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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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桃園閩客交界地帶的族群空間分布特色與族群互動關係(2012) 林雅婷; Ya-Ting Lin空間傳統為本文的研究觀點，利用空間分析的研究方法，本文針對桃園閩、客交界地帶族群空間分布特色與族群互動關係進行探討。據統計，研究區的世居宗族主要來自惠州府陸豐縣、嘉應州鎮平縣與長樂縣以及潮州府饒平縣，具有明顯的原鄉血緣性和地緣性色彩。清代漢籍移民遷徙來臺並定居臺灣的過程中，宗族聚集而居且共同開墾，血緣性色彩濃厚；同音系社群大多有集中分布的特色，亦呈現明顯的地緣性特色。 整體而言，研究區的族群結構以四縣客、海陸客以及海陸閩為主體。個別了解六鄉鎮的族群結構，中壢、平鎮、楊梅實為客家人優勢區，觀音、新屋、八德屬於閩、客混居區。此細緻的族群調查，已打破社會大眾與學界對於桃園地區南、北族群分布的粗略概念。根據研究區和世居宗族大陸原鄉兩地的田野訪查，確認半福佬客、南靖客和祖籍來自福建省永定縣古竹、高頭、湖坑三鄉鎮的永定客為閩、客雙語社群，渡臺之時即具備雙語能力。依據閩、客方言下各音系社群的分布情形，本研究認為夾在桃園北閩（漳州閩）、南客（四縣客和海陸客）強勢音系社群中間的「海陸客、海陸閩混居區」、「次音系社群混居區」和「詔安客優勢區」，可視為桃園地區閩、客族群互動的緩衝地帶，呈現一個帶狀分布的態勢。 桃園閩、客交界地帶六鄉鎮市的族群結構和族群空間分布態勢，從現今語言分布大致可確認，但已無法細緻反映真實的情形。本研究藉由世居宗族開基祖的祖籍資料，還原清末甚至是更早以前研究區處於傳統農業時期的族群結構和分布特色；進一步探討清代研究區土地拓墾的過程，反映族群間合作與競爭的互動關係；而地方公廟、神祇祭拜的祭祀圈結構，則鮮明呈現閩、客族群意識。Item 稻作耕作區的變遷：以新竹芎林為例(2012) 張書維; Chang, Shu-Wei本文先著手探究新竹縣芎林鄉的稻米商品鏈，並輔以歷史的縱深，梳理稻米商品鏈的轉型過程，並比較其中的異同，從而能理解在經濟轉型中，經濟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 回顧早期的稻米生產，大家族制以及換工制填補了生產中所需的龐大勞力，意即親屬鄰里間的換工行為，體現了費孝通所指稱的「差序格局」的理念。換言之，在這樣封閉的生產體系中，形成較為隔絕的區域。相形之下，197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新的稻米商品鏈，在機械化的發展之下，農機具取代了大量勞力的投入，昔日鄉村所依賴的換工制日漸消失。機械化的因素以及低糧食政策的抑制下，多餘的勞力被釋放其他就業部門中，多數農民仍能堅持稻作種植，演變成兼職農民的情況。時至今日，兼業農民的老化與大型機具的盛行，使得稻米的分工外包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商品鏈可切割為育苗、翻土、插秧、割稻等數項，並依照個人需求選擇外包的項目。承接外包的店家（農戶）不一定來自於本地，也有的是從外地而來的，意即，生產關係的靠近致使不相鄰兩地產生互動，使得原先區域的藩籬產生了變化。 