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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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臺灣神社美術收藏的建立、展示與戰後流轉(2020) 劉錡豫; Liu, Chi-Yu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的藝術品收藏為研究對象，這批文物先後以奉納、寄贈等名義進入神社，逐漸形成品質及數量兼具的收藏。戰後，有部分被移交到省立博物館內。筆者試圖從這批藝術品在日治時期如何被製作、移動與典藏，以及戰後流轉的過程，梳理兩代國家政權與藝術品的交涉、互動史。1895年以後，日本向殖民地移植國家神道，在臺建立「總鎮座」臺灣神社。日治初期，總督府將「臺灣古美術唯一之資料」的《鄭成功畫像》，以及當時日本皇室御用畫家的作品先後敬獻神社典藏，通過宮司山口透的論述，建立起收藏的「典範」，強化臺灣神社的文化地位。隨著來臺遊歷、定居的書畫家增多，收藏的來源轉由來臺書畫家所奉納。他們與學養豐富的神職人員、政府官僚往來，形成藝文社群，透過奉獻書畫作品，除了是敬神愛國的信仰表現，也作為交遊的紀念。直到1940年代，由於戰爭白熱化，美術界配合政府動員，藉由「彩管報國」作為「奉納」的實踐，創作主題受到指定，只是徒具形式的「奉公」之舉。另一方面，臺灣神社的美術收藏，只有日本皇族行啟時才會陳列殿內，讓其觀覽。1930年代，臺灣各地興起建設寶物殿的風潮，而臺灣神社原本也有意向大眾展示收藏，但隨著興築計畫擴大成「臺灣神宮」的移址增建，寶物殿的建設遂成未竟之業。 戰後，行政長官公署接收總督府的財產，部分臺灣神社的美術收藏由教育處所接收，與學租財團購買的畫作一同被移至當時的省博，原因可能與臺灣早期缺乏美術館機構有關。由於戰後省博積極「去日本化」，且神社財產名冊未能完整移交，因此作為人類學、自然科學展示機構的省博，無法將這批文物嵌入自身的典藏體系及知識脈絡中，以致被遺忘在庫房一角。然而，《鄭成功畫像》卻因為鄭成功契合戰後國民政府「反攻大陸」的口號，仍受到重視。1950年代《臺南文化》的鄉土研究承繼戰前日本的知識譜系，爬梳畫像的歷史，連帶讓「臺灣神社美術收藏」的歷史，幽微地在學者的論述間流轉至今。Item Building National Taiwan Museum (1915)- Perspectives on the West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2020) 黃耀儀; Huang, Yao-Yi國立臺灣博物館是臺灣唯一不僅保留了其原本歷史主義形式的建物，而且繼續履行其最初展覽館功能的日治時期官方建築。為了紀念日本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Gentarō Kodama，1852–1906年）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Shinpei Gotō，1857–1929年）任內對臺灣的貢獻，日本殖民政府在臺北於1915年建造了這座當時名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建築。開館時其功能為一自然史博物館，收藏並展示臺灣的自然歷史文物。而博物館所在地點，通過直視軸（今館前路）與當時的臺北火車站相連，兩者都是20世紀初台北市區結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標。這座對稱的博物館建築展現了歷史主義風格的融合，中央由一個方形空間和圓頂組成，連接的兩個側翼，底端各有一個方形的樓閣，顯然受到了西方建築模型的影響。博物館的代表性地點及其新古典主義的外觀表明了日本殖民政府試圖通過建造這樣的建築物，向世界展示進步文明的形象，而使其在臺灣的殖民政權合法化。 然而，儘管具有如此的歷史價值，在文獻上對臺博館建築物的形式和結構仍未進行實質性的分析；也缺乏其源自西方建築具體來源的深入研究。為了能更好地理解建築物的結構並尋查可能影響其最終形式的來源，本論文將首先闡明臺博館的歷史背景，而這意味著要對當時的歷史文獻進行分析。在此一過程中，尤其將特別注意博物館建築設計師野村一郎（Ichirō Nomura，1868–1942）在1910年前往歐美，尤其是倫敦和紐約，的旅程中，可能看到過哪些建築物而成為影響臺博館建築設計的參考原型。最後，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在博物館內紀念兩位高官和其背後所隱含的英雄崇拜之面向也將納入討論；而博物館作為紀念館的起源將受到詳細的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