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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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從宋初武廟配享看五代高層武官的實際表現(2021) 張庭瑀; Chang, Ting-Yu本文旨在藉由宋初武廟配享事件，重新評估五代高層武官的實際表現。北宋建隆四年（963），宋太祖派遣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知制誥高錫選取「功業始終無瑕者」配享武廟。有別於武人是五代亂源的印象，五代三位高層武官葛從周、周德威與符存審被選為武廟典範，可見宋初統治階層頗為肯定五代武人的表現。五代三位入祀者是宋太祖與文官眼中才德兼備的「功業始終無瑕者」，他們既是功業輝煌的開國功臣，也是智勇雙全的一代戰將，最重要的是他們傑出的品德表現，正好符合宋初時勢所需，因而入祀武廟成為武官的榜樣。 才德兼備的葛從周、周德威與符存審，並非五代高層武官的特例。根據《舊五代史》310位高層武官事蹟的統計結果，五代高層武官在功業、吏治與忠節都有不錯的表現，而且五代各朝的高層武官在吏治和忠節的表現大都是好多於壞。可見五代武人並不盡是驕兵悍將、豺狼治民，也有部分武人盡忠數朝、治民有成，這些才德兼備、才兼文武的高層武官，穩定推動五代中央與地方的發展，對唐宋之際統治之穩定有不可忽視的貢獻。由此可知，五代夾處於唐宋之間，並不是亂世橫生的黑暗期，而是從唐末戰亂逐漸走向宋代治世的調整期。如同王賡武指出五代君主在權力結構的調整，奠定了宋代統一的基礎，同樣地五代高層武官對地方的貢獻與建設，以及對武德的凝聚與傳承，也奠定了宋代治世之基礎。Item 唐五代河南道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2006) 陳奕亨中國是個幅員廣闊的國家，由於各地自然環境差距甚大，因此區域間的社會經濟發展亦不平衡，不做分區深入的探討，勢難掌握各時代的發展全貌。唐代河南道劃定於貞觀元年（627），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天下為十五道，將原河南道洛陽附近諸州割出增置都畿道，其地理範圍大致包括今日黃河以南的河南、山東二省，淮河以北的江蘇、安徽二省。北以黃河與河北道為界，南以淮河與淮南道為界，東至海，西南至桐柏、伏牛、熊耳等山。 唐自安史亂後，雖仍保有帝國之名，但實際上中央政府的權威與唐初相比卻已大大縮減。就政治情勢而言，安史之亂結束之際，朝廷為苟安而行姑息政策，任命多位安史降將為河朔諸鎮節度使，此後，這些節度使們在當地不但自署官吏，連賦稅亦不上繳中央，朝廷對此也莫可奈何。為對抗朝廷，保護好不容易才得來的半獨立自治權，河朔地方軍人集團擁有很深的危機意識，不但藉由與其他藩鎮的合縱連橫，以鞏固自身安全，甚至不惜與中央採取武力對抗，為此他們還廣增兵員，建立強大的戰鬥部隊。此時節度使們為維護自身利益，他們從部隊中挑選精銳，建構一支完全隸屬節度使統轄的親軍—牙兵，並以優渥的待遇，使牙兵保持對節度使個人的忠誠，藉以擴大節度使的統治基礎。牙兵一方面被節度使做為地方的武力基礎，一方面還可作為要脅朝廷，索求旌節的政治工具，於是國中之國，尾大不掉的局面便逐漸形成。 此外，安史亂後，天下局勢已發生重大改變，亂前河北、河南等道，原為朝廷財政深所依賴的地區，然由於亂後藩鎮割據之故，兩地區的財賦不再上繳中央，至於京西北地區為防禦吐蕃而部署重兵，在此情況下，江、淮地區的財賦，對朝廷而言也就變的格外重要，同時，作為聯繫政治與經濟重心所在的漕運，重要性也較安史亂前要大為提高。 當時河南道由於北接河朔，南屏江淮，西連關中，又是漕運所經之地，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因此也多部署重兵。安史亂後初期，當地幾個較重要藩鎮如淄青、淮西等節度使，多以平盧軍為構成主體，這是因為河南地區承平日久，缺乏戰力強大的武裝部隊，為填補空缺，此時正逢部份平盧軍人因與安史集團發生衝突，被迫輾轉南渡至今山東、河北一帶，朝廷遂將這批南渡的平盧軍人，安排於缺乏強大武力的河南道。