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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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明萬曆朝播州之役及其後續(2025) 陳奕翔; Chen, Yi-Xiang位於四川東南部的播州地區，自唐乾符三年（876）楊端入播平亂有功以來，當地便由楊氏一族世襲統治了數百年。入明以後，明朝沿用元朝創立的「土司制度」，令洪武五年（1372）來朝的播州宣慰使楊鏗照舊任職，此後二百年間，播明雙方大抵相安無事，直到隆慶六年（1572）楊應龍繼任播州宣慰使後亦是如此。然而，楊應龍雖能夠和周遭的水西安氏、永寧奢氏等土司維持良好關係，卻未能徹底壓制轄下的「五司七姓」，致使後者於萬曆十八年（1590）藉故「告龍反」，播明之間的關係因此產生變化。本文即從萬曆十八年（1590）的「告龍反」開始談起，依序論證明廷數年間剿撫不定的過程，楊應龍次子楊可棟之死造成的影響，以及播兵於飛練一役大敗貴州明軍的後果。此外，本文亦提及了川湖貴總督李化龍、貴州巡撫郭子章等人於徵兵調餉期間採取的各項措施，以及鄰近各土司響應征播的若干情況，並將八路明軍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二月誓師出兵後的各時期戰況予以梳理，詳盡還原了播州之役的歷程。 萬曆二十八年（1600）六月上旬，播州之役隨著海龍囤破、楊應龍身死而結束。早在楊應龍父子上囤據守之際，總督李化龍已開始思考將播州地區改土設流，並在播平後展開了數月的討論。經過郭子章、李化龍的數次上疏，明廷最終決定將播州宣慰司分置為遵義、平越二軍民府，並將整體的善後諸務交由繼任總督王象乾負責推動。王象乾於五年總督任內，一方面和郭子章互相合作，在撫輯夷民、調運糧餉、修築城署、清丈田畝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一方面卻也因為水西侵地的問題和郭子章各持己見，產生了持續數年的疆界爭議。清疆期間，水西安氏透過盜買屯田、鼓動播民作亂等方式持續侵擾遵義府，永寧奢氏內部則出現了承襲之爭，其中奢世續為了自保，後來甚至尋求水西的幫助，局勢因此變得更加複雜。 由於遵義府最終未能取回水西侵地，王象乾原先計畫建置的屯軍無田安設，故王象乾只能於丁憂候代期間一面縮減防兵，一面提醒明廷對水西、永寧多加防備，而新到任的四川巡撫喬璧星，亦隨及面臨到水西、永寧互相牽引下所導致的永寧爭印、鎮雄承襲紛爭等問題。本文在嘗試釐清上述事件後續發展的同時，亦關注到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對於鄰近勢力的擴張行為，隨後依序介紹天啟元年（1621）爆發奢安之亂以來各時期的重大事件，以及四川巡撫、總督朱燮元等人的應對措施。最終，永寧宣撫司於亂事平定後亦遭改流，水西安氏則因實力仍然強大，迫使朱燮元放棄將水西「分土世官」的計畫，仍然維持當地宣慰使的設置，由此看來，水西安氏可謂迎來了和播州楊氏、永寧奢氏不同的結局。Item 美國與近代中國籃球運動的興起(2025) 林煒恩; Lin, Wei-En19世紀末，美國基督教青年會進入中國，推廣包括籃球在內的現代運動。20世紀初期，該會在中國設立體育課程與場館，籃球運動開始萌芽，逐步形成籃球聯賽體系，其中以上海與平津地區的籃球運動發展最為興盛。1920年代以前，上海與平津地區的籃球運動，以基督教青年會及校隊為主，1920年代以後，兩地的俱樂部籃球隊數量逐步上升，反映出中國的籃球運動已逐漸拓展至基督教青年會及學校以外的地方。第一章以上海和平津地區為例，探究近代中國籃球運動的發展歷程。