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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線物流的困境─關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的新考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3-06-??) 潘子正; Pan, Tzu-Cheng
孝文遷洛（493）為劃時代之大事，然遷都之事非帝王決意而已，孝文遷洛之可行，還須建構在當時的現實條件之上。北魏由道武帝至孝文帝，都於平城近百年。然平城位處代北，一般而言，環境負載力不比中原，北魏諸帝亦曾取鄴城富盛，有意遷鄴，但因北魏國家戰略北重南輕所需，終不計代價，或開荒實邊，或千里轉輸，克服物資問題，堅守平城，力保根本不失。但隨時局推演，太武統一華北，獻文進軍淮海，南境物資需求亦隨之日增，尤以南境戰守形勢不同北方，南北雙方各自儲糧廣戍，縱然不戰，亦須防備，易流於長期消耗，因此北魏勢須分派相當物資，轉輸向南。獻文平淮北後，制立租輸三等九品之制，當即應對南北兩大物流線的新態勢。此般兩線物流的態勢，令北魏彷彿陷於南北兩線的「物流戰爭」之中，物資供給的壓力大增。更由於當時北敵勢衰，南朝相對轉盛，但北方平城卻有不事生產之眾、競奢炫富之風，南邊鎮戍則用度吃緊、策略保守，使得北魏承擔的物資壓力顯得大而無當、不能應急。於獻文、孝文之世，北魏國內正潛藏此一國家物流轉輸南轅北轍、卻又兩不周全的窘況。對此，北魏雖用增產、轉輸等手段來舒緩問題，但只要仍立都平城、且南北對立不止，北魏即難以突破兩線物流所帶來的困境。反過來說，若要突破此困境，遷都以將兩線物流集中，當為良策。與此同時，當年崔浩所論必須堅守平城的兩大理由，一則北敵強盛、南敵懸遠，二則軍國核心人口不足、不能服眾等，已趨衰微，餘下如保守勢力等政治問題，則較易於克服。至此，孝文帝所受的制約已大為減輕，遷都之可行性，已浮上檯面。要之，孝文帝遷洛之背後，無論統治者們有意無意、或事後成功與否，至少是在追求一個他們認為更有效、更適合當下的組織方式，而這終究無法脫離當時的現況。因此在討論孝文遷洛之時，除少數統治者的意念之外，勢必不能忽略允許、促成孝文成功遷洛所蘊含的諸多現實問題，本文所述的南北兩面物流困境，當為其一。
兩線物流的困境─關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的新考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3-06-??) 潘子正; Pan, Tzu-Cheng
孝文遷洛（493）為劃時代之大事，然遷都之事非帝王決意而已，孝文遷洛之可行，還須建構在當時的現實條件之上。北魏由道武帝至孝文帝，都於平城近百年。然平城位處代北，一般而言，環境負載力不比中原，北魏諸帝亦曾取鄴城富盛，有意遷鄴，但因北魏國家戰略北重南輕所需，終不計代價，或開荒實邊，或千里轉輸，克服物資問題，堅守平城，力保根本不失。但隨時局推演，太武統一華北，獻文進軍淮海，南境物資需求亦隨之日增，尤以南境戰守形勢不同北方，南北雙方各自儲糧廣戍，縱然不戰，亦須防備，易流於長期消耗，因此北魏勢須分派相當物資，轉輸向南。獻文平淮北後，制立租輸三等九品之制，當即應對南北兩大物流線的新態勢。此般兩線物流的態勢，令北魏彷彿陷於南北兩線的「物流戰爭」之中，物資供給的壓力大增。更由於當時北敵勢衰，南朝相對轉盛，但北方平城卻有不事生產之眾、競奢炫富之風，南邊鎮戍則用度吃緊、策略保守，使得北魏承擔的物資壓力顯得大而無當、不能應急。於獻文、孝文之世，北魏國內正潛藏此一國家物流轉輸南轅北轍、卻又兩不周全的窘況。對此，北魏雖用增產、轉輸等手段來舒緩問題，但只要仍立都平城、且南北對立不止，北魏即難以突破兩線物流所帶來的困境。反過來說，若要突破此困境，遷都以將兩線物流集中，當為良策。與此同時，當年崔浩所論必須堅守平城的兩大理由，一則北敵強盛、南敵懸遠，二則軍國核心人口不足、不能服眾等，已趨衰微，餘下如保守勢力等政治問題，則較易於克服。至此，孝文帝所受的制約已大為減輕，遷都之可行性，已浮上檯面。要之，孝文帝遷洛之背後，無論統治者們有意無意、或事後成功與否，至少是在追求一個他們認為更有效、更適合當下的組織方式，而這終究無法脫離當時的現況。因此在討論孝文遷洛之時，除少數統治者的意念之外，勢必不能忽略允許、促成孝文成功遷洛所蘊含的諸多現實問題，本文所述的南北兩面物流困境，當為其一。
