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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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神社美術收藏的建立、展示與戰後流轉
(2020) 劉錡豫; Liu, Chi-Yu
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藝術品收藏為研究對象，這批文物先後以奉納、寄贈等名義進入神社，逐漸形成品質及數量兼具的收藏。戰後，有部分被移交到省立博物館內。筆者試圖從這批藝術品在日治時期如何被製作、移動與典藏，以及戰後流轉的過程，梳理兩代國家政權與藝術品的交涉、互動史。1895年以後，日本向殖民地移植國家神道，在臺建立「總鎮座」臺灣神社。日治初期，總督府將「臺灣古美術唯一之資料」的《鄭成功畫像》，以及當時日本皇室御用畫家的作品先後敬獻神社典藏，通過宮司山口透的論述，建立起收藏的「典範」，強化臺灣神社的文化地位。隨著來臺遊歷、定居的書畫家增多，收藏的來源轉由來臺書畫家所奉納。他們與學養豐富的神職人員、政府官僚往來，形成藝文社群，透過奉獻書畫作品，除了是敬神愛國的信仰表現，也作為交遊的紀念。直到1940年代，由於戰爭白熱化，美術界配合政府動員，藉由「彩管報國」作為「奉納」的實踐，創作主題受到指定，只是徒具形式的「奉公」之舉。另一方面，臺灣神社的美術收藏，只有日本皇族行啟時才會陳列殿內，讓其觀覽。1930年代，臺灣各地興起建設寶物殿的風潮，而臺灣神社原本也有意向大眾展示收藏，但隨著興築計畫擴大成「臺灣神宮」的移址增建，寶物殿的建設遂成未竟之業。戰後，行政長官公署接收總督府的財產，部分臺灣神社的美術收藏由教育處所接收，與學租財團購買的畫作一同被移至當時的省博，原因可能與臺灣早期缺乏美術館機構有關。由於戰後省博積極「去日本化」，且神社財產名冊未能完整移交，因此作為人類學、自然科學展示機構的省博，無法將這批文物嵌入自身的典藏體系及知識脈絡中，以致被遺忘在庫房一角。然而，《鄭成功畫像》卻因為鄭成功契合戰後國民政府「反攻大陸」的口號，仍受到重視。1950年代《臺南文化》的鄉土研究承繼戰前日本的知識譜系，爬梳畫像的歷史，連帶讓「臺灣神社美術收藏」的歷史，幽微地在學者的論述間流轉至今。
日臺近代博物圖的發展與立石鐵臣(1905-1980)的「細密畫」
(2020) 陳瑋婷; Chen, Wei-Ting
1939年立石鐵臣（1905-1980）來到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繪製博物圖。一開始為了生計的製圖工作，卻和畫家結下不解之緣，持續至戰後，甚至成為他美術創作的一部分。本論文沿著立石鐵臣與博物學相關的生命脈絡，一面解讀畫家如何又為何融匯博物圖於美術作品，一面認識研究上極為不易的博物圖。20年代後半以來，不論日本或臺灣博物學界，為了向大眾普及學科，都積極出版圖鑑、圖說一類的博物分類學圖書。博物學界對繪圖人才的需求因此激增，陸續將美術家吸納進博物學界。日本這波普及學科的潮流，到了戰後依然持續，觸手且延伸到兒童與青少年身上。博物學的知識內容進入兒少的啟蒙圖書，原本的博物學製圖者也紛紛畫起童書裡的博物插畫。另一方面，戰前出版的博物分類學圖書，直至戰後依然不斷改訂再版，增補博物圖像。立石鐵臣便在以上背景下，繪製他的博物圖。美術家協助博物學界，掌握形構物與物間空間關係的方法；博物學則成為立石鐵臣美術靈感的來源。博物圖的創作上，繪者必須以畫筆，凝結、重組各時空中的博物客體，考慮文本內容、學者意向、印刷效果等要素，有時兼任潤稿、刻版人的角色。晚年的立石就將這些博物圖的創作體驗，轉譯於他的美術作品。畫家還借用博物分類學的概念作畫，甚至為博物圖作傳。觸發立石這麼做的背景脈絡可能有三。其一，兒少啟蒙圖書裡，精選過的博物學知識，挑起美術家對博物圖的新想像和興趣。其二，畫家藉此回應戰後日本美術界，以各種形式、質材，挑戰固有美術概念的動向，透過博物圖申論美術的邊界和模樣。其三，立石身為灣生，飄零的生命經歷，讓他深受博物圖客體，生生不息於各種時空的特質吸引。博物圖是美術與博物學顯而易見的交匯點，它是認識兩者如何互動，很好的材料。然而，卻也因其牽涉兩項專業領域，相關研究總是難以開展。本論文以立石鐵臣作為書寫的立足點，洞現發展狀況迄今仍十分不明的博物學與博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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