在這段發展過程中，美國人與華人難免發生衝突，例如，1925年由上海華人成立的「中華籃球聯合會」，受到五卅運動的影響，選擇排擠具有美國背景的聖約翰大學學生加入比賽，使中美之間的關係產生裂痕；又例如，1922年，美國體育運動專家葛雷嘗試推動全國性組織―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卻遭到中國地方體育團體的反對。幸運的是，皆有關鍵人士擔任上述兩起事件的調停角色，使得衝突得以化解。1926年，葛雷主動鼓勵華人運動專家擔任外國籃球聯合會的裁判，進一步修補了中美之間因五卅運動產生的隔閡；1924年，中國體育運動專家蔣湘青出面協調與化解葛雷與中國地方體育團體的矛盾，爾後達成共識，籌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第二章探討美國專家，以及中國留美體育運動學人的培育。美國體育運動專家，不僅是中美籃球規則與知識交流的重要橋梁，也擔任中國學子的引薦人，推薦他們前往美國春田學院深造。美國的春田學院是培育中國體育運動人才的重要機構，留美體育運動學人返國後，積極推動中國的各項體育運動及籃球運動的發展。第三章聚焦於籃球競賽的演變，包括校內、校際、校外俱樂部競賽，以及國際競賽。天津萬國籃球賽由基督教青年會、美軍，以及中國專家共同合作籌辦，而柏林奧運的中國籃球代表隊的籌組與訓練，由留美體育運動專家董守義、舒鴻、宋君復負責。簡言之，不論是天津的萬國籃球賽，抑或是1936年柏林奧運中國籃球代表隊的籌組與訓練，均充分顯示出美國深遠的影響力。Item 馬關條約與臺灣割讓：從清朝角度重探美國角色(2025) 羅振宸; Luo, Zhen-chenItem 元代士人地方意識的形塑：《延祐四明志》中對〈學校〉和〈人物〉的書寫(2025) 連薇; Lien, Wei本論文是以宋元四明地區的《寶慶四明志》（以下稱《寶慶志》）和《延祐四明志》（以下稱《延祐志》） 的〈學校〉及〈人物〉作為研究對象，首先釐清宋元方志於架構與書寫上的變化，進而探究《延祐志》建構地方意識的方式。 方志經常被認為兼具政治文化功能，一面被當成為朝廷提供地方資訊的文件，但究其內文，也會發現其中反映了編纂者個人的目的。藉由比較《寶慶志》和《延祐志》的編纂群體，可見此二方志皆由官員與地方士人合力完成，具備統整資訊、物產以及保存地方樣貌之功用。然進一步分析目錄及內容編排，便會發現《延祐志》及其以袁桷為首的作者群體，更加強調對地方意識的建構和對德行實踐的深化。 對德行的強調，尤其體現於《延祐志》對〈學校〉與〈人物〉的書寫策略中。在〈學校考〉，袁桷藉多篇記文點出當時代在「學」與「德」之缺陷，亦表明合格「儒」與「士」應有之處事態度；藉由對學統的書寫，將四明地方學校，與當時盛行的朱熹學大傳統相聯繫。於〈人物考〉，除了延續前志對地方家族的重視，更試圖彰顯個別人物在「德」和「學」的實踐。《延祐志》將數位明州重要的士人加上「先生」的尊稱，表彰這些先人在傳播學術和深化德行的貢獻，試圖跨越學派間的疆界，傳遞為學重實踐的理念。與〈學校考〉相同，〈人物考〉也透過連結朱熹，使其作為整合或團結地方的角色，達到使四明回到過去文教鼎盛、民風純美景象之目的。 自對袁桷《延祐志》的書寫策略切入分析，可見其藉由表彰地方原先所固有的學術文化深度及品行出眾的鄉里先人，是能夠契合於當前學術內涵，士人重視教育與德行的世界，向後世學人展示元代士人對當時學風的批評，和對重建地方文化傳統的努力。由此便可以發現，方志並不僅是記載著地方資訊，同時也展現出士人的理想與期待，而這種理想藉著方志傳承的過程，揭示了「方志」這種文本的歷史意義。