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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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神聖空間意義的建構與競逐-從桃園神社到桃園縣忠烈祠(2013) 潘映儒; PAN, YIN-JU從桃園神社到桃園縣忠烈祠的歷史發展，可看出日治時期到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國家透過神聖空間的建立，凝聚國民的精神力。但是神社與忠烈祠，卻承載敵對的兩個國家的戰時精神，共同匯集於桃園縣忠烈祠中，便形成難解的結。桃園神社過度到桃園縣忠烈祠，乃於中華民國面對抗日戰爭險峻，要求忠烈祠的設立以表彰烈士精神，在戰爭時期物資匱乏的情況下，日本神社成為中華民國忠烈祠，對地方政府而言，政策執行最為方便。直至中華民國政府發現以日本神社做為中華民國忠烈祠，在歷史意涵上，實為不妥，要求地方政府改善。但桃園縣忠烈祠卻僥倖於1985年才通過改建之案。在解嚴的前一年，臺灣政治環境開始鬆動，桃園縣忠烈祠神社建築改建案，號令一出，吸引了藝文界對此建築的關懷，使得桃園縣忠烈祠神社建築改建案，終在輿論喧嘩之下，讓桃園縣議會做出不拆除的決議。桃園縣忠烈祠的神社建物也成為，戰前日本的海外神社中，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海外神社之一。但是桃園神社與桃園縣忠烈祠的名稱爭議，直至今日，仍是未解的習題。 本論文嘗試從神聖空間出發，透過報紙、檔案佐以口述歷史，建構桃園神社到桃園縣忠烈祠的歷史圖像，以釐清從日治時期到戰後，桃園神社及桃園縣忠烈祠的神聖空間的意義。另一方面，本論文將討論1985年的桃園縣忠烈祠神社建築存拆爭議，透過保存桃園神社建築的聲音，洞悉在未解嚴時代，此事件是否能代表國家歷史記憶開始鬆動，以理解台灣古蹟保存史與台灣政治環境的互動關係。Item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2013) 何幸真靖難戰爭後，明成祖掌握了歷史的解釋權，嘗試將「過去」形塑為能支持其政權合法性的樣貌。但日後相關記憶的發展走向，卻使其成為政治力量操控集體記憶的一個失敗例證。這不僅是因為儒家忠君思想在明代被以空前的力度強調，當時政治、社會與文化等層面，也都存在支持原有記憶存續，甚至創造新記憶的機制。 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主要是由官方論述和民間記憶，在彼此競爭又相互影響的互動中形成，其發展又涉及靖難戰後朝廷的相關寬赦、弛禁與崇陞。文人群體──特別是南方文人──掌握了許多延續該段歷史記憶之媒介的生產與運作，使相關記憶在形塑過程中，有不少與文人文化結合的情況。建文諸臣的忠烈事蹟、建文帝的出亡傳說，是此類記憶中最受矚目且最豐富的。前者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諸臣原鄉標榜故里人物的需求，以及士人激發忠義、裨益世教的願望；後者則反映了明人面對殘酷的歷史發展和不完全的政治弛禁，渴望替建文帝討回公道的心態。然而永樂一系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以及明人對成祖的尊崇，又與懷念建文政權、認同建文君臣的記憶與情感有所衝突。為了消除此類衝突、撫平歷史傷痕和促進政治弛禁，調和成祖與建文君臣的論述也應運而生，構成明代建文朝歷史記憶最重要的特色。Item 晚清士人對李鴻章的形象塑造與記憶建構(2011) 徐万晴本論文除緒論與結論外，正文共分三章。第二章〈由盛到衰：李鴻章於晚清聲名之轉變〉，聚焦於李鴻章的形象受到哪些輿論與材料的影響而有所轉變。第一節聚焦於甲午戰前李鴻章於官場所遭到的言論抨擊，並與李鴻章本人的回應相互對照；而第二節透過分析甲午戰後至辛亥革命以前，與李鴻章相關的彈劾奏議、報章文體與筆記小說的記載，探討甲午戰後輿論對李鴻章形象的轉變與所造成的影響。本章所探討與李鴻章形象變化有關的材料，盡量集中收集李鴻章生前資料，除了可以瞭解李氏本身對時論的反應外，亦可帶出後兩章吳汝綸與梁啟超分別為李鴻章編纂文集與撰寫傳記的動機及意圖。 第三章〈為杜悠悠之口：李鴻章文集的編輯與刊行〉，探討吳汝綸為了回應前章輿論對李鴻章聲名所造成的傷害，企圖以編輯年譜或文集為其止誣停謗的歷程。