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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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衛三畏與《女學》英譯研究(2011) 甘彩蓉《中國叢報》編者為破除西方人對中國的錯誤印象，因而翻譯大量中國典籍，希冀以此讓讀者了解中國真正面貌。在眾多中國典籍中，衛三畏選擇十八世紀初期藍鼎元所編纂的《女學》作為譯介典籍之一。本文借用格里斯伍「文化菱形」的概念作為分析模式，分析衛三畏的《女學》英譯，探析衛三畏的翻譯手法、翻譯目的、翻譯內文，以及衛三畏所建構的中國女性形象。 藍鼎元自述寫作《女學》之目的，乃因女教為治國平天下之本源，故欲藉婦人之力以收敦風厲俗、教化天下之效。研究發現，《女學》成書於藍鼎元仕途不遂之際，實藍鼎元欲藉此完成儒生經世濟民的自我期許，並躋身正統之道。然而，《女學》在衛三畏筆下被賦予另一種意義與期待，他不提藍鼎元的蹇促，以建構其完好形象，並希望透過《女學》讓讀者了解中國的道德程度。衛三畏認為透過了解中國女性，便可以明白中國道德之多寡；這與美國十九世紀「婦德說」思潮實為呼應，強調女性影響力與道德的相關性、相信女性具有淨化社會之功用。 回溯衛三畏生平、觀看美國十九世紀社會之後，再分析《女學》譯文，會發現衛三畏在篇章選擇、語言使用、中國女性形象建構上都受美國文化影響。衛三畏筆下描繪的中國女性形象，除一般常提及的知識貧瘠、道德高尚、守貞守身、男尊女卑之外，衛三畏也強調女性具有影響力，呈現相似於「基督教母親」的典範。這些都是美國文化脈絡影響的痕跡。 總和地看，《女學》是衛三畏一面看著中國，一面想著美國文化及讀者，再下筆而成的譯本。在這過程中，衛三畏既是接收者，也是創造者。因此，筆者歸結出一「雙菱形」模式，藉此同時關照中國藍鼎元《女學》與美國衛三畏的《女學》英譯，以求更周延地解讀《女學》的流動與文本意義。Item 衛三畏的漢語認識歷程(2018) 郭書喜; Kuo, Shu-Shi一八三零年代來華的美國首批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的「廣州制度」下開始他們的傳教事業。面對異文化所需探勘、相互交流的工具，學習漢語因此成為來華傳教士藉以瞭解中國社會的工作之基。作為十九世紀在華最久的傳教士之一，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對漢語的深刻認識與豐碩的研究成果使其成為美國首位漢學教席。在其出版眾多與中國相關的著作中，以漢語學習書籍與總論性作品《中國總論》為重要的研究產出。然而，過去對於衛三畏的研究多著重於其所編字典，缺乏從他的漢語學習歷程來探討《中國總論》不同版本上的差異。有鑒於衛三畏對漢學的深刻貢獻，本研究透過文本分析探討衛三畏在華的漢語學習歷程，且藉其認識漢語的軌跡來檢視《中國總論》版本差異的背後原因。 研究結果發現，衛三畏除了透過閱讀書籍學習漢語外，更直接地受到地域方言的影響。這在其後編纂的《拾級大成》、《英華韻府歷階》、《英華分韻撮要》與《漢英韻府》中都可以見到他對中國方言的關注。不僅如此，受到中國方言豐富音韻的影響，其漢語研究中出現「重字音、輕語法」的研究特點，這與其重視語言雙向溝通的中心思想如出一轍。至於不同版本的《中國總論》則由於工作身份的轉換、遊歷經驗的增加以及自身對漢語的研究精進，使得在有關漢語知識的引介中有所刪改和增補。本研究透過對衛三畏漢語認識歷程系統性的考察，還原其來華後對漢語不斷認識的歷程，以此為十九世紀漢語研究提供一個可供參照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