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2
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News
Browse
170 results
Search Results
Item 重複朗讀練習對於臺灣國中生文法學習之影響研究(2018) 吳菀婷; Wu, Wan-Ting過去數十年來，臺灣英語教學課堂上文法教學始終扮演核心的角色。然而，當檢視學生在相關成就測驗上的表現時，卻發現使用傳統、明示教學的文法翻譯法似乎對提升文法的效果有限；因此近年來，漸漸有使用所謂的「隱性教學法」（即聚焦於其他能力面向的間接文法教學法）來加強學習者文法習得的趨勢。本研究旨在檢視重複朗讀練習間接提升文法學習之效果，同時並探究此方法對於不同英語學習成就者之成效。研究參與者共包含52位北台灣的國中學生，其中26人被隨機分派為實驗組接受朗讀練習，另外26人則是接受傳統紙筆練習的對照組。研究數據包含文法觀念的前測、後測以及課文朗讀流暢度的隨堂測驗，並以T檢定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比起傳統紙筆練習，重複朗讀練習更能幫助參與者，尤其是低學習成就學生，有效習得文法規則；可能原因為參與者對於句法分析與音韻的熟識，以及課堂投入程度的提升。冀望本研究能激發並鼓勵本地英語教師嘗試以其他教學法來增進學生文法能力。Item 清代至日治中期臺灣的龍眼貿易與商人團體(2016) 林俊宇; LiN, JYUN-YU本文旨在探討清代至1920年代臺灣龍眼貿易的發展，以及商人團體對於貿易的影響。 清初，臺灣龍眼的貿易尚未興起，交易的規模較為零星、鬆散，僅有臺灣府城內有在進行龍眼的買賣。十九世紀初，臺灣龍眼貿易的規模逐漸擴大，範圍擴展到島內其他地區，烘焙龍眼乾技術的引進，促使龍眼可以進行長途運輸，並開始向輸往島外，嘉慶年間收入版圖的噶瑪蘭地區，也有龍眼的買賣出現。至此島內、島外的貿易網絡已然成形，更促使臺灣第一個以從事龍眼貿易的商人團體福員郊的成立。清末隨著臺灣開港後，新興市場的出現，臺灣龍眼對外輸出量大增，貿易對象更從中國擴展至美洲，市場圈更為擴大。 1895年面對去留臺灣問題，清代時成立的福員郊，在日治初期解散。而最後選擇根留臺灣的龍眼商人，有別於清代組織的經營模式，此時龍眼商人多半擔任仲介商的角色，成為日後掌控龍眼貿易的主要成員。1915年起，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龍眼的輸出量大增，臺灣的龍眼商人意識到龍眼貿易景氣大好，而促使商業組織紛紛成立，包含原先清代的福員郊郊商重新聚集成立「嘉義福員郊」。1920年代，隨著戰爭的結束，原先的嘉義福員郊因應時局變化，重新改組「臺灣干龍眼同業組合」。Item 石垣島與臺灣的交流史 ～以交通往來的變遷為中心～(2015) 小西久雄; Konishi Hisao八重山群島的主島石垣島，與沖繩本島的那霸相距411公里；距離九州鹿兒島則有1019公里；至於日本「中心」的東京，則與石垣島距離1952公里。另一方面，石垣島僅距臺灣宜蘭縣蘇澳鎮236公里 。較之日本「周邊」的沖繩本島，石垣島的地理位置更可說是「邊境」。比起縣政府所在地的那霸，石垣島與臺灣的距離無庸置疑地近上許多。雖然僅僅相隔236公里，兩地的語言、建築物樣式、物價、流行、商品、街道的氣氛、居住的人們等等，全都大相逕庭。 儘管現在與那國島和臺灣之間有條國境界線劃開彼此，但是在戰前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時代，這個地區其實沒有國境問題。在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石垣島與臺灣之間在戰前已經存有的交流、住民們對彼此的認識，戰後出現的國境線究竟為兩個地區的斷絕帶來何種變化？更進一步地來說，石垣島、以及臺灣方面，如何改善此種「斷絕」關係，中斷的交流如何復活。本論文以這些問題意識為主軸，透過雙方來往的交通變遷，探討雙方對於彼此所求為何？交流目的究竟為何？為何彼此的交流有其必要性等議題。 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論述石垣島與臺灣之間交通往來的歷史。因為於1896年、開設連結八重山與臺灣之間的所謂沖臺航路，此一輪船航線促使石垣島的人們脫離傳統封閉的村落社會，前往「新天地」的臺灣，造成移民或勞動人口流動的結果，還有為舊有的村落社會帶來外來刺激與流動性，並成為開拓外在視野的契機。