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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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The Heterotopic Agent in Chu T'ien-hsin's "The Old Capital"(英語學系, 2012-09-??) Chien-Hsin TsaiA number of heterotopias coexist in Taiwanese writer Chu T'ien-hsin's novella "The Old Capital": spaces of memory, reality, history; and here I analyze the female narrator in the story as a "heterotopic agent."Building on Michel Foucault's initial conceptualization of heterotopia as literature, I examine the agency of Chu's narrator in terms of the operation of walking, the act of seeing, and the art of remembering, which, I argue, mak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terotopic space possible. The purpose of my Foucauldian reading of "The Old Capital" is twofold. On the one hand, it seeks to reconceptualize "heterotopias" in relation to the human subject. On the other hand, it intends to cast a new light on the creative agency of Chu, substantiated in her attempt to rewrite the past, live the present, and realize the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topic agent," we may further entertain a creative hermeneutic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identity.Item 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的教學設計：文本互涉應用於英語為外語的教學實踐(2019) 李佳家; Lee, Chia-Chia本研究分析與歸納以英語為外語之學習者的學術英文引用行為，並以文本互涉為基礎，提出培養五大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的教學架構。本研究包含四項研究焦點：其一，探討大學英語學習者拼湊寫作(patchwriting)的程度，其二，分析學習者在引用技巧與策略上的學習成果，其三，深度了解學習者對於學習引用技巧之看法，其四，探討五大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與寫作品質的相關性。研究對象為修習學術英文導向課程的學士班學生，總計20名，英文程度為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B2-C1級。收集之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於學術英文寫作課堂的讀寫整合限時寫作、個人反思回饋記錄、以及半結構式訪談結果。在總計36小時之教學介入課程後，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拼湊寫作的現象漸進改善，五大學術英文寫作引用技巧，即資料挑選、引註、借用、資料連結、以及資料改編 (source adaptation)，均有顯著的學習成效，然而學生整體的引用技巧尚未達臻熟表現，其中引註、借用、以及資料改編三大技巧對學生而言尤為挑戰，這可能和學生在原文與個人觀點出處的區隔、字詞替換、句法結構、句義延伸、多篇文本的批判閱讀分析、以及呈現作者立場的掌握能力相關，然而學習者大多肯定自我的學習成效。