Item 晚明刑案與河南社會──以《讞豫勿喜錄》為中心(2025) 廖梅惠; Liao, Mei-HuiItem 中晚唐政權與佛教關係──以內供奉僧為中心(2024) 郭欣宜; Kuo, Hsin-YiItem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羊毛貿易的變化與轉折（1914-1925）(2024) 劉峰秀; Liu, Feng-HsiuItem 西北中國灌溉工程與中外技術合作：涇惠渠與民生渠（1922-1942）(2024) 廖之睿; Liao, Chih-Jui本文討論跨國組織與中國合作推動的現代化建設，並以陝西省涇惠渠與綏遠省民生渠為個案。兩起工程的特殊性在於，其先後歷經著名跨國組織華洋義賑會與國際聯盟的參與，並由中國首屈一指的水利工程師李儀祉（1883-1938）、塔德（Oliver J. Todd, 1880-1973）與安立森（Sigurd A. Eliassen, 1884-1960）等中外專家主持。在外籍專家與本土工程師合力投入下，兩工程被視為當時中國現代灌溉工程的模範，更是1930年代國民政府推動的開發西北計畫中，少數付諸實踐的個案。本文使用全國經濟委員會與國際聯盟的檔案，及華洋義賑會與西北在地報刊等各種中外史料，強調跨國組織和中外工程師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聚焦於中外水利技術合作、西北水利建設與在華跨國工程組織等研究面相，討論1930年代的社會因素變化，如何使陝西與綏遠兩省的水利發展，藉現代技術之力突破瓶頸，以及工程過程中的合作、挑戰與成果。此外兩工程涉及華洋義賑會與國際聯盟，兩個跨國組織參與的特色，更使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因工程專業，與利益考量產生摩擦。本文透過涇惠渠與民生渠個案，呈現1930年代中國現代建設要點之一的開發西北，並非全然歸功於國民政府，以及中外工程師、國際組織與地方勢力的合作，在開發西北水利過程中的重要影響。Item 亞細亞主義與殖民地臺灣：日、臺人之思考與行動(2024) 張濤; Chang, Tao亞細亞主義是一種主張亞洲內部應團結以與外界對抗、競爭的思想。本文旨在考察亞細亞主義影響下，臺灣總督府、在臺軍部、在臺日人、臺灣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等群體的思想與行動，解明亞細亞主義在日治時期臺灣的發展，以及與殖民統治的複雜關係。由於臺灣身處中國、日本間的特殊地位，日本統治伊始，殖民者、被殖民者已對亞細亞主義與臺灣統治的關係提出意見。1920年代，亞細亞主義議論在日本國內流行，臺灣亦受此潮流影響。在臺日人、臺人知識分子、「御用紳士」紛紛基於各自的政治理想，提出不同樣貌的亞細亞主義，甚至付諸於行動。1930年代，九一八事變後，以松井石根（1878-1948）的思想為代表、具強烈日本中心性質的「大亞細亞主義」興起，對外主張以「皇道宣布」達成亞洲民族的團結、復興，對內亦主張以「皇道」達成「內臺融和」，兩者一體兩面。面對大亞細亞主義潮流，臺灣輿論界呈現日、臺分裂的情形，雙方分裂亦反映在行動上。為促成對外的「皇道宣布」，臺灣大亞細亞協會於1934年成立，然而因總督府、軍部、臺灣人各自抱有不同態度，具體南進工作只能仰賴軍部等積極派推動；為促成對內的「內臺融和」，軍部與右翼日人結合攻擊臺人知識分子，臺人知識分子則在總督府支持下組成東亞共榮協會對抗，直到1936年「祖國事件」後總督府接納軍部意見，開始打擊臺灣人的社會運動。在此背景下，謝龍闊（c.a.1895-1940）主導的大同促進會，主張依循大亞細亞主義，在日本勢力下追尋個人成就，提供了臺灣人一條另類的出路。