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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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2003) 吳智偉摘要 本論文主要處理二次大戰後，台灣社會內本省籍人士－包括作家和實際參與二次大戰（以及國共內戰）的參戰人員，他們在戰後透過文學作品（小說）和口述歷史（訪談錄、回憶錄等）的方式傳達戰爭經驗時，其中所蘊含的對戰爭詮釋意義轉變以及包含文學、歷史文本與外在社會互動所產生內在、結構上變化的關係。因此，本論文處理的人、事、物可以簡明分為－人：戰後台灣三代的本省籍作家、台灣人原日本兵和外省人第一代與第二代；事：二次大戰的東南亞、華南戰場部分和國共內戰；物：戰後台灣本省籍作家的小說、自傳、傳記和台籍日本兵的口述歷史。在分析的主軸上，則分別以文學文本的小說和歷史文本的訪談錄、回憶錄等為對象，探討兩種文本在呈現戰爭經驗的書寫內容裡，有何不同的敘述方式與描述重點，並且試圖分析這些不同之處所代表的意義。 在以小說為主的文學文本方面所傳達出來的戰爭經驗，在現階段台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中普遍沒有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不過，沒有受到重視並不代表戰後台灣文學作品中的戰爭經驗不夠豐富。其實以目前文學界普遍接受的戰後台灣三代作家（以本省籍為主）分類方式來檢視，就會發現從戰後第一代至第三代作家小說中所描繪出來的戰爭經驗除了不少於一般認知外，也會發現戰後三代本省籍作家在描述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時，小說文本中戰爭書寫的特質有從第一代的偏重「經驗」逐漸走向二、三代的偏重「認同」，也就是說對於第一代台灣本省籍作家而言，他們在戰後書寫的戰爭經驗小說，其實是包含在以追憶日治時代生活為主題下的創作，所以親身經歷的戰爭只是時代背景的一部份，在小說書寫上也偏重經驗性的描寫。對於第二、三代作家而言，他們並不像第一代一樣完全親身經歷過二次大戰，加上戰後所受教育中歷史論述的影響，戰爭對他們來說是藉以追溯完全陌生的父執輩過往歷史的一種方式，所以在第二、三代書寫的戰爭記憶小說中，戰爭成了小說中真正的主題，而他們在透過重述父執輩戰爭經驗以從事創作的過程裡，父執輩口中的戰爭經驗成了他們筆下的戰爭記憶，也成了「歷史」。因此，成為歷史的戰爭，在第二、三代的小說也就成了可以詮釋的主體，而非用來襯托回憶的客體。 在以訪談錄、回憶錄為主的歷史文本方面所傳達出來的戰爭經驗，本論文指出現階段的台籍日本兵口述歷史紀錄，其實並未發揮到完整記錄「戰爭經驗」的目的，這是因為受限於第一個因素是訪談人在未有足夠瞭解二次大戰的背景知識下，導致在採訪實際參戰者時，往往容易忽略了戰爭除了破壞、傷亡外的其他經驗層面，如戰時文化等；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台灣人原日本兵對日本索債求償運動的影響，也容易使得訪談錄、回憶錄在敘述戰爭經驗的過程中，偏重於某一種單一角度的回憶，遺忘了戰爭時期日常生活其他層面的事情。 本論文結論指出：將文學作品與口述歷史放在同等地位比較，是因為這兩種書寫可以當成不同記錄戰爭經驗∕記憶的來源，相互補充，相互提示，而不是印證。而藉由這互相補充、提示的過程，加上透過對外省人認同研究的討論，得知戰爭經驗∕記憶在目前台灣社會已經被兩個主要族群－以閩南人為主的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分別予以「認同化」，就是認為戰爭記憶形成族群認同的基礎，因此屬於什麼族群的人就被認為應該要有那一種戰爭記憶，所以戰爭記憶已經被吸納、建構成解嚴後台灣各別族群認同的一環。