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教學建議，主要包含善用文本互涉理念進行讀寫整合的支架式教學、深度觀察並重視學習者較不熟悉的引用技巧與策略、著重多篇閱讀文本的批判思考與討論、以及學習技巧比重的適性安排。Item 對話式批判性思考融入學術寫作教學之研究:大學學術英文情境中論證式文體之教學(2019) 楊岳龍; Yang, Yueh-Long本研究旨在探討將對話式批判性思考融入以英語為外語之台灣大學生學術寫作教學中的成效。具體而言，本研究以社會建構理論框架，綜合批判性思維模式和提問教學法，旨在探討實施對話式批判性思考對學生論證性文章的影響，以及學生對於對話式批評性思考的看法。本研究的參與者是台灣某大學語言中心的30名大學生。他們分為兩組：對話式批判性思考組（DCT）和傳統式教師反饋組（TTF）。本研究採用量化及質性混和研究法，收集的資料包括三篇論證文章及其根據兩個評量標準所獲得之評分，學生進行對話式批判性思考時所錄製的對話，對話式批判性思考問卷，及後續追蹤訪談和課室觀察記錄。量化分析包含對論證文章的分數進行統計顯著性之檢測，而質化分析包含將學生的文章、對話內容及訪談內容進行轉錄和編碼。經過一學期的對話式批判性思考訓練，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對話式批判性思考有效地提升台灣大學生論證性文章的品質及批判性思考能力。雖然在進行對話式批判性思考時，學生感到精疲力竭，但學生整體上對於對話式批判性思考維持積極態度。本研究依其結果對教學提出建議，包括教師宜使用理論架構來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且於教學時選擇學生熟悉的寫作主題，並在批判性思考過程中擔任協助之角色。Item 台灣政治人物電視專訪及立法院質詢中問句功能研究(2019) 林彥呈; Lin, Yen-Cheng本研究主要分析台灣政治人物訪談以及台灣立法院質詢兩種正式場合語境的中文問句使用情況，並提供其語境中問句的形式與功能的分佈及形式與功能之間的關係。另外，藉由探討兩種語境的情境特徵來解釋問句功能使用的分佈。就功能部分，本文採納Freed (1994)以及Chang (1997)的問句功能來分析訪談及質詢中的問句。 在語料方面，本文蒐集了八個台灣政治人物專訪節目以及八場台灣立法院質詢，其中專訪節目總共有511個問句，而立法院質詢中有420個問句，加總共有971個問句。並藉由正規化頻率(normalized frequency)的統計來呈現問句形式及功能分佈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在政治人物專訪中，偏好的問句形式包括語氣詞問句(SFP questions)、直述句問句(declarative questions)以及疑問詞問句(question-word questions)。在立法院質詢中，出現較多的問句形式包括語氣詞問句(SFP questions)、正反問句(A-not-A questions)以及疑問詞問句(question-word questions)。就功能分佈結果發現，外在事實範疇(external category)的功能在兩個語境中的出現頻率都是最高的，但是在政治人物專訪中，表達範疇(expressive category)的功能出現頻率有比較高的趨勢。以細部功能來說，在兩個語境中針對隱私、機密訊息的取得功能(elicitation of private information)同時佔最多數，其次多數為普遍存在事實的取得(elicitation of universal information)、釐清事實功能(clarification)、確認事實功能(confirmation)以及反問功能(rhetorical function)，其中佔多數的問句功能皆為標準問句(standard question)。此分佈結果也證實Ilie (1999)所指出的，標準問句越多，語境就越正式。 另外Biber及Conrad (2009)所提出的語境特徵(situational features)也充分解釋問句功能分佈情形。關鍵語境特徵包括背景(settings)、溝通目的(communicative purposes)、主題(topics)、對話參與者(participants)以及參與者之間的關係(relations among participants)。