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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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因素的影響—以菲律賓台灣企業為例(2019) 李宸儀; Lee, Chen-I早在1980年代李登輝推行南向政策時，就有不少台灣企業選擇到菲律賓進行投資，而擁有英語優勢的菲律賓，近年來又大力發展客服中心、企業流程委外與博弈產業，蓬勃的經濟前景，吸引了不少外資投入。 為提供欲投資菲律賓之台灣企業更多的決策參考資料，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法，與在菲律賓投資的製造業與服務業台商或台幹進行訪談，試圖找出影響台灣企業決定到菲律賓投資的關鍵因素。本研究首先經過文獻探討後，歸納出生產成本、經貿環境、距離、母公司規模、產業性質、內部網絡、外部網絡7個可能的影響因素，並在訪談過程中向受訪者提出相對應的7個研究問題。 訪談結果顯示，投資於菲律賓的台灣企業皆認為生產成本、經貿環境、距離、產業性質與外部網絡對他們當初選擇投資菲律賓有重要的影響。其中，在生產成本方面，服務業廠商相較於製造業廠商更在意菲律賓便宜的人力成本。在經貿環境上，菲律賓的人口紅利與市場潛力是吸引台灣企業到菲律賓投資的一大因素，而因發展BPO而帶來的大批中國外來人口，則對經營餐飲業的台灣企業來說十分有吸引力。此外，大多台灣企業也提到菲律賓的英語環境，不管是在閱讀法律文件、辦理投資程序或管理員工上都對外來投資者有很大的幫助。除了當地國的優勢之外，受訪企業也提到，企業本身若為外銷導向者，在菲律賓投資得以享有許多區域經濟合作框架下的關稅優惠，對企業來說是一大誘因。另外，追隨客戶需求或親友連結也是大多數企業決定到菲律賓投資的關鍵因素。 而綜合上述結論，本研究更推導出，企業特性在投資決策初期會形成推力使企業萌生赴外投資的想法，在中期則是由外部網絡關係將投資者帶往欲投資國或接觸相關資訊，最後投資者會依據地主國的優缺點進行評估，最後才決定前往投資。Item 烏克蘭、歐盟與俄羅斯三邊互動之研究(1991-2018)(2019) 俞昀廷; Yu, Yun-Ting2013年烏克蘭親俄派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拒絕跟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與經貿合作條約引發國內親歐派大規模示威。隔年亞努科維奇被推翻後克里米亞自行透過公投宣布獨立繼而脫烏入俄，俄國不顧國際輿論反對駐兵於克里米亞。烏國爆發親俄與親歐派對峙的局面以及國內的分離運動引發烏俄冷戰後以來最激烈的衝突。 烏俄與兩岸關係在地緣政治、國家認同和政經兩難上有部分相似性。烏克蘭位處歐洲的地緣中心，歷史淵源與鄰近大國俄羅斯密不可分。自獨立以來， 俄羅斯便同時運用經濟合作與能源外交加深對烏克蘭影響力；但歐盟東擴後改變了歐洲政治版圖亦削弱俄羅斯在傳統東歐架構下的影響力。烏克蘭與歐盟的經貿關係亦日漸深厚，其經貿合作已成為烏克蘭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而俄國在普丁（Vladimir Putin）的強勢帶領下試圖在鄰境地區發揮強大的影響力，歐俄冷戰結束後除了軍事上尋求共同安全外自也漸漸加深經貿合作。但歐俄兩者政治文化的傳統差異仍有差距，經常形成歐洲東西方互相較勁的代表。 克里米亞危機中我們一窺烏克蘭背後歐盟與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的角力是既合作又競爭的矛盾關係。除了傳統安全議題中的軍事與地緣戰略角色，冷戰後全球化影響了國際間結構體系的變化使非傳統安全議題的經貿、科技、社會文化等層面也漸受重視，本研究以安全研究中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觀的角度結合戰略三角模型探討烏克蘭、歐盟、俄羅斯，並從彼此在歐洲版圖上衝突與合作的關係中尋找三者間的互動模式與新的解決途徑。Item 東協在東亞區域糧食交易量與其價格之分析 — 引力模型的應用(2019) 陳婉菁; Chen, Wan–Jing本研究以引力模型分析東協自由貿易區糧食進出口量變化，包含稻米、玉米、小麥與大豆，是否受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而有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效果存在。