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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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時期臺灣酒專賣制度與清酒業者的經營之道──以近藤商會為中心的考察(2023) 林東昇; Lin, Tung-Sheng1895年，臺灣進入日治時期，隨著殖民政府建立，許多日本人敏銳地注意到往新領地開展的機會，而陸續來到臺灣。這些來臺日人享受各種臺灣總督府所給予的可見與不可見的特權，以及在臺日人的網絡，開展自身商業。本文主角的近藤家族即是在1895年來到臺灣，販售日人各類的日常生活食料品，逐步擴大其商業規模，並持續在臺發展，直到1945年因日本戰敗才離開臺灣。近藤家族的眾多營業項目之中，其清酒商品最具代表性，是商會獲利的主要來源。在臺灣總督府的酒專賣制度施行之前，近藤商會發揮商人手腕，考量整體清酒市場的波動以及未來發展，與釀造商協議、下訂單，將清酒商品運至臺灣。同時，為了賺得更多商業利益，近藤商會專心擴張在臺版圖，移入不同規格的清酒切合消費者需求，並以各種行銷手法提高商會和清酒的知名度。藉由上述經營模式，近藤商會取得了亮眼的清酒生意成績。不過，在酒專賣制度施行後，近藤商會調整了原先的商業模式，改為從事專賣局－近藤商會－清酒釀造商的三方貿易。於這次改變中，近藤商會被納入殖民制度的框架中，得到了一定的清酒貿易保障，但同時這個框架也成為商會經營與獲利上的限制。Item 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2021) 小池 拓人; Koike Takuhito本文從日治時期臺灣豬隻宰殺的歷史出發，從財政、屠宰法規、肉品流通、戰時統制四個層面來切入日本帝國體制下的臺灣豬隻，重新思考日本統治臺灣的殖民地特性。 1898年後藤新平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以臺灣財政獨立為目標，開拓新的稅源，屠宰稅被列為地方稅的稅目之一。臺灣總督府利用臺灣人好吃豬肉習慣，屠宰稅在地方財政上具有一定的意義。總督府主要透過兩個措施來增加屠宰稅收入。首先透過大量設置屠宰場地，並使其公營化，再創設比日本還嚴格的屠宰法制，來監督私下屠宰。除了確保食品安全之外，也使臺灣屠宰稅大幅成長。 臺灣總督府將豬隻視為一種稅源，對於豬隻相關傳統民俗採取舊慣溫存，促進臺灣人的養豬活動。隨著縱貫鐵路的發達，連接起豬隻生產地與消費地，形成新的肉豬運輸系統。1920年代以後，各市都設有「家畜市場」，除了實現豬肉供需平衡之外，也讓家畜仲介商與屠戶進行肉豬交易，避免豬農與消費者虧損的風險。 臺灣總督府1930年完成本島養豬改良事業後，豬農的飼養技術也提升，開始利用進口飼料。雖然中日戰爭後，進口飼料受到限制，臺灣島內的養豬業於1940年開始衰退，然而豬隻作為本島屠宰數量最多的家畜，臺灣總督府因此得以透過屠宰場，展開肉豬的收購之外，豬皮也成了民間皮革資源。 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以後藤新平創造的地方稅制度為起點，屠宰場成為肉品流通過程中捕豬的「網子」，日本統治者將臺灣豬隻利用為財政、肉品流通、戰時動員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