平盧軍人南渡後，開始尚與朝廷相安無事，但至德宗時，由於過於積極想要恢復亂前朝廷原有的權威，卻又昧於政治現況，欲迅速解決藩鎮問題的結果，導致華北藩鎮結合成聯合戰線，共同對抗朝廷，，最後，德宗被迫放棄這個企圖，改對藩鎮採姑息政策，藩鎮跋扈氣焰達於頂點。憲宗即位後，挾二十餘年朝廷累積之資本，一掃前朝的姑息態度，逐步彌平藩鎮割據之局面，重振唐王朝的聲威，元和末年，河南道藩鎮多「順地化」，重新接受唐中央的直接指揮。穆宗長慶初年的藩鎮大亂，雖使河朔地區的藩鎮再度脫離中央控制，但這場亂事似乎未對河南道藩鎮造成太大影響，直至黃巢之亂發生後，隨著中央王權的解體，才又再度出現獨立化的傾向，只不過此時已不限於河南道，全國大部分地區皆已逐漸朝向分裂割據的局面邁進，史稱五代十國。 在財政上，由於舊制度的崩潰，安史亂後唐王朝亦也開始著手調整新的賦役制度，其具體政策，主要是以兩稅取代租庸調，並同時藉由各式專賣制度以及新增稅目等方式聚斂財貨。然而，社會方面卻由於土地大量集中，以及其他種種因素，使得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導致社會不安，人民的反抗隨著年代推移日漸增加，最後終於造成黃巢之亂，傾覆唐朝的支配秩序。然黃巢之亂期間，新興藩鎮的勢力迅速上升，逐漸嶄露頭角，逐漸形成位處河東的沙陀李克用集團，和以汴州為根據地的河南朱溫兩大集團。隨著武力征服與併吞，舊有的唐型藩鎮逐一為兩大集團併吞，最後朱溫終於取代唐朝，建立五代第一個華北王朝—後梁，此時華北各政權雖仍設置藩鎮，但大部分藩鎮的權力實已遭到削減。 時入五代，天下局勢已與唐代完全不同，此時河南道不再是朝廷作為溝通政治、經濟兩大重心以及河朔三鎮的屏障而已，而成為帝國政治重心所在。同時，由於江淮地區的豐富資源，不再透過運河，源源不斷漕運至華北，面對江淮物資供應中斷，五代政權唯有透過強化現有地區的經濟發展，政權才得以延續下去，因此五代幾個國祚稍久的政權，無不重視華北地區的經濟生產恢復。 從朱溫開始就已逐步進行的統一進程，首先是對河南道的整合，在政治上中央權力的集中，以及人事層面中大量採用河南出身人士，是後梁王朝建立仰賴之基礎。不過當他後來嘗試對河北進行整合時卻以失敗坐收，並導致後梁王朝的傾覆。然而，區域整合的腳步並未因此停止，經過從後唐以來五代各朝的努力，華北地區再度整合為一，尤其是後周時對河南進行的一連串社會經濟開發，使得當地的重要性逐漸提升，其中疏通漕運這項工程，更使政府得以進一步利用河南道的資源。 宋能取天下，武力固然重要，然而武力尚須以經濟為基礎，故經濟實力才是從背後支撐的重要因素。宋代建立後，中國南方除了淮南一隅，其餘地區依舊分處於不同的割據政權手中，因此北宋王朝的財政支出，唯有依靠華北地區的供應。然華北中黃河以北地區由於契丹威脅，當地資源多用於軍事防務之上，故對北宋政權的供應實屬有限，朝廷得以憑藉的唯剩河南與關中地區。河南道財政地位的上升，可以從北宋太平興國六年的歲漕定額實數中窺見，關中與河南成為供應京師物資的重要地區。雖然宋代先南後北的戰略目的之一，是為了要取得南方財富，但實際上獲得的卻不多，至於江淮400萬石糧食的漕運數額，也是在統一戰爭末期才開始的，由此可知，宋代能一統寰宇，主要憑藉的是北方的經濟實力，尤其是河南與關中地區的物資供應。黃河流域中、下游一帶，自黃巢之亂以來由於戰亂不斷，當地的民生經濟遭受極大破壞。後梁建立後，雖也嘗試做過恢復生產的工作，卻都因戰亂未息，沈重的賦稅雜捐以及武人節度使的貪殘等因素，民生經濟的恢復始終有限，真正為宋代奠定立國基礎的政策多始於後周，當時朝廷所進行的一連串改革包括嚴逞貪污，廢除營田制度，改革稅制，均定田租，打擊寺院經濟勢力，以及最重要的興修水利與整頓漕渠等，為華北民生經濟的復原帶來極大的成效，更為日後北宋王朝得以統一全國奠定良好基礎。 欲明瞭河南道在對唐、五代及北宋政權各具有何種意義，筆者考慮從一個特定區域在國家政策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與角色定位這個概念，來建構本文的論述框架。