另外，土地開發的壓力也逐漸在本地浮現：本研究區鄰近璞玉計畫區，研究區內又有農地自辦重劃區，這些接踵而來的開發案挑戰了農民根深柢固的耕作傳統。從農民買／賣土地的行為中，發現農民可以將祖產與耕作切分開來，也就是說，農民可以耕作賣掉祖產後再向外購買的土地。Item 屏東縣前堆地域的社會空間結構與變遷(2007) 利天龍清康熙四十年代後，客家移民大舉渡越下淡水溪，抵達今屏東縣長治與麟洛二鄉境試圖建立新的家園。兩地民人面對康熙60年的地方反動勢力，與其他客家移民合作抵禦，逐漸發展成為六堆中的前堆地域。本文將客家堆制組織的研究視為地理問題，企圖經由社會空間結構的門徑，透過文獻舉證、地圖應用與田野調查等方法，為清代以來台灣南部相對強勢的客家堆制組織，建立系統性的理解架構。在相對尺度的概念下，本研究將客家堆制組織視為大小不等、層級各異的地域單元，並擇定組織結構最為複雜的前堆地域進行探究。基於「堆域民空間的建構與解構如何成為可能？」此一問題意識，本文在國家與環境的視角下，對前堆地域的探究獲致以下成果： 一、清領時期的邊區： 此時期官治力量薄弱，環境威脅大，在求生存與保衛家園的需求下，百姓必須團結，社會的秩序乃取決於民間的自治。透過聯庄防衛行動，客家墾民逐步地建立堆域認同。堆組織吸納大租戶、小租戶與佃農的生產剩餘，將堆域內所有人民凝聚為生命共同體，創造出堆域民空間。在環境威脅下，傳統社會組織由於具有人力、物力動員的優勢，受到高度重視。在多個組織間交叉持股的堆民提高了彼此的整合程度。綿密的血緣與地緣網絡，遂在堆域民空間之內，建構出一種犬牙交錯的結構。堆域社會上層的管事，整合了下層的百姓，促使原鄉的社會關係逐步在地化，並實現領導階層的家族化，長期維持堆域上層的地位。透過仕紳的努力，前堆粵境的疆界變得模糊，最終促成社會空間的擴張，形成附堆組織。在這些現象的背後，耕作小農與福客紳商是彼此合作，各取所需，居間穿針引線的，很可能是「福佬客」的雙語能力。 二、日清政權交替時期： 前堆精英領導的抗日戰役失敗，民間武力已失，而國家統治實力未立。殖民政府為穩定政局，收編地方舊勢力，加速亂局的穩定。堆制組織也被收編，成為警察系統的末梢。不過，當局基於「閩粵比鄰和睦」的想法，在行政區域上刻意調整，瓦解了原本獨立自治的堆域空間。殖民政府經由土地調查等基礎事業所建立的地理空間系統和堆域空間並不一致，「堆」不再成為官與民思考和運用的對象。福客雙方的領導階層，則共同被納入到基層行政架構中，在清末的基礎上，展開更多實質的接觸與交流。 三、殖民政權穩定後： 國家相對強大，民間力量相對萎縮。當局的施政讓堆域民空間產生質變，以行政區域為基礎，逐漸地域化。傳統的社會組織在初期並未遭到打壓，仍能自主的參與公共建設，不過對於公共空間範圍的認定卻擴張到了堆外。大正九年行政區域調整後，當局使「閩粵比鄰和睦」的想法，進一步落實到「庄」，福客雙方得以經由公共事務的參與擴大彼此的交流。在當局逐漸貫徹施政的過程中，堆的自治領域漸趨模糊，取而代之的，是逐漸明朗的「街庄民」、「警察官」與「部落民」三層空間。地方仕紳在承接與貫徹統治者意志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舞台，前堆客家領導階層開始悖離傳統務本的生活，轉而植蔗經商。傳統社會組織內部的矛盾逐漸激化，影響了組織的存續。不過，在舊時代仕紳主事的時期，領導階層以其雄厚的群眾基礎，圓融地將問題轉移到公學校的設置議題上，成功地在庶民和自身之間創造雙贏的局面。然而，隨著地方行政事務的運行與熟悉，協力者精英第二代逐漸能夠在行政框架內靈活的遂行自己的意志。