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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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福澤諭吉《勸學》與張之洞《勸學篇》中的學問觀(2019) 林榕瑜; Lin, Jung-Yu十九世紀中葉西學東漸，日本明治時期福澤諭吉（1834-1901）在1872至1876年間陸續發表《勸學》（学問のすすめ）篇章，提倡實學。無獨有偶，中國晚清張之洞（1837-1909）於1898年上書《勸學篇》，提出中體西用。二人生卒年相近，為該國具有代表性與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二書亦同在論述如何會通西學，書中二人對於學問的典型與近代化指標的看法，可視作一種隔空對話。 福澤諭吉與張之洞皆認為學問必須與時俱進，將西學納入本國學問體系，重視學用的實用性，期待知識份子成為文明的推動者。由於國家背景與個人經歷，二人在中西學問的優先次序與範圍界定上有所差異。張之洞著重現實面，依照本國現況引導社會進步，期待國家在穩定中改革成長。福澤諭吉偏向從理論上去實踐，以西方現況來指導日本國民，期待國家盡快達到文明開化。但二人最終目的都希望藉此保住國權，使國家獨立不受侵擾威脅。 意料之外的是，日後中日兩國卻走上與二人理想交錯的道路。因此本文試圖探析福澤諭吉與張之洞在面對相似的國家困境時所提出的近代化學問結構之理想型態，呈現二人將其學問思想進行改革以回應時代需求下，二人學問觀與權力結構的互動樣貌。Item 心學比較：以《傳習錄》、《壇經》為底本(2016) 陳昱甫; Chen,Yu-Fu本文旨在，以儒家王陽明的《傳習錄》，與禪宗六祖慧能的《壇經》為底本， 著重王陽明與慧能於工夫論的教法，與義理系統的差別，梳理兩人思想的同與異。 綜觀中國思想史，《傳習錄》與《壇經》，實為王陽明與慧能依著「生命實踐」，對前人思想的回應、繼承與奠定而成，於儒學與禪宗的心學思想，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儘管兩人的思想，具有相當程度上的同。但此處的「同」，首先、是人類的最高智慧，自是會追求天地萬物根源、究竟處的同。再來、是人類心靈所具有的內在超越性，隨著東方實踐型態的開展，於本體工夫通往體用一源、定慧一體，歸趣上的同。最後、是中國文化脈絡，客觀地導引著儒學與佛教典籍，所已含有的理境上的同。此處所說的「同」，是為人類、心靈普遍性、超越性的同；並非是為儒學與佛教義理系統上的同。 本文由「生命」、「實踐」、「實有」三者，作為切入王陽明與慧能思想的觀點。首先、依著吾人的生命主體是「肯定」或「遮撥」此現實世界的「實有」，將影響實踐主體是通往「道德」或「解脫」的歸趣。再來、由實踐主體通往道德或解脫的歸趣，將決定生命主體的依據是為「創生」或「呈現」。最後、王陽明肯定內在超越的生命主體，具有道德創生義，所以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慧能認為內在超越的生命主體，呈現清淨解脫，回歸真如自性、本來面目，觀照事事物物緣起性空，無自性。如此，王陽明與慧能都依著生命實踐，來證明人的內心能夠與宇宙相照映，能夠將生命提升到超乎個體、世界的內在根源。但是兩人的心性意涵、實踐歸趣、價值判斷…仍然是依著儒學與佛教的經典與教義。Item 林口地區民間儒家教化傳統與當代變革(2018) 劉昶亨; Liu, Chang-heng本文擬由儒家實踐功夫中，與中國傳統民間生活關係最密切之儒家教化為著眼點，以林口地區為地理範圍，對儒家教化進行探索與思考。 本文從儒家傳統教化定義開始，釐清官方儒學與民間儒家教化之意涵，再由民間儒家傳統的實踐方向，分別為家族儒家教化、地方私塾與民間信仰三方面加以探究，將儒家思想落實的具體路徑作一整理的理解。 家族儒家教化，有族譜、祠堂及祭祀，私塾塾師的教化，不僅是識字謀生能力的培養，也有儒家教化道德實踐的意涵在其中，同時也是家族儒家教化的延展。民間信仰一方面安撫地方百姓，一方面也透過民間神明信仰達到勸善懲惡的道德實踐。 有了對臺灣儒家傳統的基本理解後，在第叁章及第肆章中，則聚焦於林口地區之儒家教化傳統發展。雖然位在北部地區，但林口開發較晚，家族的成形與影響力自然較慢形成，同時因為在臺北的邊陲，加上地勢及交通不便，文教開展自然較鄰近新莊、泰山地區晚。 儘管如此，在清末、日據迄於光復後，隨著家族力量的發展成熟，儒家教化的實踐，自然也展現在上述三方面的實踐。掌握住林口地區傳統儒家教化的沿革後，復將現代林口地區之儒教發展現況加以比對，透過訪談地方人士、教師、年輕學子，可在家族儒教、地方教育及民信仰方面，比對儒教傳統及現代的差異。更盼望能藉此找出儒家教化在林口及其他都市化地區，如何推展與延續的可能。 總之，本文企盼藉由釐清儒家教化的當代困難處，發掘出可能的方向及適應法門，期能在持續都市化的過程中，為儒家教化找到調適與延續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