數據資料主要收集十一個國家從1988-2017的糧食進出口數據，並將數據區分成兩個階段觀察東亞區域糧食進出口變化。本文引力模型取用其他相關變數包括：貿易國 GDP、貿易夥伴國 GDP、貿易兩國 GDP 乘積、貿易國人口、貿易夥伴國人口與兩國間距離；再加入其他解釋變數，如糧食價格、是否有共同邊界、是否有共同語言、是否皆為東協國家、時間虛擬變數與國家政策限制。並將蒐集資料以1993分為兩個階段觀察在東協區域的糧食進出口量變化。 研究實證結果發現，農業在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後有貿易創造效果，價格與糧食進出口量中有顯著負相關。再者，研究中也發現在2008-2011之間東亞區域實施稻米的出口政策限制不僅影響單一國家，而是進一步影響整個東協區域糧食交易市場。尤其在在稻米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家限制出口政策對於糧食的進出口量有顯著負向影響。Item 舉按之間：論杜赫德〈脈的奧秘〉(2019) 顏俊秉; Yen, Chun-Ping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所編輯的《中華帝國全志》(1735)為西方早期漢學名著之一，是十八世紀歐洲人認識中國的重要材料。本論文試圖回答學界困惑已久的疑問，《全志》脈學譯本翻譯時所參照的中醫古籍底本究竟為何？本文考察《全志》裡關於中醫知識的論述，包括中醫序言與譯文主體，特別是關於脈學內容進行分析探討。旨在探究明清之際中醫脈學西傳歐洲的過程，知識重構與中西醫學觀念的交織。 研究發現《全志》中醫具有多元的特徵，在結構上分為序言與主體譯文，整個序言大多摘譯自前人著作的內容，而主體譯文則是具有傳承與創新的雙重特性，脈學與本草的知識可說是延續前人的議題，養生的主題則是創新的部分。結果顯示，材料上來源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尤其是脈學所使用的底本，可能是來自不同文獻合而為一的脈學合輯，而非過去學界所認知的張世賢《圖註脈訣辨真》。筆者還原當時重構的可能中文底本，提供一種對脈學底本的新思考，同時主張該底本成因受到內部耶穌會書寫傳統與外在晚明出版因素影響。經由文本比對發現，《全志》脈學具有由淺入深、主題式重複的特徵，內容反映了在循環觀、解剖生理的中西醫學對話，同時具備臨床學習手冊的功用。Item 清初耶穌會索隱派的萌芽：白晉與馬若瑟間的傳承與身分問題(2011) 邱凡誠; CHIU, FAN-CHENG1699年前後，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開始了其《古今敬天鑒》系列文本的著作，現留存於世的《古今敬天鑒》共有十二種抄本，本文將就其中五種進行研究。《古今敬天鑒》系列抄本的發展過程中分為「深廣化」與「變異」兩階段，第一階段中，白晉不僅將大量新增的引用文獻區分為經典與注釋兩種，在引文無法完整表達自身意見時，也不吝主動發揮，在引文旁以小字闡明想法。而在第二階段，白晉一方面再次擴充了引用的範圍，但原先出現的引文種類區分以及親身說明的文字卻都消失不見，而用以稱呼天主教之神的詞彙更從原先的「上主」、「天主」等，統一改為容易被查覺異質的「造物主」一詞，而這樣的轉變實與中國禮儀之爭帶來的壓力息息相關。作為索隱派(Figurists)初期的重要著作，企圖讓中國人恢復過去對「天」之正確認識的《古今敬天鑒》為後輩的研究打下了基礎。馬若瑟(Joseph Prémare)雖然在1716年離開了白晉的研究團隊，但在他的《儒教實義》中，仍然可以看到與《古今敬天鑒》的連結。透過兩文間的連結，本文指出《儒教實義》中提出的「醇儒」概念並非忽然出現，而是馬若瑟透過從白晉之思想中繼承的「敬天」進一步發展而成。從白晉在開始《古今敬天鑒》之創作前的兩趟旅程中，則能夠看出影響白晉在中國與歐洲之間往返的各種世俗與宗教權力，逐漸使白晉走上了將天主教與儒家的根源相互結合的道路。Item 二十世紀初期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 以文學研究會主要刊物《小說月報》、《婦女雜誌》、《文學週報》為研究範圍(2011) 李宥儒; Yu-ju Lee安徒生是兒童文學界的大師，寫出〈醜小鴨〉、〈拇指公主〉、〈賣火柴的小女孩〉等許多深得人心的故事，筆者設想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起初傳入中國的光景，是否也同樣地吸引讀者想要靠近。