因此，反映在文學作品的創作上，就會出現如被歸類為戰後第二代作家－陳映真的小說從〈歸鄉〉到〈忠孝公園〉中所呈現的不同族群的人物，他們在回憶戰爭經驗時無法溝通的書寫情境出現。Item 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2008) 沈幸儀本論文的第一個部分是背景章，交代韓戰發生的時代背景，也討論了當時中國與台灣對韓戰的態度和想法。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國共雙方都非常關心的議題，兩方都想藉由韓戰這個事件，來爭取對自己有利的外交空間。台灣雖然因韓戰的發生而得到了喘息的時間，美國也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台每關係似乎有好轉的趨勢。但在中共參戰之後，對台灣所施加的壓力，美國對台灣主權的的漠視，都讓台灣感到焦慮。後來在戰俘這個議題上找到著力點，在外交宣傳上不斷地對中共進行反擊。 第二章是討論因戰俘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及戰俘營中的情形，首先是戰俘問題所造成的負面效應，造成韓戰和談的延宕。一開始是雙方對彼此的戰俘名單感到疑慮，並對交換戰俘的方式有歧見，後來聯軍這方提出了志願遣俘原則，因雙方不願遣返的戰俘數目相差過大，共方不願妥協，戰爭又再拖了兩年。在史達林過世之後，和談終於又有了進展，共方後來答應志願遣俘原則，雖然在和談過程當中遇到不少阻礙，如戰俘的暴動反抗、李承晚的釋俘，但最終都獲得了解決，韓戰終於劃下了句點。接下來的部分討論的是戰俘營中的生活情況（、鬥爭的問題及最後因志願遣俘原則的推行所需要進行的解釋程序。從種種的跡象看來，戰俘拒絕遣返的原因並不像台灣政府所說的那樣單純。戰俘營中的特殊組織之間的互鬥，從生活上的控制到最後的肉體折磨與生命威脅，造成了戰俘心理上的壓力。 還有甄別及解釋的進行，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餞別度，讓許多想要回家的戰俘被歸類成「反共戰俘」。尤其是進入中立區後，因為部分戰俘的控制和抵抗，讓解釋無法順利進行。而共方需要解釋的戰俘數目龐大，最終造成解釋不完的窘境。聯軍方面的戰俘，大多選擇遣返，所以需要解釋的人數不多。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有二十幾位不願遣返的歐美戰俘，但他們不願遣返的原因多半是因為母國內的種族問題或者社會問題，並不是對共產主義的認同，而且有大部分人後來都陸續離開了中國大陸。 第三章的部分則是處理台灣政府運用韓戰戰俘來進行宣傳的議題，包括媒體對於戰俘議題的操控、義士形象的塑造及透過反共義士的宣傳所進行的反共教育等。「反共義士」本身的形象塑造，由媒體來主導。透過報導的內容，可以看出政府和媒體塑造反共英雄的過程，逐漸地強化民眾對反共義士的認同與尊崇。而對外宣傳的部分則是利用「反共義士」的選擇來標榜「自由中國」的可貴，強調台灣政權的合法性及正統性及中共政權的不得人心，另外就是透過反共義士來拉攏海外僑胞對台灣的支持與認同。第四章的第一節則是將口訪記錄作比較完整的整理，直接把與韓戰相關的口述資料整理出來。這一節主要以口訪記錄和回憶錄為主要資料，討論在這些退役老兵心中的韓戰、戰俘、遣返或來歸後的問題等，他們的記憶和政府檔案或媒體報導多少都有點出入。從當事人本身的視角再去觀察他們自己，是個非常有趣的過程。在講述的過程中，他們對於「反共義士」的態度和立場會有所轉變。口述史料就像是官方檔案以及新聞報導一樣，都會有盲點和遺漏。因此，將這些資料相互比照，更能豐富這段歷史的不同面相。最後一節的部分則是把時間拉長，來看反共義士這種時代產物的興衰。因為韓戰戰俘的到來，讓台灣塑造了第一代的「反共義士」，後來陸續來台的中共飛行員、劫機者等人陸陸續續地也成為「反共義士」。