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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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屏東縣前堆地域的社會空間結構與變遷(2007) 利天龍清康熙四十年代後，客家移民大舉渡越下淡水溪，抵達今屏東縣長治與麟洛二鄉境試圖建立新的家園。兩地民人面對康熙60年的地方反動勢力，與其他客家移民合作抵禦，逐漸發展成為六堆中的前堆地域。本文將客家堆制組織的研究視為地理問題，企圖經由社會空間結構的門徑，透過文獻舉證、地圖應用與田野調查等方法，為清代以來台灣南部相對強勢的客家堆制組織，建立系統性的理解架構。在相對尺度的概念下，本研究將客家堆制組織視為大小不等、層級各異的地域單元，並擇定組織結構最為複雜的前堆地域進行探究。基於「堆域民空間的建構與解構如何成為可能？」此一問題意識，本文在國家與環境的視角下，對前堆地域的探究獲致以下成果： 一、清領時期的邊區： 此時期官治力量薄弱，環境威脅大，在求生存與保衛家園的需求下，百姓必須團結，社會的秩序乃取決於民間的自治。透過聯庄防衛行動，客家墾民逐步地建立堆域認同。堆組織吸納大租戶、小租戶與佃農的生產剩餘，將堆域內所有人民凝聚為生命共同體，創造出堆域民空間。在環境威脅下，傳統社會組織由於具有人力、物力動員的優勢，受到高度重視。在多個組織間交叉持股的堆民提高了彼此的整合程度。綿密的血緣與地緣網絡，遂在堆域民空間之內，建構出一種犬牙交錯的結構。堆域社會上層的管事，整合了下層的百姓，促使原鄉的社會關係逐步在地化，並實現領導階層的家族化，長期維持堆域上層的地位。透過仕紳的努力，前堆粵境的疆界變得模糊，最終促成社會空間的擴張，形成附堆組織。在這些現象的背後，耕作小農與福客紳商是彼此合作，各取所需，居間穿針引線的，很可能是「福佬客」的雙語能力。 二、日清政權交替時期： 前堆精英領導的抗日戰役失敗，民間武力已失，而國家統治實力未立。殖民政府為穩定政局，收編地方舊勢力，加速亂局的穩定。堆制組織也被收編，成為警察系統的末梢。不過，當局基於「閩粵比鄰和睦」的想法，在行政區域上刻意調整，瓦解了原本獨立自治的堆域空間。殖民政府經由土地調查等基礎事業所建立的地理空間系統和堆域空間並不一致，「堆」不再成為官與民思考和運用的對象。福客雙方的領導階層，則共同被納入到基層行政架構中，在清末的基礎上，展開更多實質的接觸與交流。 三、殖民政權穩定後： 國家相對強大，民間力量相對萎縮。當局的施政讓堆域民空間產生質變，以行政區域為基礎，逐漸地域化。傳統的社會組織在初期並未遭到打壓，仍能自主的參與公共建設，不過對於公共空間範圍的認定卻擴張到了堆外。大正九年行政區域調整後，當局使「閩粵比鄰和睦」的想法，進一步落實到「庄」，福客雙方得以經由公共事務的參與擴大彼此的交流。在當局逐漸貫徹施政的過程中，堆的自治領域漸趨模糊，取而代之的，是逐漸明朗的「街庄民」、「警察官」與「部落民」三層空間。地方仕紳在承接與貫徹統治者意志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舞台，前堆客家領導階層開始悖離傳統務本的生活，轉而植蔗經商。傳統社會組織內部的矛盾逐漸激化，影響了組織的存續。不過，在舊時代仕紳主事的時期，領導階層以其雄厚的群眾基礎，圓融地將問題轉移到公學校的設置議題上，成功地在庶民和自身之間創造雙贏的局面。然而，隨著地方行政事務的運行與熟悉，協力者精英第二代逐漸能夠在行政框架內靈活的遂行自己的意志。以國家賦予的權力為後盾，這群新一代的領導者由於不再需要藉由群眾的認同來鞏固地位或維持利益，傳統社會組織的資源成了覬覦的對象，傳統社會組織的崩解，協力者精英第二代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責無旁貸。