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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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民初地方社團的政治參與（1911-1914）(1997-05-01) 陳惠芬Item 世變與抉擇--龔祥瑞的法制人生(1911-1996)(中國法制史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2-12-01) 陳惠芬Item 民初桂系治粵時期的廣東省議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06-01) 陳惠芬本文以1916 年10 月復會的第一屆廣東省議會的活動為中心，探討袁世凱帝制運動結束後，其與治粵桂系強權的互動關係，並進一步考察民初民主政治實施的問題。此一時期政治形勢多變，舊國民黨色彩濃厚的廣東省議會，熱情支持孫中山提倡的護法運動，並且成為國會非常會議的重要催生者。另一方面，桂系宣佈廣東「自主」，藉機壟斷廣東更多的資源；倚附桂系之政學會對廣東省政的參與，則對省議會的運作造成深刻的影響。由於桂系政權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急於籌措經費。廣東省議會嚴格監督 徵稅，使得雙方的關係益形緊張，進而發生彈劾財政廳長楊永泰的事件。此外，桂系為了爭奪廣東的軍權和財政權，使得廣東省長更換頻仍，引發不少風潮。在這個過程中，廣東省議會始終堅持「省長民選」和粵人治粵的理念，這個理念也逐漸成為廣大粵人的共識。然而，1919 年初開幕的第二屆省議會，卻已是交通系和政學會的天下。 桂系失敗後，國民黨取得廣東政權。陳炯明的「聯省自治」計畫，曇花一現。陳失敗後，孫中山逐漸將中國政制帶向一黨專政的新模式。當其他省份的省議會還在進行議事活動時，廣東省議會早已為國民黨所拋棄。如此看來，桂系治粵時期的廣東省議會，尚能伸張民權，維護人民利益。雖然成就有限，卻是廣東民主史上一段重要的經驗。Item 範式之轉換(1998-12-01) 陳惠芬Item 永和國際獅子會三十年史(2004-01-01) 陳惠芬Item 域外知識的選擇與建構──以20世紀初期拉斯基(Harold J. Laski)政治多元論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心(2013-11-30) 陳惠芬Item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遷台時期）服務事業的發展(2004-01-01) 陳惠芬Item 北伐時期的政治分會－－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糾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996-06-01) 陳惠芬Item 陳立夫與1930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9-12-01) 陳惠芬1930 年代初期陳立夫關於訓政爭議的相關言論乃是特殊時空下的產物，也是當時各種相關言論相互競逐的一部分。對陳立夫而言，這是訓政理論之爭，也是黨治和蔣介石的權力之爭。在1930 年代初期的訓政爭議思潮中，陳立夫重述孫中山的「伊訓」譬喻，堅持國民黨的訓政；其並強調北伐統一後規劃全國同步實施訓政的錯誤，認為六年的訓政期限乃是「假定值」，指出中國的現狀實是「軍政尚未結束」、「訓政尚未開始」；在軍政尚未結束時機，國民黨應賦予軍事統帥絕對權威，使其成為「軍事重心」。此外，他特別檢視訓政黨政最高權力機構－中政會及國民政府的運作效能，主張修正現行訓體制，建立「駕馭核心」。陳立夫1930 年代初期訓政爭議中的言論，與其說是對是否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作出回應，不如說是在堅持國民黨訓政的前提下，企圖從理論上解決北伐以來國民黨內長期的黨權、軍權糾葛以及領袖之爭的困擾，並嘗試從訓政體制的修正確立黨治權威的新模式。他所最關懷者，不是訓政是否合理可行，而是如何鞏固國民黨的黨治權威，並進一步將離散分裂的國民黨凝聚在以蔣介石為核心的領導下，為蔣「正名」。其從強化威權出發，與訓政中的民主意涵顯然背道而馳。這是陳立夫及蔣派人士的刻意追求、孫中山的「遺教」及其「權威」的示範，也是1930 年代國際獨裁潮流推波助瀾的結果。Item 民族性、時代性、自主性－－1930年代張君勱的文化抉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0-06-01) 陳惠芬民族主義是1930年代張君勱的思想核心，近代西方民族主義是其主要的根源，尤其德意志民族主義思想對其影響至深。在1930年代的特殊時空，他系統地建構文化救國的理論，其內容不僅對當時中西文化論爭的主要議題作出回應，也成為他族國建構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環。 基本上，1930年代的中西文化論爭可說是五四時期文化論爭的延續。此時張君勱從中西文化相異的淵源作歷史分析，檢討中華民族之優缺點以及探索歐美文化之本質，以尋找中國文化的出路。他的文化抉擇，大體上蘊涵民族性、時代性和自主性的要求。在民族性方面，他試圖從中國歷史文化尋找民族性，以增強國人的自信心，期能扭轉近代以來中國人一意模仿外國文化的作法。他表示，新文化的創造不僅要推本於古代文化，並且要透過中國人自己的努力，發揮民族的特色。在時代性方面，他認為中國文化已成過去文化，中國新文化必出於新創。固有舊制學說，須經一番新體會、新應用，期待它的「死後復活」。至於歐洲文化，以其合乎時代，更須擇其優而採納。除科學、政制外，張君勱把文化改造的目標指向「近世國」，亦即近代的民族國家。唯其強調，採取歐洲文化，應採的是精神，而非形式。至於自主性方面。在文化再造的過程中，張君勱堅持由自己決定的重要性。所謂不舍己徇人，因時制宜，均要出於自己的選擇判斷。 民族性的要求意味著對民族固有特徵的堅持，時代性的要求又意味著對歷史形勢，也就是對民族所置身世界的覺悟，二者之間存在緊張關係。就知識上言，對於中西文明中不同元素之折衷調和，張君勱顯然抱持樂觀的態度，認為可經由自主的選擇，而後有所創新。在民族感情上，往後其致力中西文化之會通，或可視為緩和上述緊張關係的一種表現。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對中西文化問題的討論，基本上是在全球現代化進程衝擊下，對中國自身未來發展道路的思考。1930年代張君勱採納西方文化，乃是因為其為「近代」的，亦即具有現代性。作為時代的標記，它並非西方所專屬。就此而言，張君勱對「中國現代化」的理解，實已跳脫「西化」的格局。此外，當其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一種選擇性的肯定時，除歸因於強烈的民族本位情懷外，也正是為彌補西方所發展出之現代性的缺憾。就此而言，此一時期張君勱的文化抉擇，將其視為世界性反現代化思潮的一部分亦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