以國家賦予的權力為後盾，這群新一代的領導者由於不再需要藉由群眾的認同來鞏固地位或維持利益，傳統社會組織的資源成了覬覦的對象，傳統社會組織的崩解，協力者精英第二代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責無旁貸。Item 清代彰化永靖、埔心、員林地區閩客族群空間分佈及其特色(2014) 施縈潔彰化縣永靖鄉、埔心鄉、員林鎮地區具有特殊的閩南語腔調，本文以空間分析的方法，蒐集研究區世居宗族資料和歷史背景，分析此地的族群結構，並探討的族群空間分布、信仰祭祀圈以及族群關係。 根據資料統計，研究區內的世居宗族主要來自潮州府饒平縣、漳州府詔安縣及平和縣，來到本地之後，在分布上呈現潮州府佔居研究區中部與西南部，漳州府佔居東北部的狀況，具有明顯的地緣性色彩。在族群結構上，客家宗族數略高於閩南族群，在空間分布上有同音系社群聚集的現象，員林鎮東部為漳州閩，永靖、埔心鄉中部則是以潮州閩為主。本研究區主要姓氏張姓、黃姓、陳姓，具有同姓聚集的狀況，其他姓氏也有這樣的狀況，具有強烈的血緣性，而這些世居宗族的族群關係，在地緣上由近到遠、由親至疏，建構出本地族群的空間分布。本地的主要廟宇信仰祭祀圈因族群、原鄉祖籍而有所不同，如溪湖霖肇宮與潮州移民、大村五通宮與黃姓宗族、永安宮與七十二聯庄組織等，本文從歷史上的大型分類械鬥事件以及當時的族群關係來分析祭祀圈結構，以釐清當地族群互動的時間與空間變遷。 在族群分類上，研究區原鄉的饒平縣、詔安縣、平和縣和南靖縣等是閩客交界帶，透過地名和現在的語言界線，判斷研究區世居宗族的族群屬性，並從清代的械鬥中瞭解族群關係的變化。在彰化平原上，本研究區是粵人比例最高的地區，但並不是因為粵人較閩人晚到或是本地自然環境差而被迫選擇之地，且在清代的文獻中，「粵人」和「客人」並非和現在所說的「客家人」同義。另外本地有相當多的「福老客」族群，本文探討了幾個常見被認為是福老客的指標，並且嘗試釐清這些指標與福老客的相關性。 整體而言，本研究區目前幾乎是閩南語優勢區，歷史上出現過的潮汕話、詔安客話、饒平客話已經所剩無幾，但還有殘留一些語音在日常生活中，而地區性的大廟也可以從祭祀圈範圍看出族群意識的影響。Item 清末北埔族群、家族分布之空間意涵(2013) 陳嘉旻; Jia-Min Chen透過釐清末北埔世居家族的原鄉祖籍地與空間分布，發現族群與家族在輾轉遷徙過程中，仍具有地緣性的關聯，原鄉祖籍集中於惠州府陸豐縣，佔總數53.9％，比例最高，第二為嘉應州鎮平縣，佔總數19.2％。而從二次移民的資料來看，來自竹東與芎林也佔一定比例，這種現象也表現在移民的方言屬性上，以海陸客家話比例最高，佔總數48％。受到相關自然與人文因素影響，在峨眉溪的河谷精華區，自然環境佳，人口、聚落集中，各籍移民混雜的現象最明顯，精華區以外漸趨單純，以勢力較大的惠州府籍移民為主。 北埔人數最多的彭姓一族，依不同開台祖至少可分為12個的派系，而各派系族人的世居地有空間區隔的現象。但從開台祖祭祖、跨派系的祭祀嘗會，到規模最大的彭氏大宗祠，由小而大的祭祖活動不斷整合彭姓一族，加強彼此的連結。此外也影響到祭祀活動，如慈天宮慶讚中元的輪祀體系，從祭祀圈範圍與爐主的身分來看，劃分方式考慮到各家族勢力分布，以及各祭祀圈的經濟生產條件，在兩者的交互作用下，得到一個合理的空間劃分，有助於祭祀活動的推行。 北埔是一個位於沿山地帶的隘墾區，由研究成果可知，透過地緣的連結、血緣與祭祀活動的整合，適度維持該區的社會穩定，有助於金廣福拓墾的成功。