Item 騎樓的景觀與社會空間識覺——以台北市為例(2009) 吳欽憲; Chinchen Wu「騎樓」為台灣市鎮型聚落常見的建築文化景觀，它既是相連屋宇的一部份，但卻又可提供屋宇主人以外的陌生公眾使用。這特殊的「現象」，雖然自幼已經有接觸，甚至是生活環境的一部份，但可能是太普遍而平凡了，反而很少成為被注意特殊的「現象」，而產生深入了解的動機。 自從上了師大地理系研究所，對「景觀、空間」等有了比較專業的概念，乃對「騎樓」發生濃厚的研究興趣，所以就決定把「騎樓的景觀和空間」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另一方面，研究者想：「許多人對騎樓的觀感與我不盡相同。」如果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去進一步了解眾人對「騎樓的識覺和觀感」，更增加「騎樓的地理意義和價值」。 文化景觀是人與環境互動的成果，而人對自己建構的成果又有什麼樣的「感受」，這是本文對「騎樓」研究的最後期望。研究者用不同文化人群的角度，加上不同社區的比較，對騎樓的空間感與地方感予以突顯與闡釋。 從一個人本主義地理學者的角度，看待問題最難的就是：要了解那些一般人早已習以為常，而不去思量的問題；用人們對待或反映在環境的行為、以及態度來解開這些矛盾。但也就是因為一般人不思量，使得他們那些隱而不見的識覺，又和文化人群本身自己所了解的識覺大相逕庭。 騎樓最終都只是「物」，真正躲在後面的還是已經麻痺的識覺，或許是只是「識了」，但太多重複已讓我們「不覺了」。騎樓就研究者來看，是一項未雨綢繆而「積極的產物」，可是台灣都市人類對它的使用又是這麼的消極，不是把它當成邊陲，不然就是沒人清掃的公共區域。所以，用人本主義地理學所得到的結論充滿許多矛盾與對立，也就不足為奇了！Item 新社河階群的聚落發展與社會空間的塑造(2006) 張聖翎摘 要 本研究企圖以新社河階群的聚落發展為例，說明臺灣近山地區如何從清廷統治以外的界外地，逐步成為漢人生活領域的過程。並進一步探究，不同時代的國家力量如何透過政策的執行，影響本區的聚落發展。最後以祭祀圈為指標，探討不同時期的自然村居民與計畫性聚落的移民，如何使本區的社會空間歷經建構與重組的過程，形塑出今日的區域特色。 本區屬於河階地形，造成多酸性土、地下水面低與比高大的特性；氣候方面，則具有夏雨集中特徵。在併入大清帝國的國土前，本區原為泰雅族的獵場。直到雍正、乾隆年間，本區才陸續成為平埔族的墾耕之地，接受大清帝國的管轄。在土地性質方面，清代本區可分為隘埔地與養贍埔地兩類；就地權所有權來看，可分為全社共有與社番自有兩種；就社番招墾方式來看，則有個別社番與全社共同招佃。根據土地性質的不同，熟番地權流失的方式與原因，具有以下的區域差異：北部隘埔地，多由社番自己招個別漢佃開墾，招墾原因則以欠缺工本、無法自行不能開墾、乏銀應用居多；南部的養贍地則多由各屯弁暨屯長代表全社番丁招合股漢佃入墾，招墾原因則以土地距社遙遠、無力自行開墾為多。根據現存契字來看，並無出現漢人以大墾戶入墾本區的情形。在漢人取得土地合法的耕作權之後，接下來就必須面對兩大問題－水源與安全。為了順利發展漢人傳統的水稻業，必須興修水利，以獲得穩定的灌溉水源。但本區自然環境的限制下，水利設施修築不易，造成水田化速度慢。人地關係投射在地表空間後，其具體表徵就是土地利用以旱園為主。加上位置地近泰雅族的生活領域，人文環境方面也並不安全。上述地理環境的限制，使本區土地贍養力低，人口數量較石岡與東勢等鄰近地區為少。聚落發展呈現北比南快，多屬於集村性質。為了祈求開墾順利、闔家平安，宗教信仰成為先民精神上的寄託，祭祀活動亦成為居民間聯絡情感、團結合作的方式。人人關係投射在地表空間後，就是本區的社會空間，其具體表徵就是角頭－村落－超村落三階層的祭祀圈。地形與氣候的自然因素，以及清代的土地政策與泰雅族威脅等人文因素，為影響清代本區聚落發展，並進一步形塑本區社會空間的主要因素。 在臺灣總督府糖業政策的影響下，大南庄蔗苗養成所於日治初期設置，成為日治時代影響本區聚落發展的主導力量。