可是隨著兩岸政局開展，互動逐漸頻繁，這些過去的反共義士，在新的時代來臨後，產生了不少因政治問題而衍生的麻煩和困擾。 本論文選擇從「戰俘」這種「弱勢族群」的角度來看那個時代的問題。研究之後發現，雖然參戰各國的政府（還有一個沒參戰的台灣），似乎常把戰俘的需求掛在嘴邊，但實際上，戰俘被當成戰爭、外交和宣傳上面的工具，他們本身根本沒有主導性。從中共到聯軍到中立國，一直到台灣，他們真正的選擇和聲音，其實都在政治考量下被忽略了。美國堅持的甄別和志願遣俘，最大的目的是在宣傳上打擊共產黨。台灣在志願遣俘上的推波助瀾，及最後爭取戰俘前往台灣的目的，則是為了穩定國內民心，並向世界宣傳自由中國與赤色中國之間的差別。而戰俘營中的對立，則被簡化成親共和反共兩種類型，其他的因素完全被忽略，反而加深了戰俘之間仇恨和衝突。許多想要回家的人因為聯軍的分類模糊，造成他們屈服於群體的壓力，後來的血書刺青等政治宣示活動，要求戰俘表達立場，很多人只好隨波逐流，最後來到了台灣。過去因為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國共兩方的相互仇視，才會出現「反共義士」這種時代產物。因此，過去這些曾因反共的意識型態而成為媒體寵兒國家英雄的義士，在新的時代來臨後，便漸漸被人遺忘了。Item 從電影《戲夢人生》解析侯孝賢的歷史意識(2013) 徐玉蓮近三十年來，「影視史學」興起，電影開始被部份學者視為研究歷史的素材，以及詮釋歷史的媒介。本文以侯孝賢為掌中戲大師李天祿所製作的動態傳記─電影《戲夢人生》為例，試圖去探索「電影」與「歷史」結合的可能性，並且對導演的歷史意識進行解析。首先比較李天祿回憶錄與電影之間的差異，從導演省略與強調的環節切入，可以理解侯孝賢在替李天祿作傳的同時，也提供觀眾一段長期被忽略的日治臺灣歷史，並且挑戰官方論述中的日人刻板形象。其次從電影拍攝過程中的種種形式與敘事策略，解析侯孝賢如何有意識的呈現歷史，也能發現導演將電影維持著「寫實」、「理性」、「客觀」的基調，然後不斷強調電影的虛構性以阻礙觀眾入戲，希望達到「拆解」官方正統觀點的目的。最後，從大眾史學的視角，回顧侯孝賢的創作歷程與主題，以及檢視他在史料的收集、詮釋與歷史的表述，可以發現《戲夢人生》大致符合大眾史學書寫的原則，侯孝賢堪稱大眾史家的一員。 關鍵字：侯孝賢、戲夢人生、影視史學、大眾史學、口述歷史、歷史意識Item 日治末期溪湖人的戰爭經驗(1937-1945年)(2008) 巫靜怡本研究的戰爭是指西元1937年至1945年，日本對中國展開的侵略戰爭，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捲入二次大戰。戰爭期間，臺灣扮演支援日本之「不沉的航空母艦」。本文所指的「戰爭經驗」，即在此戰爭背景之下，台灣島外軍事動員與島內配合戰時體制之活動。 筆者以現今彰化縣溪湖鎮為地理範圍，以七、八十歲以上的耆老為受訪對象，採訪其日治末期的生活經驗、動員與戰爭之回憶。從「被動員者」之觀點，藉以觀察整個「社會軍事化」時期，地方上的改變與活動情形。 首先探討戰爭發生以前，1930年代溪湖人的生活情形，由一個完全農業的鄉鎮，因糖廠的設置，帶動地方上市街的變化與經濟發展。其中保持台灣鄉村的樸實，也有新事物的建立。又臺灣總督府之殖民統治，透過街庄、警察與保甲之行政控制，配合初等教育之推行，塑造出在地人對行政區域與家鄉之認同。 接著說明自從1937年戰爭爆發後，總督府將全台進入戰時體制狀態，在戰時體制之下，溪湖鎮人生活情形的改變。包括物質面的配合，以及隨著空襲與戰爭激烈，而帶來的生存壓力。 並將溪湖鎮人的戰爭經驗區域性分類，除島內的軍是參與，到達海外前線者也很多特殊的經歷。 本研究所蒐集的耆老訪問記錄與分類整理，呈現大歷史背景中，小人物的體驗與生活狀態，展現歷史的多元面貌。並從溪湖人的戰爭記憶重建地方的歷史 ，進一步呈現在此大環境中一般民眾的心理與生活，提供歷史教學中對「人」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