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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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2019) 蔡雅薇; Tsai, Ya-Wei在女子受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日治時期，能夠穿著「高女制服」的學生即代表當時少數具備新知識、新教養的新女性，制服成為高等女學生最明顯的身分象徵。本論文主要目的在究明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女學校制服的變化，並找出高女制服之間的同質性或相異性，更進一步分析日本內地與臺灣本島女學生制服的關聯性，最後考察高女制服之意涵，以及對臺灣女子的象徵性及社會意義。 考慮各學校成立的緣由及時間，本文將日治時期成立的23所高女分成(1)1922年以前成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2) 1922年學制變更以臺灣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3) 1922年以後設立之初即共學的高等女學校(4)私立高等女學校等四類，分別說明各校制服變化的過程及特色。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1922年以前設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起初是穿著日式「和服搭配袴」的款式；而台灣人的學校則起初是傳統漢人服裝，後來變為「上著大襟衫、下著袴、或褶裙」，僅有臺灣人的獨特款式。1922年以後，各校制服皆開始洋服化，最後逐漸皆改為水手服樣式，而在領子、領帶處以不同數量的線條來代表學校。1939年因應戰爭形勢，臺灣總督府決議將高等女學校的制服統一為水手服。 1940年以後，基於軍事與勞務動員、躲避空襲等現實需要，女學生會穿著水手服上衣搭配方便活動的燈籠褲，由各校自行規定燈籠褲樣式。 日治時期台灣的高女制服，一方面受到日本內地高女制服的影響而變化，一方面亦有台灣本地的演變脈絡。本文釐清各校制服的樣式變化後，未來可做為博物館展示、影視戲劇的造型設計之重要參考依據。Item 失衡的森林：戰時體制下的太魯閣林業開發（1941-1945）(2012) 張雅綿; Chang, Ya-Mien木瓜山事業區北半部之太魯閣區，自古斤釜未入，1937年（昭和12年）底「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設立，使之受到更高規格的限制開發。日本領有臺灣以來，對於山林經營始終以國土保安為基本理念，因此在山林開發皆必須遵守植伐平衡的原則，以達到永續經營之目的，國立公的設置可視為山林保護理念之極致，也限制了山林的開發與利用，雖曾有人提議將國立公園地域區分為普通及特殊地域，而將普通地域妥善經營利用，達到保護與開發的最佳平衡，但官方始終未鬆動對國立公園內的保護限制。 1941年（昭和16年）設立的南邦林業株式會社，是集結全臺灣木材業者而成立的特殊會社，唯一任務是供給軍需用材，為政府服務的意味明顯，但其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及臺灣木材統制株式會社等具官方強烈意志國策及統制會社有所不同，會社營運不具特殊與強制力，向各地業者收購木材而供給軍部使用。南邦林業在成立之初，即開始向官方申請林木伐採事業地，其中尤以供給針葉樹材的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最為重要，然因該區域位於國立公園境內，加以地勢陡峭不易開發，縱使多次發文催促，仍卻苦候不得許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對於木材的需求日益高漲，但向來依賴的進口木材卻不易進口，1942年官方實施木材實施統制及配給工作，依照重要性配給木材；在配給木材的同時，官方亦致力於增產木材。在木材增產的壓力下，官方固守的植伐平衡守則逐步崩解，官、民營林場都無法維持既定的伐跡地造林原則，臺灣山林因戰爭需求快速消耗著。 在此窘迫的情形下，1943年（昭和18）年臺灣總督府批准南邦林業經營太魯閣大山事業地，此舉代表官方棄守山林保護政策的最後防線，此後臺灣森林伐採完全失衡，一切以戰爭供給而努力。南邦林業株式會社取得太魯閣大山事業地開發權之際，各項物資納入統制管理，人力、資材皆取得困難，然南邦林業卻能夠在1944年（昭和19年）進行運材系統架設工程，可見南邦林業開發太魯閣的特殊意義。縱使太魯閣大山事業地甫運出木材不久，即因日本戰敗而告中止，未能完成供給軍需的任務，但其在國立公園內的開發事業，亦代表著日本放棄統治臺灣以來，對森林經營採國土保安及植伐平衡為原則之永續經營理念的分水嶺，此後一切皆以軍事木材供給為最高原則。Item 「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2008) 陳慧先「度量衡」按字面上來解釋，度為量長短的標準，量為計體積的標準，衡為計輕重的標準，在傳統上指對長度、容量以及重量的測量。 目前台灣使用的度量衡單位中，留有許多歷史的痕跡，舉例來說「甲、坪到平方公尺」的出現，橫跨荷治時代到戰後，而民間所慣用的「台斤」，則是從日治時代留下來的。 戰後台灣，政府曾兩度強制推行公制度量衡，但時至今日，卻仍可見台式、英美式與公制度量衡三者混雜使用。然就台灣史來看，公制度量衡的推行，實際上早在日本統治下的1920年代即已展開。 本文的內容，將說明日治時期度量衡制度的推展歷程。分1895-1923年與1924-1945年兩階段論述，說明日本政府如何以「尺貫法」統一全台度量衡，並又是如何嘗試全面推行改採「米突制」(公制)度量衡。Item 日治時期學生跨地域旅行研究(2015) 孫嘉吟; Sun, Jia-Yin臺灣於1895年由日本統治後，引進新式教育體制，學生旅行的活動方式也隨之帶入。學生旅行的目的，主要在學生實踐課堂所學，透過參觀大城市、博物館、政府機關等，跳脫課本，以現實中的經驗來加深學習的效果，也訓練同儕分工合作、討論溝通的能力。此外，政府也會透過安排行程，以特定的地景加強學生對政府以及國家的認同。臺灣總督府透過各級學校安排學生在本島各地或是前往日本、中國等地旅行，除了讓學生不只在課堂中學習書本上的知識，希望學生能真實體驗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人地事物。 學生除台灣本島內的平地旅行外，在原住民統治較平穩之際，更是前往高山原住民部落旅行，感受不同的地理環境與文化。此外，臺灣學生也在政府安排下，踏出臺灣前往日本本土的旅行，參訪內地的各大都市觀看日本的繁榮，讓臺灣學生感受到日本的強大。反之，日本學生到臺灣，則希望他們看到的則是快速發展，逐漸日本化的社會。 此外，位在日本南進路線上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也含括在日本推動的旅行圈。日本政府在為了強化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實際影響力，積極企圖各種建設，設立學校，也提供中國東南沿海學校的學生到臺灣旅行的機會。透過行程的安排，使中國學生看到比家鄉還要進步的臺灣，也讓總督府藉機的展示其統治成果。這樣流動的跨地域旅行，透過學生旅行的實際感受，了解學生在不同地區旅行有何各別想法，又為何會有這些想法，以及這樣的跨地域旅行對他們是否有帶來影響，將是本文想要討論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