藉由上述結果可以推測，就以問句為主的語言特徵來說，政治人物專訪以及立法院質詢這兩種語境是類似的，但是也因為語境特徵的不同，導致分佈結果有些許不同，例如上述提到的，政治人物專訪中的表達範疇的問句功能(expressive category)略顯比立法院質詢多。另外也可以推測，情境的特徵也會影響問句功能的使用。Item 臺灣高中英文教科書「閱讀理解問題」與「課文相關討論問題」之分析研究(2019) 林恬忻; Lin, Tien-Hsin閱讀能力是語言能力之一，也是人們獲得知識的主要管道。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現行高中英文教科書中閱讀選文後的「閱讀理解問題」與「問題與討論」，是否已然符應108課程綱要的精神。針對閱讀理解問題，本研究以英語文綱要高中階段的「閱讀」的各項學習表現，逐一檢視「閱讀理解問題」。選文後的「問題與討論」，涵蓋閱讀後的延伸探討及思考能力的培養，與108課程綱要的素養精神貼近；因此，本研究以英語文綱要高中階段的核心素養，逐一檢視「問題與討論」所觸及的素養面向。 與學習表現有關題目的分析，顯示3-V-7, 3-V-8 and 3-V-10佔四個版本教科書的最大比例。3-V-13及 3-V-15分別佔第2及第3 大的比例。與項目3-V-14有關的題目則沒有出現在課本中。這結果顯示了基礎閱讀能力的培養仍舊是學校語言教育的主流。在核心素養方面，B1-S-U則是四個版本中的討論問題中最需使用的能力，C3-S-U及C1-S-U則分別佔第2及第3 大的比例，這顯示了語言教育仍舊重視學習者語言技巧的使用, 並能流暢及精確的傳達他們的想法。 最後本研究針對分析結果，提供教師，教科書編撰者及未來研究一些建議。Item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2019) 蔡雅薇; Tsai, Ya-Wei在女子受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日治時期，能夠穿著「高女制服」的學生即代表當時少數具備新知識、新教養的新女性，制服成為高等女學生最明顯的身分象徵。本論文主要目的在究明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女學校制服的變化，並找出高女制服之間的同質性或相異性，更進一步分析日本內地與臺灣本島女學生制服的關聯性，最後考察高女制服之意涵，以及對臺灣女子的象徵性及社會意義。 考慮各學校成立的緣由及時間，本文將日治時期成立的23所高女分成(1)1922年以前成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2) 1922年學制變更以臺灣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3) 1922年以後設立之初即共學的高等女學校(4)私立高等女學校等四類，分別說明各校制服變化的過程及特色。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1922年以前設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起初是穿著日式「和服搭配袴」的款式；而台灣人的學校則起初是傳統漢人服裝，後來變為「上著大襟衫、下著袴、或褶裙」，僅有臺灣人的獨特款式。1922年以後，各校制服皆開始洋服化，最後逐漸皆改為水手服樣式，而在領子、領帶處以不同數量的線條來代表學校。1939年因應戰爭形勢，臺灣總督府決議將高等女學校的制服統一為水手服。 1940年以後，基於軍事與勞務動員、躲避空襲等現實需要，女學生會穿著水手服上衣搭配方便活動的燈籠褲，由各校自行規定燈籠褲樣式。 日治時期台灣的高女制服，一方面受到日本內地高女制服的影響而變化，一方面亦有台灣本地的演變脈絡。本文釐清各校制服的樣式變化後，未來可做為博物館展示、影視戲劇的造型設計之重要參考依據。Item 1950年代「山地歌舞」之形成與發展(2019) 許慈芳; Hsu, Cih-Fang「山地歌舞」是一個廣為人知的詞彙，亦是臺灣原住民的象徵之一。然而，現今對「山地歌舞」歡愉、同樂的印象，在1950年代卻有著反共抗俄之愛國意識的特殊意義。戰後山地行政以「山地平地化」為方針，政府瞄準原住民喜好歌舞，遂選定「山地歌舞」進行改進，使之成為含有政宣、康樂功能，亦背負國語推行任務之表演藝術，並成為國民黨利用臺灣原住民來與對岸共產黨進行文藝競逐。國家控制下的「山地歌舞」，除了經過1952年的全面統一改進外，至1956年改為賺取觀光外匯之工具，讓「山地歌舞」在文明與原始間擺盪不定。