尤其是戰前形成的以臺灣為中心、石垣島為衛星離島的生活經濟圈，論文著眼於如此狀況之下雙方的頻繁交流與自由往來的例子。 第三章以1990年代為中心，主要從經濟方面向觀察石垣島與臺灣的關係。長年以來，在中國與臺灣的政治對立背景之下，因為臺灣與中國之間無法直航轉而停靠石垣島港口的貨船數量增加，石垣島曾經呈現一片熱鬧的景象，石垣島也事實上間接默默支撐著上海的發展與臺灣的經濟關係。以「post香港」這個問題意識為開端，臺灣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作為運往中國物流的最重要的中繼據點──香港的替代，而雀屏選中石垣島的過程。對臺灣而言，石垣島與臺灣的直航開航是為了維持臺灣與中國的經濟交流，對石垣島的投資環境加以整備，也有發展為中繼基地的轉型期的意味。 第四章，由觀光面向捕捉石垣島與臺灣的關係。造訪石垣島的臺灣觀光客逐年增加，但是對多數臺灣人而言，造訪石垣島的動機是因為「很近的日本」，並將石垣島視為日本某地的理解。雖然石垣島也有傲視世界的蔚藍海洋的觀光資源，但是對於觀光景點石垣島的印象，並未跨越國境與臺灣共有的狀況、而探討在日本這個國民國家框架中被消化。石垣島如何面對日本這個國民國家的制約，如何在觀光戰略中找到活路，此亦繫乎於石垣島與臺灣的友好交流的基礎之上的相互理解。 第五章以前述四章的研究為基礎，總結論文結論和往後的課題。Item 《民報》與戰後初期的臺灣(2003) 黃淑英《民報》是戰後臺灣最早創刊的報紙，二二八事件後被查封，計發行一年五個月。該報是由一群具有政治、文化運動背景的臺籍人士共同經營，是最具民間輿論色彩的報紙。其秉持傳統的「民報精神」，不但銜接了臺灣文化協會時期知識分子辦報的餘續，亦為臺灣戰後「為人民利益奮鬥的十字軍」。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在政治體制上實行行政長官公署制，給臺人帶來不愉快之感的，便是中樞對臺灣並不是用與其他省份同等之眼光來看待。經濟上維持特殊的統制政策。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相伴而生，糧食問題、物價飛漲，因而引起社會的不安。面對暴動隨時可能發生的局面，《民報》基於維護人民利益的理念，究竟如何對應？其言論內涵為何？有無侷限？以上乃是本文的研究動機。 本文的研究方法，一方面運用內容分析法研究傳播媒體的內容，對報紙形態、人事組織、營運發展及篇章內容等進行分析。另一方面，仍以歷史研究法為主，對史料做考證、分析、歸納綜合與排比，探討戰後初期的臺灣政經社會文化。 本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四章。首先，探討《民報》的創辦與經營。該報屬「文人論政」式的報紙，當成是關心國事、抒發政治理念的管道；而政府對其種種管制，又成為反映當時政治局勢最佳的佐證。本文即透過新聞消息、社論內容的分析，以瞭解該報對戰後初期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項狀況的反應。其次，探討《民報》與二二八事件。究明該報在事件前後的角色，以及二二八事件對臺灣報業之衝擊。最後為「結論」。《民報》深知過去臺灣人運用媒體進行政治社會運動的歷史，因此政治與新聞媒體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的問題。後來，報紙雖然被查封停刊，但是該報在面對政府的施政失策、經濟崩潰與社會危機，充分發揮「社會木鐸」的媒體功能，達成反映民情、針砭社會亂象之目標，以及督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進步，這一點才是其值得保存的重要理由。Item 清中期臺灣糧價變動及其因素試析（1738-1850）(2006) 謝美娥; Hsieh, Mei-e本文定位為清代臺灣糧價史的基礎研究，包括不同糧價史料的整建、檢驗糧價史料的可靠性、建立糧價時間數列、進行時間數列分析，以及解釋糧價變動；為利用現今最重要的糧價史料——清代糧價清單上的價格數據，取自王業鍵編的「清代糧價資料庫」和「抄檔」——所做的研究。 以往清代臺灣糧價史研究的不足在於：（1）糧價史料利用不充分，尤其是糧價清單的運用；（2）長期而言，糧價究竟是上升或下降，沒有清楚解決；（3）對糧價長期變動的因素，缺乏具體的解釋、驗證。這種情形實是基礎研究缺乏。