唐僖宗朝前期（873-880）的政治角力分析
(2013) 潘子正; Pan, Tzu-Cheng
受到唐帝國生命史將走上衰亡的影響，距唐帝國滅亡約30年而且發生王黃戰爭的唐僖宗一朝，往往被視為唐帝國注定走上滅亡的時代分水嶺。與此類概念一脈相承，僖宗朝的君臣多半被視若昏君奸臣，至多也就中庸之才，在朝廷政治上，則充斥著諸如宦官專權以致政治敗壞等等描繪。但是唐僖宗朝的衰世形象，往往令人分不清是來自僖宗君臣所做所為，還是在建構唐後期宦官亂政史、帝國衰亡史時所連帶賦予的形象。因此，本文先清理唐後期朝廷政治中難以避免的宦官參政問題，並主張宦官參政造成政治腐化，甚至是帝國衰亡元兇的說法，實有失公允。一則諸如過往對於宦官控制皇位繼承等等宰制帝國朝廷的指控，不免言過其實，二則任何組織方式都會有優點也有缺點，而在唐後期，宦官們大張旗鼓地參政固然不免有所流弊，但也有助帝國從安史戰爭的危局中重新振作，並保持唐帝國百年來的存續。在宦官亂政說的影響下，唐僖宗的朝廷往往被直接認定為注定衰敗的朝廷。但是若細察僖宗即位的過程，那麼支持僖宗為皇的兩軍中尉，並未因而得到多少權力，也難以指稱僖宗皇帝只是宦官們求私利而選出的皇帝，更不當據而解釋僖宗理當是個昏庸之主。事實上，因為兩軍中尉的支援，僖宗皇帝乃得以有個相對穩定的即位過程，而就帝國角度而言，這毋寧稱得上是個穩當的起頭。而在僖宗即位以後，帝國朝廷也隨即改革政治風氣。若與較具專斷性的懿宗朝相比，僖宗朝前期不論是宰相選人還是鄭盧黨爭所流露的政治運作過程，都顯得更為尊重帝國官僚傳統，也就是較為貼近傳統帝國政治的理想。或許這種政治風氣不免有所缺失，但恐怕不只算不上政治腐敗不堪，反而呈現出包容、制衡、協調等等較為溫和、理性、廣納眾議的政治風氣，頗有可讚許之處。還有許多論調運用王黃戰爭的結果，來反推僖宗朝政治的腐敗，或是用來建構鄭盧黨爭中小人誤國的論調。可是，唐帝國當時固然不免有些待改良的問題，但諸般堆疊起王黃戰爭的可能原因往往意韻深遠，新上任年餘的僖宗君臣恐怕難以承擔令王黃戰爭爆發的全責，而鄭盧黨爭也不似一場正邪之戰。本文認為唐帝國會遭到廣明元年（880）黃巢攻入長安的重大失敗，與其說是僖宗朝前期主政的君臣們政治失敗，不如說是帝國遭遇了場軍事失敗，而這場軍事失敗，與其歸罪於帝國君臣的無能，倒不如感佩王仙芝、黃巢那空前的戰略戰術。因為王、黃兩人所領導的游擊戰略、戰術，正好打中了唐帝國數百年來藩鎮軍事體系的破綻，從而得以由四處流竄的盜匪，逐漸累積出足以攻佔長安的軍事力量。最後，從目前可見的僖宗朝歷史來看，一向被視為僖宗朝前半期富有邪氣的權宦田令孜，其實在廣明元年底黃巢攻入長安之前，並不能在朝廷上擁有宰制性的權力。雖然田令孜隨著僖宗的稱帝而顯達，但直到乾符6年（879）冬天，田令孜所屬的政治派系才在朝廷中穩居優勢，而要等到廣明2年（881）春天僖宗皇帝在成都重建朝廷以後，田令孜才在成都獨特而侷促的條件下，對朝政擁有較強的獨斷權力。是以，至少廣明元年（880）以前，僖宗朝廷的政治運作情況不單不是一片黑暗，反而還閃爍著幾許明亮。
逆境求生：唐僖宗成都時期（881-885）的危機處理
(2024) 潘子正; Pan, Tzu-Cheng
僖宗從廣明元年（880）12月5日（甲申）因黃巢進逼而離開長安後，至中和5年（885）3月12日（丁卯）返抵長安之間，主要以成都為臨時首都，故稱之為「成都時期」、「成都朝廷」。遭逢黃巢攻下長安惡運的僖宗皇帝及其朝廷，往往令世人不假思索地產生荒唐的印象，但這種印象卻與一些史書的記述有矛盾。若將僖宗廣明元年（880）12月的避難行動，與玄宗、德宗避難三川的經驗相比，不但稱不上荒唐，似乎還因吸取了前人的經驗，而顯得確實、有效率。從黃巢攻入長安前的廣明元年，到成都時期結束，斷續可見僖宗皇帝努力於政事的紀錄，而且僖宗所作決策雖非完美，但並非無理。這段期間文臣如鄭畋、王鐸、蕭遘、王徽等也都有所表現。被指為「奸臣」的宦官田令孜，確實因作為帝國頂級的軍事官員而位高權重，但諸多事例應屬其職權管轄，所作所為也具有合理性，縱使無法完美，但應稱不上「亂政」。成都朝廷經過調整對待淮南高駢的方針、召入沙陀李克用、派王徽重建京畿等等努力，最終成功返回長安。整體而言，成都朝廷的決策，固然難以完美，但幾乎都隨著時勢而調整，並非毫無章法，也非任由權臣循私妄為。成都朝廷能重返長安，乃是經歷了諸多努力，並非純屬運氣。今人若能適切地調整對僖宗朝廷運作狀況的認知，應可更貼近史實地去理解、分析晚唐與政治有所牽連的種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