本區有南部地區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成為國有地，不但限制本區土地地權的自由轉移，更限制著本區土地利用的類型。為了解決灌溉水源不足的問題，臺灣總督府花費鉅資興築了白冷圳；為了解決蔗苗的輸出問題，新社庄逐年鋪設了臺車道。上述措施雖然促使本區的水利設施與交通網更加完備，但其主要目的在於確保高品質高地蔗苗的生產，以提升當時臺灣蔗糖的品質與產量。本區舊有聚落的居民，並不是此一政策下直接的受惠者。對於提昇本區的土地贍養力，並沒有直接而明顯的助益。因此，日治時代本區的人口規模一直遠低於大甲溪對岸的東勢街，聚落發展呈現較為遲緩的情形。換言之，蔗苗養成所的貢獻，主要在於落實臺灣總督府的糖業政策，對於本區內部的聚落發展，卻產生了抑制的作用。就居民的維生方式來看，本區自然環境的特徵，仍深切左右著聚落居民的農業活動與作物選擇。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的國家政策，則影響本區部分舊聚落與移民村居民的維生方式。對於大南、馬力埔、水底寮與鳥銃頭等舊聚落內有喪失原有耕地的居民來說，為了維持原有的維生方式，就必須爭取養成所的農事機會，以便根據累積工時來換取短期的土地耕作權。居民喪失了原有耕地與作物選擇的自主性，與養成所形成了不平等的依賴關係。對於養成所計畫性聚落的移民而言，擔任養成所的工人為其主要工作，用以獲取工資及換取耕作農場休閒地的權利。總的來說，此時本區的人地關係除了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養成所放租休閒地的制度也是形塑本區土地利用的主要力量。在社會空間的結構方面，仍延續著清末角頭－村落－超村落的三階層。在聚落發展受限的情形下，並未出現更高階層的祭祀圈。在日治時代的行政區域重劃、養成所土地收購行動、計畫性移民村設置與地方發展角力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祭祀圈的內部結構出現了以下的轉變：第一，出現了新的角頭祭祀圈；第二，部分村落祭祀圈縮小；第三，九庄媽超村落祭祀圈的影響範圍縮小；第四，水底寮退出九庄媽祭祀圈。國家力量的干預與自然環境的限制，成為影響日治時代本區聚落發展與社會空間重組的兩大因素。 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與國防政策的影響下，種苗繁殖場的轉型與公有地的分撥，成為影響戰後本區聚落發展的主導力量。戰後本區公有地超過二分之一的土地，以公地放領的方式，分撥給日治時代養成所移民村的居民、附近舊聚落的居民與戰後計畫性移民村的居民。使本區南部的耕地不再受制於農場契約的規範，居民們獲得了耕地的所有權與作物的決定權。另外，為了配合國防政策，本區出現了兩類的新聚落，一為擴建清泉崗空軍機場，而遷村的陽明山計畫移民（又稱疏開仔）；二為配合本區軍事營區的設置，而出現的眷村。這些新聚落移民的加入，使本區以客家人為主體的居民組成，加入了泉州人與外省人，不但增加了本區的勞動人口，增加了南部的中興嶺商圈，更使本區居民組成更加多元，並維生方式與社會空間上，出現了展現出多元發展的特色。另外，人口的增加與交通、市街的發展互為因果，展現在本區建成地的擴張，並反映在不同類型聚落的血緣度變化上。血緣度較高的聚落，居民的來源與組成單純，外來人口不多，相對於血緣度較低的聚落，屬於較為封閉的發展情形。本區居民的維生方式，仍是以農為主。就居民的維生方式內容，除了自然環境外，農業技術與市場需求成為決定本區居民土地利用類型的主要因素。但在單位農人耕地面積狹小的情形下，本區的土地贍養力無法進一步大幅提昇。戰後初期，居民仍以種植水稻與雜糧為主。直到民國60年代以後，農業朝向專業化、商業化發展，作物的種類逐漸由傳統的水稻、雜糧、蘿蔔等糧食作物，轉變為水果、蔬菜、香菇與花卉等園藝作物。