Item 清代新竹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空間分布之探討(2013) 李科旻; Ke-Min Li歷來解釋臺灣閩、客族群空間分布的立論基礎，有根據清代文獻記載，或日治時期的「新竹州第一統計書」與「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兩項資料。但許多研究者以漢民之原鄉省籍來界定族群屬性，將其中的福建籍（閩籍）視為閩南族群，廣東籍（粵籍）則視為客家族群，會發生許多對行政區域、族群文化區及其方言能力認知混淆的現象。 本研究利用查閱古籍文獻、宗族族譜，還有村廟捐款名單等方法，在研究區內找出190筆世居宗族資料，且能回溯宗族之中國原籍至鄉鎮以下的行政層級；再將這些宗族原籍置入以閩、客地名所繪製的歷史方言地圖中，即能界定宗族是閩或客。原籍位處方言過渡帶，不易界定族群身份的宗族，經作者至閩、粵地區進行田野調查，也進一步確認其族群屬性。世居宗族在清代的族群身份既已回復，就能重現清代鳳山溪流域閩、客族群的分布態勢。 鳳山溪流域橫跨施添福所主張的清代三個人文地理分區，流域內所屬漢墾區範圍，泉州閩南人占據濱海平原，饒平客則趨近於土牛溝；保留區中，饒平客、海陸客、四縣客散居其內，潮、惠兩府閩南人與客家族群出現交錯混居的現象；最後，四縣客廣泛分布在保留區與隘墾區，在隘墾區的族群結構中出現高達五成以上的優勢比例，且呈現比其他客家社群更深入上游河谷，緊鄰清代、日治時期生番領域之特性。 研究區世居宗族祖籍地幾乎分布在今日閩南地區的泉州市、廈門市，還有粵東地區的梅州市、潮州市、揭陽市與汕尾市，且集中在各地區主要水運線的沿岸鄉鎮，尤其是粵東之韓江、黃岡河、榕江與螺溪，以及閩南的晉江。這些宗族同鄉或同姓的比例相當高，顯見其渡臺前多具有地緣與血緣關係。 本文認為以「閩南人少近山，客家人不濱海」的觀點論述，更能解析清代閩、客兩族在地表空間的分布特性。這是深受地理位置與國家政策交織而成的歷史脈絡，以及原鄉生活方式所影響。Item 清領時期芎林橫山地區客家地域形塑之探討(2013) 呂展曄; Chan-Yeh Lu對於清代台灣族群的空間分類，一般均以閩人靠海、客籍靠山的傳統印象，而新竹縣芎林、橫山兩鄉位於清代土牛界外的保留區、隘墾區，即屬於客家族群的優勢地區。然而「客家」卻是個浮動的名詞；清代以廣東原鄉對粵東遷入漢族的相對他稱為客家；日治時期以原鄉籍貫來劃分閩、粵類別；目前客委會則以族群自我認同來定義客家。而本研究則以兩鄉世居宗族的原鄉祖籍作空間分布的依據，藉以探討清代客家族群在研究區內型塑的過程。 經研究發現，本研究區兩鄉世居宗族原鄉血緣性色彩濃厚，不論保留區或隘墾區，多以有力宗族擔任墾首，招得原鄉親族共同拓墾的例證甚多；同時世居宗族地緣性特徵亦明顯，世居宗族祖籍地來自惠州府陸豐縣占33.5％，嘉應州鎮平縣占17.0％，嘉應州長樂縣占13.8％，潮州府饒平縣9.9％，此四地已占本研究區世居宗族調查樣本的70％以上。 本研究區於乾隆朝以前的漢人拓墾多集中分布於芎林鄉石壁潭以西，具有閩客雙語能力的姜勝智（海陸閩）擔任實際拓墾的佃首，較能影響與之同籍的世居宗族（海陸客、海陸閩）以較大的比例遷入；嘉慶年間為隘墾區內眾墾區庄的拓墾初期，進墾的世居宗族不但來源地雜異性大，定居的空間分布也不限保留區或隘墾區；道光以後進入隘墾區的世居宗族以四縣客的比例較高，其主要宗族大多異地開基，待宗族繁衍超過土地贍養力後，支派二次遷移至這段時期尚在發展的隘墾區。 