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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前期解散部落研究
    (2024) 陳洧宇; Chen, Wei-Yu
    西元311年,在西晉王朝遭遇永嘉之禍後,中原地區陷入一片戰亂之中。游牧民族紛紛於中原地區成立政權,匈奴之漢趙、羯族之後趙、鮮卑之前燕、氐族之前秦、羌族之後秦等政權相繼更迭,最終由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結束了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分裂局面。谷川道雄認為北魏與前述游牧民族政權最大的差異,在於北魏道武帝於政權草創時便斷然實行解散部落,將部落民編戶齊民化,使其直接受到北魏政權管理,進一步強化北魏中央集權的性質。解散部落為北魏前期之重要政策,但史書中直接提及此政策的記載僅有《魏書・官氏志》、《魏書・賀訥傳》以及《魏書・高車傳》三條史料,史料的稀少也使得史家間對於解散部落此一制度的實施時間、實行對象及範圍、解散部落後之部落狀態等議題的看法上有諸多歧異。此外,政策的實行多有與其配合實行的相關措施,北魏解散部落亦如是,而從這些相關措施中也可以發現其借鑒過往中原王朝或游牧民族傳統的民族政策。本文嘗試從北魏解散部落的起源,北魏前期的徙民措施與解散部落,以及北魏前期地方行政制度與解散部落的關係三個面向,探討北魏前期解散部落的實行情況,並分析北魏王朝與各族、各地區部落民之間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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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境內外國商人之活動與其移民聚落
    (2024) 莊雯樺; Chuang, Wen-Hua
    本文主要針對南朝境內的外國商人活動,以及外國移民聚落等議題進行探討。史籍中可見來自四方的外國商人在南朝各地進行商貿活動。以外國商人輸入之舶來品而言,沿海的交州、廣州大多流入來自南亞、東南亞的商品,內陸的益州大多流入來自波斯、西域一帶的商品,這些商品再透過南朝的水道流通至長江中游的荊州以及下游的揚州一帶。以外國移民而言,其類型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外國商人因經商於南朝定居;二是外國僧人因傳教於南朝長居;三則是因戰亂而移居至南方的外國移民及其後代。透過對於西域何氏家族、康居康氏家族,以及月支後裔支氏家族進行探討,可大致推估南朝外國移民聚落的發展情形。而外國族群與南朝境內不同群體(皇室、官員、僧人、一般民眾)也具有互動關係。另外,外國商人的商貿活動受到南朝政府頒布之政策影響。南朝政府對待外國移民的態度,或許將其視為「非編戶」對待,透過南北朝政權對於外國族群政策之比較,可見南北朝政權在對待外國族群政策上各有不同方針。過去研究經常強調南朝保持所謂的「漢文化」以及「中國傳統」,然而透過南朝境內外國族群對於南朝造成的影響進行探討,可知南朝的社會經濟以及藝術文化亦會受到外國族群之影響,而具有多元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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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荊揚之爭」格局下的豫州(317-445)
    (2023) 胡賀欽; Hu, He-Cin
    豫州為先秦九州之一,其政區的變化,在西晉前逐漸向東南方的江南地區延伸。兩晉之際,在北方胡族的入侵下,先秦以來的古豫州政區大量丟失,其後便隨著南北交戰反覆奪還,政區相當的不穩定。出於彰顯主權與收攏流民的目的,東晉政權以「僑州郡縣」的制度,新建了豫州的「僑政區」,使東晉時期的豫州政區產生了「僑實混合」的特殊樣態。待東晉末劉裕掌權,他主持的「義熙土斷」、「北伐南燕」的一系列作為,建立了有別過往的「新豫州」政區,並在劉宋建國後被劃分南北,成為南朝時代主要的豫州政區。  從政治層面來看,豫州政區的變動與政治牽連極深,可說每一次大規模的政區調整,幾乎都是政治鬥爭、角力的結果。從東晉特殊地理格局形成的「荊揚之爭」;東晉末年「義熙土斷」針對揚、豫二州的調整;劉宋初年分割「南豫州」以及「宗王出鎮」的方鎮政策,都彰顯了政治力在地理區劃的影響力。本文關於政治面的討論,時間起於東晉建立之建武元年(317),迄於劉宋二度分割南豫州的元嘉二十二年(445),透過地理的政區變化,重新分析在此期間居主導地位的東晉門閥士族、劉宋宗室與寒門武將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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