在社會空間的結構方面，仍延續著清末、日治時代角頭－村落－超村落的三階層。新聚落的出現、本區人口的增加、地緣關係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祭祀圈的內部結構出現了以下的轉變：第一，出現了新的角頭祭祀圈；第二，出現新的村落祭祀圈，某些聚落的村落祭祀圈成立廟宇；第三，出現了新的超村落祭祀圈－東興宮；第四，九庄媽超村落祭祀圈的影響範圍擴大，增加了日治移民村的加入，但輪值方式不變；第五，除了原有以媽祖為主祀神的超村落祭祀圈，還增加了來自清水紫雲巖的觀音信仰。自然環境、政府實踐國防政策的相關措施、市場需求、技術擴散為影響戰後本區聚落發展與社會空間重組的主要因素。Item 台東平原釋迦產業的產銷社會空間(2007) 呂碧卿本研究以台東平原為範圍，探究其成為全台最具規模的釋迦產地的原因。並以農業糧食鏈為研究概念，說明台東平原釋迦產業的產銷特色，及其呈現的社會空間。 1980年代台東平原釋迦產業的發展，是農民在本地二、三級產業就業機會不多、交通獲改善的情形下，考慮市場需求、自然環境、其他縣市的優勢果樹等，最後根據農作物比較利益之下的選擇。而197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新品種的發現、栽培技術的創新，則降低天災、交通不便、勞動力不足所帶來的限制，造成釋迦栽培面積迅速擴張，使其成為全台釋迦栽培最為集中的地區。 由於台東平原是釋迦栽培的集中地，使釋迦農與釋迦農、農改場間具有非貿易性相依的連結，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獲得創新的技術、訊息，整個台東平原釋迦產區有共同的學習過程，形成一個集體學習的學習型區域，而此種在地性的互動集體學習所形成的優勢，難以被其他自然環境適合釋迦生長的縣市取代，因此成為台東釋迦產業在自然環境以外的另一項優勢。 釋迦栽培的出現代表受國家力量影響的農業活動—鳳梨、甘蔗，轉變成受到市場經濟影響下的農業活動。為使釋迦產銷活動順利進行，個別農人和產銷班必須各自運用其社會網絡資源，獲得產銷過程中的各種訊息與支援，並以之建立與農糧鏈成員間的合作關係，產、銷活動才得以順利進行。 農業投入方面：個別農人與肥料行、生產資材行、農藥行、種苗行等單位的互動落實在地表上，展現的是以鄉鎮為範圍的社會空間；產銷班的生產規模大，可與外縣市廠商合作，故社會空間擴及台東縣以外的地區。 農場生產所需的勞力方面：主要來自家人，主要是因為工資高，農人希望自行吸收工資成本，必要時才雇工、換工。台東平原的雇工主要來自初鹿地區，雙方形成跨區域分工的合作關係，釋迦農的社會空間已不再限於所在的鄉鎮。 糧食消費方面：釋迦農的產、銷常因應消費者需求而改變，如：裝箱方式、使用套袋以減少農藥的噴灑、推行吉園圃認證、生產履歷的制度。換言之，生產怎樣的產品，農民不再是唯一的主導者，必須適切回應在農業糧食鏈尾端的消費者對其產品的要求，才能在眾多相似產品中脫穎而出。 果品配送方面：與釋迦農有合作關係的貨運業者都在台東平原上，其形成的社會空間以台東平原為範圍。 釋迦產出後，可販售鮮果或加工品。釋迦加工品的大宗為釋迦冰品，斑鳩產銷班和地區農會為區隔市場，分別有鳳梨釋迦和釋迦的冰品工廠可以生產，主要銷往地區農會的各超市或各觀光景點。鮮果的運銷則透過行口或攤商銷售、傳真或網路訂購再宅配到府、經貿易商販售到海外地區等方式。 與釋迦農有合作關係的銷售單位，可依其所在位置分成兩大類：其一，產地（台東平原），包括產地市場、省道旁的攤商、東農超市等，與釋迦農的買賣關係形成以產地為範圍的社會空間。其二，台灣西、北部、海外地區，包括行口、貿易商、宅配到府等，與釋迦農的買賣關係形成超越產地的社會空間。 上述產銷過程中，不論個別釋迦農或產銷班都將其產、銷活動鑲嵌於其既有的社會網絡之中，以便降低尋找過程中的成本、獲得較值得信賴的產銷連結。