單就1950年代期間，「山地歌舞」即經歷強大變動，改變了山地社會原有的傳統樣貌，年青人不再以身為「山胞」感到驕傲，而是拋棄傳統、加快平地化腳步，以融入一般社會為榮。 本文旨在還原1950年代「山地歌舞」形成之過程，同時呈現當時同為政治與經濟服務之雙軌樣貌，由此針對其成為一歷史詞彙來探究，試圖為1950年起至原運前之「山地歌舞」下一定義，使其在既統一又混雜之時期訂立框架，能與原運後注重個別部落、族群性格作區別。Item 傳唱與想像—戰後臺灣流行歌曲中的臺灣形象（1945-2016）(2019) 許仁瑋; Hsu,Ren-Wei本論文以戰後臺灣本地國、臺語流行歌曲中的臺灣形象作為研究主題，流行歌曲是大眾流行文化流露常民心聲的直接代言者，透過流行歌曲的創作與傳播作為反映與建構臺灣形象之媒介，流行歌曲藉由音樂旋律賦予情感的傳達，其渲染力、影響力更勝於其他報章媒體、文學作品的書寫。 戰後歷經戒嚴、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解嚴、政黨輪替，各個階段的臺灣流行歌曲創作者分別以反映國家社會現實及建構理想化的國家，來形塑不同階段的臺灣形象。 國、臺語流行歌曲從戰後初期到戒嚴，劃分出外省、本省，二種不同省籍的語言代表著流行歌曲市場的取向，國民政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國語為尊，打壓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等「方言」，國語流行歌曲取代臺語流行歌曲來主導臺灣流行歌曲市場，臺語流行歌曲在「弱勢」的狀態下，建構出以臺灣本島為主體的形象歌曲，力抗臺灣成為「一個中國」附屬下的復興基地。 本論文透過歌曲資料的蒐集、文獻回顧，分析歌名、歌詞中以「臺灣」為主題的作品，整理、分析出關於流行歌曲所建構出的臺灣形象，並探討臺灣形象被建構、形塑之背景、目的，盼能透過歌曲所傳達的精神，建構部分以「臺灣意識」作為主體性的目標。Item 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2019) 徐聖凱; Hsu, Sheng-Kai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執政者提供的官設休閒設施，包括公園、動物園、植物園、運動場、水泳場、兒童遊園地、海水浴場、森林公園等「公共休閒」設施與活動為對象，梳理公共休閒的設施與活動發展、背後執政者的休閒管理，和使用者的接觸與利用。並同時以公共休閒為中介，探討「休閒近代化」的論題。 於「公共休閒」討論上，利用地方和中央官廳相關出版品，盤點日治時期各地公共休閒設施的整體發展與設施概況，說明市內諸休閒設施之間存在一個「先集中在公園，再衍生出公園」的內在關係，以及休閒空間的實體相貌隨著時間環境不斷變化，不僅和今日不盡相似，設施的機能在不同時期存在階段性轉變，例如日治前期設施的教養機能（藉由休閒設施涵養培育某種生活方式、習慣和素養）、教化機能（政治、倫理上的價值觀灌輸）高於「提供休閒」之機能，反映出執政者「提供休閒」有其虛與實的兩面。及至1920年代休閒化發展下，各類型公共休閒設施走向樂園化，乃至於專業化、大型化，其休閒機能才被明顯凸出，迄1930年代，設施的休閒機能臻於戰前最為成熟的階段，使用者人數達最高峰。 日治時期未見明確的「休閒政策」，分析設施組成和官方陳述之設置緣由，反映執政者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製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之工具。若將同時期公共休閒以外的多種休閒娛樂管理一併納入觀察，將浮現執政者存在「防害」與「養成」的原則，一方面必須防範民眾因為閒暇遊樂造成國家社會之危害，同時重視民眾應養成合宜之休閒，進入戰時此一趨勢更加顯著。又公共休閒在殖民地異民族、異文化統治下亦具意義，其扮演了先容納多元文化，而後整合族群的社會文化整合角色。 執政者的休閒管理並不是一直線的放寬或緊縮，甚至有其面對島內外情勢而權宜變化的一面，進入戰時尤係如此。大致而言，1937年日中開戰後休閒管制明顯緊縮，1941年起有限度地放寬，1943年再進入緊縮，1945年終戰當年再度放寬。而即使是管制強化的時期，亦存在管制上的“誇示性”。此時公共休閒性質偏向體力向上之身體動員，以及戰時生活之精神振興，政治教化目的再次凌駕休閒機能。隨著公共場域管制加深，臺人娛樂有漸漸遠離公共場合、使休閒活動「地下化」之跡象，及至戰後初期重新回到公共休閒場所。 