探討以宋哲元為首的29軍是如何在中日競逐下脫穎而出，成為華北地區的重要力量。本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在闡明29軍崛起的因素、過程，以及如何取得中、日兩國政府的信任，從受改編的地方軍，一躍而成取代東北軍，進入華北政治中樞的武裝力量。另外，還有華北政局的複雜性，在華北五省皆非中央嫡系將領掌控的情形下，解釋華北當局分別與國府、日本、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第二部分在探討盧溝橋事變是如何從一個小型的地方衝突，升級成一個國與國之間的大戰，國民政府、日本政府、29軍各自的考量、行動、部署、優勢與局限性，都是其中的關鍵；第三部分在試著分析29軍從盧溝橋事變至平津作戰之間決策、指揮得失，重新檢討29軍的責任，最主要是針對29軍的主要指揮官，因29軍高層自身各有打算，上下階層對於抗日又有不同的想法，不齊心的結果導致在指揮上有一定的檢討空間，影響戰事的發展。
羅東藝穗節品牌認同與文化凝聚力之研究
(2025) 黃子芩; Huang, Tzu-Chin
羅東藝穗節做為宜蘭地區代表性的藝文活動之一，自創辦以來，已逐漸成為臺灣地方藝文活動的重要品牌之一，透過多元的節目安排、創意市集，逐漸塑造獨特的品牌形象，並吸引觀光客前往，促進地方經濟與文化發展。本研究旨在探討羅東藝穗節如何建立地方居民對藝術節品牌的認同，並分析其對地方文化凝聚力的影響。本研究將同時採用深度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透過主辦單位、地方政府、當地企業、當地演出團體的深度訪談內容，以及針對羅東在地鎮民（居住地為羅東及戶籍設在羅東鎮者）進行問卷抽樣調查，整理多方想法並加以分析，結合文獻分析，望從多方視角瞭解羅東藝穗節的品牌形象、核心價值與地方認同、凝聚的關聯性。研究結果為羅東藝穗節仍獲得多數鎮民的正面回饋與認同，尤其是社區居民與高齡參與者為主，普遍認為藝穗節不僅展現地方特色，也有效凝聚社區情感與提升城鎮形象。然而，青年的參與度、認同度都偏低，主題不夠鮮明、在地文化呈現不明確等問題亦浮現，需透過策略改善與制度創新吸引更多年輕族群參與，才能確保節慶永續。在影響社區參與層面，羅東藝穗節透過主題引導、派遣專業老師輔導與居民共同創作歷程，有效促進社區交流與社區凝聚力。羅東藝穗節在2019年以前設有工坊制度可促進社區間互動與觀摩，但隨著取消，此功能削弱，建議未來可透過短期工作坊、聯合創作等方式恢復交流機制；對社區參與者而言，羅東藝穗節有助於深化地方文化認同，但對於非表演者或一般居民而言，普遍認為在地文化呈現相對薄弱、分散，缺乏整體連結與創新，影響其感受，建議未來以統整性的文化主軸串聯各社區內容，提升整體文化辨識度與感染力，讓藝穗節真正成為具有深度與連結力的地方文化品牌。
馬歇爾與戰後美國對華政策（1945-1949）
(2021) 歐陽子軒; AO IEONG, CHI HIN
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和平並没有降臨中國，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就搶佔日佔區而開展的衝突。雖則國共兩黨曾在時任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促成下達成「雙十協定」，然而兩黨並没有因此停止敵對，雙方的衝突更有越演越烈之勢。美國研判國共雙方的衝突將使中國陥入內戰，不利於美國對華政策的開展，故美國決心以發揮政治力量的方法全面干預中國內戰。適逢赫爾利因對美國對華政策之不滿而大肆抨擊美國政府，致使美國政府之對華政策淪為朝野攻擊之對象，美國總統杜魯門遂決定派遣德高望重之馬歇爾出使中國，調處中國內戰。馬歇爾於1946年12月出使中國，並於1947年1月返美。此一年之使華調處，可分為前後兩期，兩期又以1946年3月馬歇爾回美述職作為分水嶺。馬歇爾使華調處之前期，是為其使華調處之「蜜月期」，分別促成了停戰令、軍事調處執行部以及整軍協議。然而馬歇爾卻並未處理國共之間的深層次矛盾，致使其返美述職期間，國共雙方終因爭奪東北而大打出手。馬歇爾自美國返回後，調處日漸艱困，一方面是蔣介石決心武力剿共﹐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因獲得蘇聯之暗助而得以進入東北發展，國共雙方各有盤算，互不相讓。蔣介石欺瞞馬歇爾前往瀋陽督師，進攻長春的舉動更是成為馬歇爾與國府及蔣介石決裂的根源。及後縱有司徒雷登襄助，馬歇爾的調處仍未見起色，調處陷入停滯。馬歇爾深知已無法調處，故轉向鼓勵中國第三方勢力人士積極參政，讓中國人為自己國家負責，並致力於確保1946年憲法之通過。1947年1月，馬歇爾結束其使華任務返美，旋即接任國務卿一職。馬歇爾因其在中國調處的經驗，已對國府的管治能力失去信心，故有意逐步將美國勢力退出中國。適逢共產主義席捲歐洲，美國得以重新審視其全球戰略佈局，在全新的戰略思維下，中國的戰略重要性被大幅調低。在范宣德及肯楠的提議下，馬歇爾決意採取「重歐輕亞、扶植日本」的全新外交思維，棄守中國。1947年魏德邁之使華及1948年援華法案之通過，均是馬歇爾受外在壓力下的無奈之舉，馬歇爾消極、棄守中國的對華立場始終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