本研究先簡述二十世紀二○年代人數最多的民間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成立始末，追求「藝術為人生」的實際改革社會目標，說明文學研究會和商務印書館底下老牌刊物《小說月報》的關係。文學研究會以介紹安徒生或安徒生故事的中文文章確立安徒生的定位，接下來回溯一開始安徒生故事傳入中國的歷史和翻譯的篇章，研究重點是1925年主要由文學研究會主導下首波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熱潮。 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系統性地翻譯安徒生故事正是刊登於文學研究會主編的刊物——《小說月報》、《文學週報》，雖然《婦女雜誌》和文學研究會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婦女雜誌》和《小說月報》同為商務印書館的刊物，在《婦女雜誌》上刊登的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又多是文學研究會成員的譯作，因此筆者歸納進文學研究會主導之下的翻譯作品。本研究將以此三本刊物為主要研究範圍，探討背後主要編輯群——文學研究會主導之下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的樣貌，找出文學研究會意圖介紹科學新知給中國社會、安徒生對中國的想像以及文學研究會譯者如何處理外國作家看待中國的刻板印象、翻譯安徒生故事數量最多的趙景深譯文的特色，最後比較最初期和這時期的翻譯差異。總結中國第一波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高峰，文學研究會由安徒生故事一步步實踐成立的目標，帶給中國多元豐富的安徒生故事中文翻譯。Item 喻言．傳說．經典：《聊齋誌異》如何藉英譯進入中國文學經典之列(2012) 張雅媚; Ya-mei Chang舉凡當今中國文學史，無不將《聊齋誌異》列為經典，譽之為「中國文言短篇小說最高峰」。然其經典地位實非一蹴而躋。眾所周知，自志異書成而輾轉風行近百年後，紀昀仍目之為委巷小說，剔抉於經典外。此後百餘年間，《聊齋》在中國文學系統中或視為能銷躁志，或謂之聊以銷夏，在主流與非主流雅俗對抗之下，經五四至世紀末逐步自邊緣向中心掙扎挪移，時至今日已然成為經典。經典塑造所據以成功的手段乃重寫。經典不因重寫而消解：經典終將是經典，正因有人為之再三重寫。重寫者亦非僅本國文化中人，跨文化的交互影響往往隱蔽在看似中立客觀的表象下，然實則重寫者莫不在意識形態與詩學的規限下重寫文本，製造出文化他者形象，並建構其文學知識系統；尤有甚者，在某時某刻多方文化接觸下，反令本國之士於有意無意間重而再建自身的文學系統。即如《聊齋》，由異地回向本土之際，其勢已迥不猶昔。本論文旨在探究《聊齋》奮力擠進二十世紀初中國文人整理國故時游移不定的選項之前，那段國際漢學界近百年的《聊齋》重寫史。以十九世紀三位重要漢學家──郭實獵、衛三畏及翟理斯──為例，看他們如何藉「編譯」此一最主要的重寫手段，將《聊齋》翻譯並編而纂入中國文學史，從喻言、傳說，逐步塑造成中國文學經典之作；其力之大，更令小說成為足以承載經典的文類。此案例研究洵然可證：編譯確實重寫了中國文學史。Item 翁方綱《詩附記》手稿及其海外流布研究(2011) 彭成錦; Cheng-chin Peng此文以翁方綱（1733-1818）《詩附記》手稿為對象，探索其內容及海外流布概況。內容包含翁方綱的生平與經學著作的研究、並藉此手稿討論其人與著作的價值。並以此為例，為域外漢籍作為國際漢學研究主題的合理性，提出辯護。全文共分六章，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研究成立的說明〉：說明研究緣起及問題的形成，闡述以《詩附記》手稿為研究對象的動機和問題意識，其次整理學界對翁方綱相關研究的重要成果，提出研究的核心與發展趨勢，最後說明研究過程中考察的方法及步驟的程序。 第二章〈翁方綱傳記資料及其經學著作介紹〉：統合史傳資料有關翁方綱生平的記載，彙聚蒐羅資料而整理出史傳記載的共通資訊，其次舉出《翁氏家事略記》翁方綱學術相關的記載，最後介紹翁方綱的經學相關著作，以及美國史達東亞圖書館藏翁方綱經學手稿五種的狀況。 第三章〈《詩附記》手稿的海外流布與美國漢學側寫〉：說明《詩附記》手稿自中國開始流布的可能情況，考察中、美流布路徑與中、日、美流布路徑，並透過域外漢籍的概念，討論《詩附記》的域外漢籍特質，最後由《詩附記》流布的關鍵年代，管窺一九四○至一九五○年代的美國漢學發展。 