此外，研究區世居宗族的原鄉祖籍地主要信仰為三山國王，本研究以位於廣東省揭陽市揭西縣的原鄉祖廟之空間觀點，與研究區內六座三山國王廟的香火來源和移民祖籍地對應，亦可顯示有較高比例的移民來自原鄉的三山國王信仰盛行區。Item 一個客家宗族的定根與發展--楊梅陰影窩陳家的案例(2008) 曾惠祺本文企圖從地理學的角度對客家研究中「移民決策與定根發展」的概念作進一步的釐清，透過家族個案之微觀研究，與既存理論對話，探討一個在臺客籍宗族移墾發展的過程及其影響因素，並進一步探究，宗族組織在個別家族拓墾發展的脈絡下，如何建構、運作與轉變。 楊梅陰影窩陳家乃屬二次移民，自開臺祖陳東浩於乾隆四十五年自原鄉廣東省嘉應州興寧縣坭陂墟渡海來臺發展至今已逾二百年，本文首先從「推拉理論」及「原鄉生活方式論」著手探討原鄉生活背景對於陳家來臺發展的影響，並說明在原鄉所建構的生活方式與宗族發展的特色。陳東浩來臺後，原鄉的生活經驗及秀才的學識背景，加上新莊平原的繁榮給予陳東浩很大的發揮空間，也累積了許多財富與田業，然隨著新莊港的沒落與衰微，約在嘉慶末年(1810年代)再次舉家遷移至位在林口台地小南灣地區，期望家族在此可以農耕為業生根落腳。然而，一個以閩人為主的聚落裡，擁有大片土地的粵籍居民反而居於弱勢，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時陳東浩四子遷離小南灣，並依據鬮書析產之結果分兩路遷移—大房、四房遷至關西南片仔，二房、三房遷至楊梅陰影窩—再度追求新鄉尋找安身立命之處。 由於遷離小南灣時，由二房陳雲富派下將開臺祖骨罈一同攜至楊梅陰影窩安奉，因此以陳家二房陳雲富家族在楊梅陰影窩的拓墾與發展為討論主體。陳家二房族人入墾陰影窩後，便致力於水稻農業的建立。一方面透過水稻農業的建立，陳家物質生活基礎漸趨穩定外，由於陂圳修護、水源使用以及堆肥製造等水田化的發展過程，使陳家族人與陰影窩這片土地逐漸密不可分，「人與土地關係，亦逐漸由維生轉化為安生立命的意義。」。另一方面，透過農業勞動合作、通婚圈的形成、宗教組織的參與等面向的探討，了解陳家在陰影窩社會網絡的建立情況。--「當臺灣的漢人社會逐漸定著化以後，社會群體的分類原則也跟著開始轉變，逐漸以本地的神明信仰和新興的各種宗族組織為認同對象。特別是從受祖籍觀念影響的移植型宗族，轉變為源於來臺開基祖在本地形成的新宗族。」 陳家族人藉由公廳與祖塔的建立，共同祭祀先人以維繫宗族團體繼續存在，也是凝聚宗族成員親密情感的核心要素，而建立公廳與祖塔的地點—陰影窩，也就成為陳家宗族「定根」之所在。但是，由於自清道光二十五年以來便各自分居發展建立生活空間，各房後代裔孫的往來日漸薄弱，加上陰影窩祖塔規模過小不敷使用之下，使得各房族人有了「刈火」之議。大房與三房分別在關西下南片與楊梅二重溪刈火，分建祖塔與公廳之後，陰影窩的祖塔與公廳在陳家宗族的意義有了重大轉變—陰影窩的公廳成為了二房陳雲富派下專屬，全族的祭祀活動便轉而以清明節的祖塔祭掃為主—因為這裡是陳家開臺祖陳東浩骨罈的安奉處，是「血脈」之所在。同時，陳家尊長又試圖透過族譜的纂修，進一步將陳家宗族的發展具體訴諸於文字記載，達到慎終追遠、敬宗收族之效，期勉後代子孫能不忘本，將宗族精神傳承下去。然陳家的宗族組織卻因為時空背景的變遷以及後代族人之決定的影響下，其機能及運作與一般所認知的客籍宗族的發展有相當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