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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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龍崎的創生:臺南淺山惡地的政治生態發展案例(2022) 鄭又維; Cheng,Yu-Wei臺灣的地方創生政策肇始於2018年，龍崎也在2019年舉辨的空山祭席捲一場文創風，2021年經歷過垃圾掩埋場事件後，通過地質公園與自然保留區的成立，似乎創造龍崎新生之始，也引起本研究的動機。回顧臺灣鄉鎮發展，各階段各有差異。早期社區發展主為國家政策規畫與宣導，地方社區則為政策實踐者，以國家政策結構的由上而下引導，地方自主性有限。然此精神在1990年代文建會的社區營造政策下產生變化，更與1990年代政治生態變換、經濟轉型、公民意識與力量逐漸抬頭有所關聯，當政策引導社區由下至上的治理萌芽，創造民間的活力與創意、培養社區的自明性與認同追求，可說是社會轉向之始；其後的社區總體營造進一步擴展地方的多元作為。其後的農村再生、地方產業特色等政策，則影響鄉鎮產業特色發揮，近年的地方創生更是集由下而上精神於一身的綜合體，有利以政治生態學切入地方治理，俾利理解適地適性的地方發展。準此臺灣社區發展變遷的歷史借鏡，本研究藉行動者網絡理論概念，剖析龍崎在地方創生引導下的行動者的能動，並在能動性與關係網絡中，探索地方的共同目標與問題意識，以及差異能動者間如何達至協調；此關係網絡的穩定性與否以及如何建構，為龍崎創生成功與否的關鍵。龍崎惡地的農村特色，透過在地農產特色與具地景自明性的文創藝術結合的地方創生、過程與未來發展，回應地方創生如何善用在地的生態與環境內涵，使成適地適性的地方創生，是本研究探究的核心。關鍵字：地方創生、社區營造、政治生態學、行動者網絡、地質公園、空山祭。Item 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態度與公園的政治生態學分析(2009) 洪立三; HUNG, LI-SAN本研究以關渡自然公園為個案，透過質性與量化的方式，討論居民對於一個位於鄉村—都市交界帶的保護區之看法。本研究認為，關渡平原是一個鄉村—都市交界帶，關渡自然公園是一個地處交界帶的保護區。本文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在地居民人口統計特徵與對於公園看法之間的關連性，並特別凸顯居民的社區依附與環境態度與對公園看法之間的連結；在質性的部分，則是認為居民對於「資源」與「地方」的態度，影響到他們對於關渡地區，以及關渡平原脈絡下之自然公園的看法。 問卷調查結果，在地居民相當肯定自然公園的環境教育、保育、休閒功能，但對於公園帶來的經濟衝擊看法較為分歧。在公園經營管理方面，民眾並不認為社區組織是公園最佳管理單位，但認為公園的經營管理需要有在地居民的意見；公園與居民的互動也顯得較為缺乏，不少民眾並不曉得公園針對在地居民所實施的政策，特別是年輕族群。本研究也指出，在個人社經背景之外，環境態度與社區依附兩者也是影響居民對於保護區看法的重要屬性，在後續相關研究中，此兩項需要納入考量。 再者，透過訪談，本研究亦指出在地居民對於關渡自然公園的看法，受到他們對於「資源」(包括錢、生物多樣性資源、景觀資源) 與「地方」的看法所影響。首先，在資源的部分，若是從公園作為一種政治資源的角度來看，公園的存在影響到地方政治的運作，包括社區的領導人與公園的經營者、北市府之間，在金錢回饋上的認知不同，以及強化社區—公園關係所可能帶來的政績與選票考量。在生物多樣性資源的部分，紅樹林的議題與候鳥保護的議題都與生物多樣性定義的多元性有關，進而造成保育與資源利用之間的摩擦與衝突，而生物多樣性不同定義背後所代表的受益尺度，更是涉及尺度的社會建構議題。從景觀資源的角度而言，有別於傳統對於自然資源的製造，新進居民，以及宣傳關渡美景的住商，都是在「消費」關渡的美麗地景。再者，若從「地方」的角度來看，受到關渡自然環境吸引而來的新進居民，對於關渡的認同來自於當地的自然環境，關渡自然公園也被他們認為是關渡「自然」的一環；世居居民則是認為關渡自然公園保留了關渡平原過去的地景，或是一個回味幼時生活方式之處，兩群人對於公園的情感依附是不同的。Item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地理界線-二重疏洪道的政治生態學分析(2014) 李蕙琴都市水岸在後工業化都市面臨全球化及城市競爭的都市轉型過程中，已成為都市再發展的重要區位，二重疏洪道地區也在此一脈絡下，展現由「邊陲」翻轉為「核心」的可能性。政治生態學強調在地景生產中，社會和自然的不可分性，同時也強調尺度之間的關係，將有助於概念化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地景變遷歷程。本研究主要透過政治生態學的「環境議題與認同」分析視角，梳理政策、地景變遷、居民環境認同及行動之間的關係脈絡，並運用解釋鏈模式，以釐清尺度互動過程。藉此，重塑二重疏洪道地區的邊緣化歷程，以及經歷邊緣化後的再發展脈絡，並探討在此變遷歷程中所衍生的環境議題；同時，析論二重疏洪道的界線意涵，以及人與自然關係之演進。 在二重疏洪道尚未築起之前，農業地景下，人們實質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所劃出來的界線，包括：田梗、聚落、溪流、灌溉溝渠，代表的是人跟土地組織起來的方式，是農民安居樂業的領域；二重疏洪道的興建，象徵國家力量的進入，政府決策以「防洪」為主要論述，以堤防劃設了新的現代性邊界，也定義了「核心」與「邊陲」，在國家政策主導的過程當中，進一步導致二重疏洪道地區的環境退化與邊緣化。原有舊的邊界隨著舊地景抹去重寫，新舊邊界重疊交錯，但銘刻於舊居民身體記憶裡的地理界線仍舊存在，新地景無法覆蓋其對舊地景的記憶，高大的水泥堤防也不足以切斷其與堤防另一端的連結。然而，時隔30年後的今日，年輕一輩在生活上和記憶上的連結均已斷裂，舊的邊界也將逐漸被新邊界所取代。 而隨著政府論述由「防洪」的「劃界」策略轉為「親水」的「跨界」策略。居民與河岸的關係產生了改變，「大臺北都會公園」也成為空間競逐的場域，並衍生相關環境議題。近年來，在新北市政府的宜居發展論述之下，堤內、堤外大規模的地景改造，展現了政府及地產開發商對此地區的宜居想像，亦呈顯了地區繁榮的可能性，然而，在地居民卻仍有深刻的「邊陲之感」。由此可見，「看得見」的地理界線—堤防，雖阻隔了區域發展，也阻隔人與自然親近的機會，透過橋樑、越堤道等設施，尚容易跨越；但存在於居民身體記憶裡那道「看不見」的地理界線—邊陲之感，卻不見得能夠透過地景改造而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