第四章〈《詩附記》諸本與手稿的比較探究〉：比較存世的《詩附記》三種版本，說明手稿本、清代王灝刊刻本，以及民國排印本在內容上的差異，其次以《詩附記》手稿所見，刻本和排印本未見的文獻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最後以翁方綱五種經學手稿提供的新材料，加上目前學界相關研究成果，提出翁方綱撰寫覆核五種經學附記的編年表。 第五章〈《詩附記》手稿展現的訓釋觀點探究〉：說明翁方綱對詩經學基本論題的關注與回應，重點在說明翁方綱的《詩序》觀點、笙詩的態度，其次探討《詩附記》手稿中呈現的治經觀念及治學考訂方法。 第六章〈結論：研究價值的陳述〉：說明全文研究的重點，闡明研究成果可能的貢獻與價值，且反省研究的局限與尚未達成的目標，最後闡述還可以發展的論題。Item 日本與臺灣的漢學連結：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11）研究(2011) 張瑜庭; Chang,Yu-Ting摘要 本文以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內容為中心，探討「漢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透過共同文化素養的再現，不僅打破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二元對立模式，也使知識得以跨界傳播。 從有效傳播的角度而言，日治初期「漢文」在溝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漢文報的出現使雜誌發行與會員的數量皆有所成長，雖然漢文報與日文報二者欄位的名稱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實際上內容多不相同，顯示其讀者群有別。為了加強人民對殖民政府的認同，內容也可見臺灣人的作品，讓臺灣人參與傳播的過程。 本文分從四個不同面向來說明文本當中呈現的日本與臺灣漢學的連結。首先從漢文學角度，因同處漢字文化圈的優勢，便以詩文聯繫雙方，因應作詩需要與娛樂性質刊登的「詩話」作品更在漢文報佔有相當的篇幅，當中亦有日人作品，為漢學界帶入來自日本的多元訊息。接著從教育與文化的角度出發，發現在輸入西方新學的同時，出現以儒學先行解釋說明的現象，漢學成為引進新知的媒介。再者，日本江戶時期的漢學與漢學家也透過連載的文章或轉引而進入臺灣讀者的知識版圖。此外，教育會雜誌也提供給當時有意復興儒學的人士一個發展的空間，透過漢文報的相關報導，可以得知當代日本漢學的延續及動態，日本漢文學社群的信息也在臺灣傳播，相關報導亦證明當時祭孔的活動持續不輟。 透過研究發現日治初期「漢學」的包容性與多向發展性，其出現的場域不僅止於文本的論述，也同時顯現於社會、文學活動的實踐當中。證明了日治初期殖民者以「漢學」這一臺日共同享有的文化資產，作為新知吸收的催化劑以及連接雙方的橋樑。Item 禮儀之爭時中國教友對人性與禮儀的論述及其身分性： 以夏大常為中心(2011) 陳映竹; Chen Ying-Chu在討論明清傳教士在華傳教史的過程當中，倘若單方面僅就傳教士及其傳教事蹟與過程，而忽略掉傳教過程當中的中國教友，便無法更為全面的瞭解其中深刻之處。本論文即從明清之際中國教友夏大常其人進行切入，從其生平與時代脈絡，其對於人性論的詮釋，以及其對於禮儀問題的詮釋這三大主軸，來歸結中國天主教友的身分性與其對於人性和禮儀的詮釋之間的關係。 在人性論的詮釋這個面向，夏大常先從人在天主恩典之下得到靈，而後又以靈、肉位階高低，本性與超性之間的分和關係，來證成靈性的至高性與重要性，以及肉體為罪惡的來源。而人在於肯認一天主以後，就應感激天主所給於的恩典，並竭盡己身力量，努力求善，而透過「默想」工夫，以及告解的實行這樣子地一個親身實踐，天主教的「超性」與中國的「本性」，最後得以在共同求善的過程當中，進行融通。而釐清夏氏對於所謂人性論的一種探討，其實是在於一種雙重身分性底下來進行論述的，從性分本性、超性，以及其當中的分合關係和所屬傾向，最後透過本性、超性並重，夏氏成功融通原本有所歧異的性論，而以求善為共同目標。 在禮儀問題的詮釋這個面向，夏氏探討祭祀內涵時，夏大常以為祭祀其內涵即在「追養繼孝」、「事死如生」，整個中國禮儀所關注的焦點並非在於迷信或者祈福，而是追思孝親，以父母為重的一種孝順表現。從稱天主為「大父母」，己身父母為「小父母」這一點，夏大常以為敬仰天主與敬奉父母均屬必要的追求。本論文最後指出中國教友的身分屬性，是一種容納了不同立場，不停動態轉換的轉化性（transformative）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