本文探討的時間範圍主要集中於安史之亂發生後至唐末這段期間，並簡單述及五代至宋初河南道藩鎮的演變趨勢，討論之內容則是從基本的地理環境、土地開發、資源利用到人口成長等各層面出發，接著探討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方式、地方高層對中央的態度等問題，除了兼顧時空關係外，還需作各種動態考察，以明瞭時代的變化及推移，以對導致差異產生的根本原因努力尋求合理的解釋。Item 契丹與五代中原政權的和戰關係－以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消長為中心(2014) 林思任; LING SII REN本論文研究的範疇為北亞遊牧民族政治史，關注的時空斷限，聚焦五代時期，而探討的主要範疇是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的表現，以契丹與五代政權的和戰、互動關係作為主軸探討。目的是期望能夠從北亞遊牧民族自身政治思想的發展、蛻變之立場，探討他們是如何引發、影響北亞與中原的和戰關係。 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在尚未接觸、深受漢文化、思想的薰陶以前，他們的征服觀主要是受生活觀、經濟觀，及復仇與仇恨觀所主導和影響，以致早期北亞遊牧民族向外征伐、劫掠的動機與目的，幾乎與政治權力、政治目的沒有密切關係；促使早期北亞遊牧民族的征服行為，甚少有割地劃界、稱臣納貢，或占領土地的政治行為。但是，自唐末五代，契丹阿保機崛起後，北亞遊牧民族就因漢文化、思想的大量湧入，開始逐漸具有中原農業社會征服觀的內涵，讓他們於此之後不僅具備了與中原農業社會對抗、競逐的知識，還讓他們往後也有了與中原爭奪權力，競逐天下的野心，導致北亞與中原自此以後開始和戰頻繁不斷。 並且，也因契丹自阿保機崛起後，他們的統治者就一直對中原農業社會征服觀的吸收、使用是有選擇性和目的性，以致五代時期北亞遊牧民族也尚未將自身傳統征服觀與習性拋棄，促使他們在勢力衰弱、國勢不利，或爭奪政治權力時，有遭遇強烈的抵抗、反擊時，會為了保全實力、捲土重來，而即刻回歸傳統，放棄政治權力；以依附強者，滿足經濟取得的目的為優先。這即是唐末以後，北亞遊牧民族征服觀消長的準則。Item 五代北宋時期河東地區研究----以軍政為考察中心(2006) 陳玫旭河東地區位於太行山以西，黃河以北、以東，雁門山以南，形勢完固，為戰略形勝之地。而由河東向東可入河北大平原，往南可制河南、陜西，是控制中原的要地，加上地近北狄，故自古即為重鎮之ㄧ。尤其是面對遼、夏威脅的北宋，河東處於西北防線的中間地段，以其優越的地理環境而發揮作用，作為一種左擊右控的機動力量，有效地支援陜西對夏和河北禦遼的軍事行動。 唐末五代，藩鎮為亂，河東方鎮處此亂世之中，有其特殊地位：是晚唐朝廷賴以禦外侮平內亂的重要支柱，以及左右唐祚延續與否的關鍵，此柱一失，唐祚乃亡。河東更是五代朝代遞嬗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影響要素，以其優越地勢和戰略要地的特性，左右著五代各朝的國運。 宋初為了杜絕河東藩鎮構亂的後患，對河東進行毀城徙民的行動，藉此削弱河東本身的力量。但河東身為北宋西北邊防體系重要的一環，負有防邊重責，因此在行政區劃、地方藩帥、區域發展的考量上，均以軍事為優先，文教及產業較受輕忽，嚴重影響河東的經濟及文教發展。 由於河東處於二敵之交，對北宋邊防影響甚深。對遼攻守方面，河東在澶淵之盟前，兼負攻防大責，以及應援河北之任；盟後，與遼糾紛由戰事轉為爭界，就在宋棄分水嶺不以為意之下，將戰略優勢予敵，影響靖康之禍的發生。對夏戰爭方面，河東無論在攻擊、防禦方能或後勤補給，均扮演重要角色。抗金戰爭中，因太原之陷，影響宋廷和戰政策、民心士氣低落、切斷西兵援路，增強金兵攻汴力量，致使北宋於太原城破後不久，亦亡於金兵之手。 地理環境與時代背景支配著一地的人才類型，河東地區因地近戎狄，民俗尚武，所以人才類型以「出將」為主。受到政治上崇文抑武政策，軍事上以抗戰防邊之務為急，社會上民狃於武藝，不樂文教的影響，致使河東人才的數量呈現遞減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