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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files: NoSubject: search.filters.subject.政治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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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整治之政治生態學分析-以大漢溪下游新海溼地為例
    (2020) 詹歐瑞紋; CHAN OU, JUI-WEN
    本研究透過政治生態學的視角，以大漢溪下游新海人工濕地為研究區，透過與當地里長、居民、建商、環保團體的深度訪談，從多元行動者的角度探討流域整治、溼地建構的在地回應。再將新海溼地周邊水岸地區置於不同的空間脈絡下，析論水岸地景的意義與價值在不同尺度下如何被操作與形塑。研究結果如下： (一)流域整治中的「治水、清水」，同時符合政府與地方的期待。 (二)政府對河濱「親水」規劃的想像，大於當地民眾實際的親水實踐。 (三)新海濕地「生態意象」的刻意營造與舊居民水岸印象的衝突。 (四)江翠北側市地重劃是政府政策、水岸價值、地產引導式開發、地主/非地主、 在地/非在地……等多元價值及多元行動者間競逐的場域。 (五)江翠水岸的意義與價值、江翠北側屬於核心/邊陲，都是尺度操作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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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丘陵區檳榔業的發展與空間政治－以嘉義縣四鄉為例
    (2013) 凃函君
    嘉義丘陵區因地形崎嶇多山、工商業發展不佳、水利設施發展不易，以及在清代為漢人與原住民族生活領域的邊緣地帶，再加上作為農業區面臨農產品價格不穩定、勞動力老化等諸多瓶頸，因此在臺灣是一邊陲性顯著的地區。嘉義丘陵區四鄉頗具特色，並見證臺灣檳榔業的興衰發展，其特色展現於檳榔生產專業化、業者具高度空間移動能力，以及檳榔已轉化為在地認同的符號。 多元尺度影響檳榔業的發展，尤其國家的反檳政策衝擊檳榔業，而在地檳榔業卻能改變嘉義丘陵區邊陲性的命運，國家與在地尺度間的利益衝突進而引發尺度政治。檳榔業發展的歷程，交雜了多面向論述，官方反檳論述包含環境衛生、政治經濟、國民健康、水土保持、境外走私與全球環境主義，地方則將檳榔視為社會文化禮俗與地方認同的媒介，產業與農會組織分別扮演生產鏈串連、空間整合與資本籌措的要角。整體而言，農作生態、人類生態與山坡地環境生態三者，共同形塑嘉義丘陵區檳榔業的政治生態。 本研究目的有三，包含：(1)探究同屬邊緣性的「丘陵區」、與官方觀點下的邊緣作物－「檳榔」二者的結合，如何改變區域特質；(2)分析檳榔利益關係人的觀點異同所引發的尺度政治；(3)與西方政治生態學對話，來創發具臺灣特色的政治生態學架構。方法上，本研究分析臺灣省議會檔案、國家政策，並透過訪談來釐清民間與官方的論述。在方法論上，關注能動者與自然環境之間互動的政治生態學，則提供本研究一取徑來檢視檳榔的尺度政治。 研究結果呈現官方雖然長久奉三不政策－「不鼓勵、不禁止、不輔導」為圭臬，但實際上由於各單位間觀點不一、官方必須顧及民生經濟、檳榔相關行業可成國家稅源的爭論，以致檳榔政策不甚明確性，甚至引發在地尺度穿越、穿透國家尺度，使國家在面對檳榔問題時面臨渙散的窘境，在地檳榔業者遂能在弔詭的灰色政策下，游移於邊陲與核心間、並發揮能動性來開展檳榔業。 西方的政治生態學取徑啟示，尺度之間歷經衝突後往往可以妥協，並找到第三條路來解決爭端，但以臺灣丘陵區檳榔業的例子視之，國家與在地難以找到折衝、辯證的轉譯時機，以致檳榔問題長時間呈現無解的狀態，因無解之故，尺度間瞬忽失去彼此針鋒相對的機會，檳榔業遂可逕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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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政治生態學探討農業政策與峨眉鄉發展間的關係
    (2011) 鍾沛鈞; Pei- Chun Chung
    農業政策(農政)是影響臺灣農業及鄉村發展的關鍵因素。本研究以政治生態學觀點，利用解釋鏈模式，透過重要農政及統計數據將1950-2009年劃分為糧食增產期、振興農村經濟與生產效率期及提升農業附加價值期，並藉由相關文獻與訪談等，從國際、國家、地方不同尺度，探討以農業為主體的峨眉鄉，如何在上層結構政策力量及地方能動性影響下，轉變主要農業經營(桶柑、茶、稻米及養豬業)及土地利用方式，而此轉變對人口結構及鄉村發展產生何種影響。 研究發現，隨農政轉變，稻田轉作之影響，水稻種植面積不斷縮減，而在考量自然環境與經濟等因素，桶柑種植面積因水田旱田化不斷增加。茶葉從外銷轉向內銷市場，並在健康、生態論述下，配合比賽茶制度，發展成單價高的農產品。養豬業在養豬專業區推動後，從家庭副業轉變至專業化經營。然而此專業化過程，造成環境的退化。隨農業在總體經濟重要性降低，人口外流，更因處於大埔水庫集水區內，土地開發受限，成為縣內發展較慢地區。但生態相對受破壞較少的峨眉鄉，現今發展休閒農業與觀光，提升農業附加價值，也讓鄉村經濟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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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參與棲蘭山區林業經營的政治生態學分析
    (2017) 周佳琪; Chou, Chia-Chi
    棲蘭山地區是原住民族泰雅族的生活空間，1945年後成為官營伐木的地區。在1945-1967年間，受到國際局勢與經濟影響，棲蘭山地區成為安置榮民與出口林木以換取外匯的地區，當地原住民生活空間受到限縮。1976年後政府頒發「台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開始限制官營伐木業，更進一步受到國際潮流的影響，在保育團的訴求下，政府於1991年頒布全面禁伐天然林，但棲蘭山地區仍舊在森林保育處的管轄下。1999年，在保育團體的要求下希望於棲蘭山區成立馬告國家公園，但在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下，馬告國家公園的預算遭到凍結。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權益關係人採取不同的論述，並且在不同尺度中分別展現不同的影響力。主導棲蘭山地區森林生態系變遷的主要力量，以「國家政策」為主。「NGO」與「社區/地方」的行動者則多因應政策的變遷，而產生不同的環境認同，進而採取新的行動，並展現其影響力。在森林生態系變遷歷程中，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會採取對其最有利的論述。而今日「保育」此價值在此歷程中，成為不同行動者(或權益關係人)各自表述與定義的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