但個別釋迦農與產銷班的運銷社會空間有所差異，此即反映出支持個別農人與地區農會產銷班完成運銷的社會網絡之不同，前者主要靠地緣、血緣形成的社會網絡支持，後者對內可運用班員原有的地緣、血緣等社會網絡資源，對外可獲得農政單位、地區農會等社會網絡的支持，因此，其銷售社會空間較廣。 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個別農人以地緣、親友關係建立起來的合作對象，無法與海外運銷所需的各單位建立合作關係，唯有透過產銷班可結合更多社會資源，讓農民只需單純生產，而行銷、運輸、資金流通等工作有其他企業化的組織可以代勞，才有可能拓展海外市場。目前產銷班海外運銷雖然可以順利進行，但仍屬剛起步階段，而且只靠部分產銷班負責提供貨源，在訂單量增加的情況下，恐有貨源不足的疑慮。如何整合全台東地區釋迦農，提供一個合作的機制，將是未來持續辦理外銷活動可以努力的一個方向。Item 桃園縣觀音與新屋地區的農業經營特色(2005) 施崇武; Shih Chung-Wu本文將觀音與新屋地區從戰後到現代的農業活動，以民國60年和民國87年為界，依序分為傳統、工業化以及現代三個階段，來瞭解這三階段的農業經營背景與發展，以及農地利用的轉變。並且試圖透過「農業糧食鏈」(agro-food chain)的研究概念，探究各階段的農業經營型態，以及農場經營網絡的聯繫關係與農民經營時的社會空間。 在觀音與新屋地區的傳統農業時代，漢移民為了延續原鄉的雙冬式稻作，付諸相當大的心力來克服土壤與水文上對農業活動的限制。而且以緊湊的耕作過程，來達到提供農家自給糧食的目的，「集約」因而成為了傳統農業經營的最大特色。傳統時代的農民也為了降低生產成本，而大多採用家戶內的勞力，生產資材也可納入生態系統中重複使用，因此經營網絡的聯繫關係，大多分佈在以自家田厝為中心的村庄範圍之內，人際互動關係較為單純，社會空間也不大。 臺灣戰後長期的「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政策，造成部門分配不均，因而自民國60年之後，整體開始進入工業化時代，環境氛圍也隨之轉向都市社會，觀音與新屋地區的農業勞動力與資金因此大量外流。工業區進駐、都市擴張與運輸革新，也帶來工業污染與環境破壞等問題，農民因而逐漸無心耕作，農業經營轉為粗放。 民國60年之後的農業經營，由於化肥、農藥、大型農機的陸續使用，讓農戶內所能自行製造的生產資材越來越少，同時也由於農業勞動力的流失，使得集約的經營方式無法繼續維持，甚至要藉外界的勞力協助才能耕作，因此農業經營逐漸趨向專業分工，農具、土地、勞力、技術等資源，也隨專業分工的經營，而必須以金錢才能從外界取得。因此專業分工與金錢買賣取代傳統農業的垂直包工與濃厚人情，成了民國60年之後農業經營的最大特色。 觀音與新屋地區現代的農業經營，除了延續工業化時期所遭遇的困境之外，還必須面對日益自由化的全球市場競爭，因此農民在民國87年之後，結合了一至三級的產業經營特色與地方傳統文化，而出現了新式農業農場。新式農場與政府、民間社會團體與各項觀光資源整合，共同行銷宣傳，並在經營的過程中，與其他行業如廣告、餐廳、旅遊等業者合作，以擴大生產規模。所以從事現代新式農業的農民經過與多方面對象的合作聯繫後，經營時的社會空間也達到有史以來最為廣闊的階段。 在本文對觀音與新屋地區戰後至今的農業經營特色的探討下，看到了農業的發展與土地利用型態由同質性轉為異質性；農業經營型態由垂直包工轉為專業分工；經營聯繫關係網絡與社會空間持續的「分散」、「擴大」；農民與更複雜更龐大的其他行業部門做互動關係；最後現代新式農業以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經營活動為最終目的，以持續取得農業經營的優勢。 從觀音與新屋地區農民在面對全球化浪潮的挑戰過程中，可反映出臺灣農民的經營性格相當堅毅且善於變通，農民也普遍期盼政府能配合其本身的經營意願來輔導農業活動，而不是以強勢的國家力量主導農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