文集為研究某位歷史人物常用的史料，無論是自編還是他編，背後都隱含著一段人為選擇與捨棄的過程。筆者認為吳汝綸太早脫離李幕，對於李鴻章在自強運動後期事業的認識流於片面，從事編務而使日後研究者對李鴻章洋務以外事業的認識有所侷限。並於第三節當中描述接替吳汝綸編輯文集事業的廉泉，此時與李經邁的一段印刷經費糾紛細節。以此紛爭為中心，探討流傳近百年《李文忠公全書》背後所蘊含人事運作狀況。 第四章〈知人論世：梁啟超傳記書寫對李鴻章形象的影響〉，聚焦於梁啟超對李鴻章的傳記書寫過程，探索梁啟超如何藉評價李鴻章同時議論晚清時政發展，從而影響民初至今時人對李鴻章的記憶形塑。並於第四章第一節關注以下問題：究竟梁啟超在日期間，書寫《李鴻章》一書的初衷為何？由任公所開展的新式傳記體例，有哪些承先啟後的作用？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又受到當時明治維新哪些思想家的影響？而第二節則探討有哪些人受到梁啟超書寫《李鴻章》一書，而產生了閱讀上的迴響。Item 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2008) 沈幸儀本論文的第一個部分是背景章，交代韓戰發生的時代背景，也討論了當時中國與台灣對韓戰的態度和想法。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是國共雙方都非常關心的議題，兩方都想藉由韓戰這個事件，來爭取對自己有利的外交空間。台灣雖然因韓戰的發生而得到了喘息的時間，美國也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台每關係似乎有好轉的趨勢。但在中共參戰之後，對台灣所施加的壓力，美國對台灣主權的的漠視，都讓台灣感到焦慮。後來在戰俘這個議題上找到著力點，在外交宣傳上不斷地對中共進行反擊。 第二章是討論因戰俘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及戰俘營中的情形，首先是戰俘問題所造成的負面效應，造成韓戰和談的延宕。一開始是雙方對彼此的戰俘名單感到疑慮，並對交換戰俘的方式有歧見，後來聯軍這方提出了志願遣俘原則，因雙方不願遣返的戰俘數目相差過大，共方不願妥協，戰爭又再拖了兩年。在史達林過世之後，和談終於又有了進展，共方後來答應志願遣俘原則，雖然在和談過程當中遇到不少阻礙，如戰俘的暴動反抗、李承晚的釋俘，但最終都獲得了解決，韓戰終於劃下了句點。接下來的部分討論的是戰俘營中的生活情況（、鬥爭的問題及最後因志願遣俘原則的推行所需要進行的解釋程序。從種種的跡象看來，戰俘拒絕遣返的原因並不像台灣政府所說的那樣單純。戰俘營中的特殊組織之間的互鬥，從生活上的控制到最後的肉體折磨與生命威脅，造成了戰俘心理上的壓力。 還有甄別及解釋的進行，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餞別度，讓許多想要回家的戰俘被歸類成「反共戰俘」。尤其是進入中立區後，因為部分戰俘的控制和抵抗，讓解釋無法順利進行。而共方需要解釋的戰俘數目龐大，最終造成解釋不完的窘境。聯軍方面的戰俘，大多選擇遣返，所以需要解釋的人數不多。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有二十幾位不願遣返的歐美戰俘，但他們不願遣返的原因多半是因為母國內的種族問題或者社會問題，並不是對共產主義的認同，而且有大部分人後來都陸續離開了中國大陸。 第三章的部分則是處理台灣政府運用韓戰戰俘來進行宣傳的議題，包括媒體對於戰俘議題的操控、義士形象的塑造及透過反共義士的宣傳所進行的反共教育等。「反共義士」本身的形象塑造，由媒體來主導。透過報導的內容，可以看出政府和媒體塑造反共英雄的過程，逐漸地強化民眾對反共義士的認同與尊崇。而對外宣傳的部分則是利用「反共義士」的選擇來標榜「自由中國」的可貴，強調台灣政權的合法性及正統性及中共政權的不得人心，另外就是透過反共義士來拉攏海外僑胞對台灣的支持與認同。第四章的第一節則是將口訪記錄作比較完整的整理，直接把與韓戰相關的口述資料整理出來。這一節主要以口訪記錄和回憶錄為主要資料，討論在這些退役老兵心中的韓戰、戰俘、遣返或來歸後的問題等，他們的記憶和政府檔案或媒體報導多少都有點出入。從當事人本身的視角再去觀察他們自己，是個非常有趣的過程。在講述的過程中，他們對於「反共義士」的態度和立場會有所轉變。口述史料就像是官方檔案以及新聞報導一樣，都會有盲點和遺漏。因此，將這些資料相互比照，更能豐富這段歷史的不同面相。