公共休閒設施的「使用者」，隨著族群、階級、性別、年齡、城鄉、教育背景等差異，在利用程度與實態上均有所不同。回溯使用者如何產生的過程，可說使用者及其需求很大一部份是在近代學校教育中被引導出來。而未受教育的一般民眾，主要透過統治階層所舉辦、開放民眾參與的社會性活動，以集體的方式接觸公共休閒。在臺人社會文化中，某些傳統事物或文化慣習有助臺人接受外來事物及統治階層舉辦的活動，但也有一些與公共休閒殊異之傳統性格，左右了民眾從事公共休閒之實際樣態，又在臺日人與臺人知識階層，亦各自扮演了引導臺民和休閒模範的角色。 於「休閒近代化」討論上，包括「休閒型態近代化」與「價值觀念近代化」兩者。關於價值觀念近代化，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勤有功，嬉無益」之禁欲觀念，提問為何在近代以來從事休閒活動可自然地被合理化，認為合理的休閒是一項有益活動，而不是奢侈或浪費時間？實際上，執政者在物質層次提供休閒設施，和價值層次賦予其意義——包括保健強身、知識教養、文明象徵與經濟機能，而使用者於遊樂目的外，亦以上述之實益面向合理化日常性休閒，可視為近代休閒心態轉向因素之一。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變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休閒活動本依附於歲時節日和宗教慶典，近代以來休閒活動逐漸以無涉習俗宗教的方式，成為重要之社會主產物，與此同時，時人身上的休閒活動也出現「脫去宗教」之現象。 關於休閒型態近代化，由於公共休閒設施幾乎是由西方傳入的新休閒方式，並搭配新生活方式而展開，所反映的即是休閒型態的近代轉化。由此而來的，公共休閒設施中的基本活動：散步、觀看、身體參與，於進入近代前後也呈現出某些細微變化。惟本文也不斷強調，無論是休閒型態近代化或價值觀念近代化，時人在日治時期的種種變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存在新舊折衷、舊新並存之現象。 最後，本文之所以選擇較大範圍進行研究，核心關懷在於日治時期「整體」之休閒娛樂發展，故盡可能地透過公共休閒（含括多種設施）所反映的「部分整體」，不斷趨近、勾勒理想上的整體近代休閒相貌。Item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海洋漁業調查試驗事業之研究（1895-1945）(2019) 陳德智; Chen, Te-Chih本文探討臺灣總督府海洋漁業調查試驗事業之經緯及其歷史意義。主要聚焦殖民統治體制下臺灣海洋漁業科學研究活動之典範和科學知識之建構。臺日水產政策、制度、行政組織等外部因素應加以釐清。研究指出臺灣沒有經歷明治舊漁業法，且有不同於日韓的臺灣漁業規則，顯示臺灣總督府推動漁業近代化之意志。臺灣水產行政組織之沿革則可見臺灣在試驗機構分立時期、統一水產試驗機構時期與日本國內之發展頗為相似。 研究典範和活動則側重探討臺日調查試驗內容及方法之比較和互動。1895-1899年是臺灣水產預測調查時期，係以地理學的水產調查方法進行，依序從事水產預測調查、水產博覽會、鹽田調查與水產事項調查。日治初期臺灣水產調查與日本具備相同特徵。1899年以後臺灣進入水產實地試驗時期，從水產實地試驗之開展，再到水產補助之轉折，呈現出臺灣日漸累積的海洋漁業知識。 1909年日本受北歐國際合作研究水產海洋學之影響，展開日本漁業基本調查，臺灣因鰹漁業聯絡試驗而加入，促使臺灣水產近代化。從農商務省水產局視察臺灣，到臺灣總督府凌海丸進行沿岸漁業調查，再到鰹漁業試驗之發展，可見近海漁業快速擴張之趨勢，最後透過1917年南洋漁業調查開啟遠洋漁業之端緒。臺灣深受日本聯絡試驗實施之影響，依序在1911年海洋漁業聯絡試驗、1918年海洋調查橫斷觀測聯絡試驗、1929年水產聯絡試驗與日本共同進行聯絡調查與試驗，深具帝國的同質性。1924年，臺灣自行實施海洋調查及漁業聯絡試驗，自成「中央—地方」體系是其特殊性，更於1929 年後在南方漁場負責鮪漁場調查、底曳網漁場調查成為特色。 臺灣漁業科學活動在1909年以後進入水產海洋學典範，漁海況論係以蒐集漁海況資料進行漁業預測，是當時最突出的科學活動。1929年後，水產資源論的研究方法日漸成熟，竟有學者認為漁海況論「缺乏科學的調查」，凸顯出漁業科學知識的「實相」。綜上所述，可知日治時期臺灣漁業科學發展有其內在邏輯，從地理學到水產海洋學，從漁海況論到南方水產資源論，形成獨特的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