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總督府立場與軍部一致，對內展開大亞細亞主義宣傳協助皇民化及戰爭動員，對外使臺灣大亞細亞協會開始具體南進工作，兩者皆隨著戰爭持續而逐漸加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總督府眼中，臺灣將成為「大東亞的中心」，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對內、對外意義。不過，儘管臺灣人表面呼應日本的戰爭理念，實際上仍能在大亞細亞主義中維持自身理想。最後，本文認為臺灣人透過對亞細亞主義的思考與行動，解決其夾在中日之間的尷尬處境，更引導其發展出某種獨特的「臺灣人意識」。Item 宋代道學士人的政治行動 (1085-1140)(2024) 柯韋帆; KO, Wei-Fan「道學」是宋代興起的特殊思想體系，當中的士人思想家關注著修身成聖的學理目的，同時也在宋代「崇儒」的政治背景中，得到朝廷吸納並參與進政治之中。重要的道學士人程顥，最初曾在熙寧入朝為官時，嘗試將道學與政治聯繫，積極闡發如何利用道學學理之思維，看待並處理政治問題，以達成「王道」的理想，然而卻因與在朝主持變法的王安石不合，程顥於變法開始後不久便遭罷逐，退居洛陽講學十餘年。待其弟程頤於元祐時受到薦引入朝，他改變了政治論述方式，拒絕讓自身的「道學」配合「政治」，選擇嚴格恪守自身所悟出的「道學」修身法和師道觀念，展開政治活動。在此時期，二程及其門人都沒有生產出適用於現實政治的「道學」論述和理想，這導致道學士人無法藉由「學」相互聯繫結成群體，而是各自依附當時朝內的有力人物；程頤強硬的在政治上套用「道學」規則，與現實政治脫節並和傳統尊卑秩序衝突，導致了他的罷免，道學也被認為是不適用於朝廷政治的學說。 隨著政治傾向轉變，變法派在朝中得勢，他們將道學視為反變法的學術，對道學立場及由此而生的風險有所關注，並在朝廷與社會中禁絕，即便遁入地方講學的道學士人，也因此受到管制和打擊，再一次擴大了「道學」與「政治」間的距離。在北宋末徽、欽二帝時，道學士人楊時意外的選擇參政，因受政敵之請薦，其名節在身後受到廣泛的質疑，但對於「道學思想」與「政治」的關係，楊時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因著對王安石的持續批判和反省，楊時注意著「政治」與「學」的聯繫，至其參政之後，他承接起自熙寧初程顥以來斷絕之道學適應政治的嘗試，藉由改變「道學語言」的詮釋，將原用於修身工夫的詞語，也用來呼應政治事功；此外，楊時將原本學術內部的爭端，藉其政治職位，提升到政治場域中，讓道學群體找到面對政治問題的道學視角和捍衛道學學統的方式。隨著楊時學派在往後政壇的盛行，其政治立場及那道學與政治相融的論述策略，也得到傳承和延續。 南宋之趙鼎、胡安國在朝薦引了大量道學士人，讓道學在政治上擁有相當的實力，也產生了許多群體性的行動。首先在當時許多奔競投機之士，欲透過模仿道學的作風和語言來推進仕途，這受到道學士人群體的關注，陳淵、張九成等屢屢非議之，認為這傷害了道學的學統傳承和純粹性，胡安國則將之抬升到政治場域中，請求朝廷利用政治力量，藉奉祀道學人物、刊刻道學書籍，以維護道學學統的純正性；另一面，道學在政治傾向上堅決主戰，這讓他們急於否定各種可能偏向和議的作為，立場彈性的缺乏，導致當秦檜—高宗主和國是一成，道學士人便紛紛因此遭到罷黜。 道學士人從草創的嘗試，中途的衰弱之後，漸漸掌握了在政治場域中活動的方式，藉由擴大對「道學語言」的詮釋、在政治上公開表達道學的立場、活用政治的手段保衛「學」的統系、或是在政治上結成群體推進自身的目標，都讓「道學」與「政治」的聯繫更加深化，而對此過程的深入觀察，不僅作為理解後來歷史發展的基礎，也能提供探討「學」與「政」不同的視角，並發覺個人在二者之間的動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