最後一節的部分則是把時間拉長，來看反共義士這種時代產物的興衰。因為韓戰戰俘的到來，讓台灣塑造了第一代的「反共義士」，後來陸續來台的中共飛行員、劫機者等人陸陸續續地也成為「反共義士」。可是隨著兩岸政局開展，互動逐漸頻繁，這些過去的反共義士，在新的時代來臨後，產生了不少因政治問題而衍生的麻煩和困擾。 本論文選擇從「戰俘」這種「弱勢族群」的角度來看那個時代的問題。研究之後發現，雖然參戰各國的政府（還有一個沒參戰的台灣），似乎常把戰俘的需求掛在嘴邊，但實際上，戰俘被當成戰爭、外交和宣傳上面的工具，他們本身根本沒有主導性。從中共到聯軍到中立國，一直到台灣，他們真正的選擇和聲音，其實都在政治考量下被忽略了。美國堅持的甄別和志願遣俘，最大的目的是在宣傳上打擊共產黨。台灣在志願遣俘上的推波助瀾，及最後爭取戰俘前往台灣的目的，則是為了穩定國內民心，並向世界宣傳自由中國與赤色中國之間的差別。而戰俘營中的對立，則被簡化成親共和反共兩種類型，其他的因素完全被忽略，反而加深了戰俘之間仇恨和衝突。許多想要回家的人因為聯軍的分類模糊，造成他們屈服於群體的壓力，後來的血書刺青等政治宣示活動，要求戰俘表達立場，很多人只好隨波逐流，最後來到了台灣。過去因為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國共兩方的相互仇視，才會出現「反共義士」這種時代產物。因此，過去這些曾因反共的意識型態而成為媒體寵兒國家英雄的義士，在新的時代來臨後，便漸漸被人遺忘了。Item 從國家神道信仰到地方歷史記憶─玉里神社的演變(2017) 朱加恩在台灣的歷史發展當中，東部地區是非常特別的地方，由於中央山脈的阻隔，且無文字記錄的時間也相當長。從清領到日治時期，官方的勢力一直主導著東台灣的開發，玉里的發展面貌，往往也隨著官方對於東部開發政策的改變，而造成各時期發展的重點不同。 本文所探討的玉里神社是日治時期下國家神道的產物。因著政治與經濟的需求，從玉里的日籍移民的信仰需求演變成當局與地方有力人士之間互利共生的代表。隨著統治的需求以及戰爭的擴大，玉里神社也被要求負擔更大的任務，從原本所建構的角色不斷地進行轉換，日本當局賦予神社更多政治、軍事、統治與教化上的意圖，玉里神社的角色不斷地被放大，成為玉里人日常生活中心的一部分。 戰後，玉里神社所在地的產權由國有財產局接收，神社開始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榮民佔領居住，甚至將第一鳥居的一部分當作房舍的架構，原本神社入口旁用來紀念日本殉職警察人員的「表忠碑」，則被民宅包圍住，而大批與日本相關的文物在「外省人」的堅持下被拆除、毀壞。1972年因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的斷交，內政部於兩年後頒布了〈清除台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念遺跡要點〉，於各地展開大規模的「清除」活動。然而，在要點尚未公布以前，玉里神社在當時玉里榮民醫院院長的要求下，主動將其拆除。直至2008年，因政治與社會的逐漸鬆綁，過去國民黨政府所認定的「日本遺毒」重新被認定為花蓮縣定古蹟。 藉由老照片開啟了陳世淵等人對玉里神社的搶救，自發性的組成了玉里神社志工隊，在沒有政府經費的協助下，透過在網路上發聲與串連而開始了神社的環境整理。對玉里人而言，自發性的組成志工隊是為了搶救過去玉里的歷史記憶，是玉里重新建構地方認同的開始，因為玉里神社是屬於生活在玉里的居民的共同記憶，是不輸給其他地方的「玉里經驗」。 政權會改變、轉換，甚至中斷，但是歷史卻不會中斷。對玉里人而言，玉里神社所歷經的每一段歷史都是他們的共同記憶，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站在文化保存的立場，玉里神社的管理與維護一直是個問題，過去籠罩在玉里的黨國意識，使志工隊解散，地方政府無力也不想去解決居民非法佔住的問題，其他人在碰觸到這個問題時，也會迴避與佔居住民的利益衝突。作為玉里的重要歷史遺跡，玉里神社如何突破政治意識來延續歷史的脈絡與傳達？ 本文藉由玉里神社的脈絡，探討它從國家神道信仰到地方歷史記憶的演變。過去日治時期的國家神道信仰、國民黨政府的大中國史觀，一直到晚近民間自主力量的興起，玉里神社的演變正好提供了一個窗口，以窺視不同的意識形態在政治、經濟、社會上，如何在信仰的場域產生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