所謂基礎研究，是指運用可靠而完整的糧價史料，檢測糧價數據，據此建立一個糧價時間數列，再以此數列分析價格的各種變動，並且對糧價何以如此變動，尋求合理的解釋因素。本文以臺灣史學界向來感到陌生的「新」糧價史料——王業鍵編的「清代糧價資料庫」和「抄檔」兩個資料庫為主，試圖解決以上三項「老」問題。 筆者從資料庫取得「臺灣府」六個糧價數列，經過可靠性評估後，以中米數列一七三八至一八五○年做為分析斷限；並依其升降變動，區分為上升期（1738-1838）、下降期（1839-1850）兩個時期。 其次，針對這兩個時期的糧價長期變動趨勢進行解釋，就耕地、人口、糧食運輸及貨幣四個因素加以考察。結果證實：1. 在糧價上升期（1738-1838），糧價波動較受糧食流通與貨幣因素的影響。雖然此時期耕地增加漸落後於人口增加，但人口因素對此期糧價上升的作用並不強烈，因為臺地仍有大量糧食輸出（十八世紀中晚期約輸出米100萬石），可知糧食輸出量的增加所起的作用大於人口與耕地。另外，此期由於官方事務的運作（財政、軍餉）和臺地對外貿易興盛，銀兩和銀元流入增加，與糧價逐步緩緩上升趨勢相同，故貨幣因素可解釋糧價的上升。2. 在糧價下降期（1839-1850），糧價波動明顯受貨幣因素所左右。此時期糧食仍然有輸出，惟數量趨減，與糧價下降趨勢一致，表示糧食輸出量對此時期糧價下降的影響較微；而且此期的人口為增加，也不能解釋糧價趨低現象，故只有貨幣因素最能解釋，因為銀價在這十一年間趨貴，使得糧價水平反而趨降。可以這麼說，本文釐清了四種因素在不同階段對臺灣糧價數列的影響程度，也進一步證實：從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期，糧食流通（輸出量）與貨幣因素對糧價長期變動趨勢的作用，遠比人口和耕地因素為大。Item 臺灣觀光地景的建構與意涵(2014) 盧建成; Jian-Cheng Lu觀光景點呈現的景觀絕非隨機，或是渾然天成，觀光地區的景觀及意象，是自然與人為力量合作產生，也是社會文化主流意識凝聚一地的展現。因此，透過景點的分析，可以探討其背後的社會與文化的意涵。本研究採取新文化地理學的角度，不但將地景視為一套象徵符號的表意系統，亦將觀光地景視為文化地景的一環。利用各時代官方選定的風景為主要的研究素材，從景點的地理空間分布為起點，加上各景點在該時代的詮釋與觀光活動，定義其觀光地景的建構。主要的研究目的，就在探討自清代以來，歷代政府在臺灣選擇與建構的風景，所反映出臺灣社會對於這塊土地的態度，乃至於在不同政權下治臺理念的演變歷程。 透過不同時代觀光地景的解讀，顯示出清代的臺灣是北京朝廷遙遠的邊疆；日治時期從東京來的總督，希望將臺灣打造成日本的南國之境；戰後戒嚴時期，臺灣是繼承南京政府的中國正統；直到解嚴之後才製造出屬於臺灣本島的風景。 解讀各時代的觀光地景，可以見到風景的選擇與建構，確實可以反映出各時代台灣社會，對於臺灣這塊島嶼的經營態度。Item 政治及經濟因素對美國西北航空公司東亞航線網絡之影響(2014) 延欣智; Hsin-chih Yen美國西北航空曾於1947年至2010年間飛行美國至東亞地區之航線，並於此建立相當大的航線網絡。西北航空於1950年起經營臺灣航線，但是臺灣並不在西北航空原先的航線網絡計畫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北航空於東亞的航線網絡長期受到美國及東亞各國之間複雜的政治、軍事、外交及經濟等因素影響。因此，本研究試圖分析上述因素如何影響西北航空於東亞的航線網絡，並且探討臺灣於西北航空航線網絡中之角色。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因素影響西北航空的航線網絡。自1940年代至1960年代間，受到多起戰爭及圍堵共產勢力的影響，可將其歸類為政治及軍事之因素。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則受到國際情勢的改變，可將之歸類為外交之因素。1980年代後，由於全球航空業逐漸自由化，使得航空公司在決策上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因此，經濟因素逐漸成為最主要的影響因子。上述結果，有助於瞭解外籍航空公司於東亞地區的發展。至於臺灣於西北航空航線網絡之角色，主要受到臺灣航線長期獲利效益不高，同時更受到臺灣航空業者的強烈競爭，使得臺灣一直並非西北航空的重點發展地區，但是為了保持西北航空於亞洲航線網絡分布的完整性，臺灣對西北航空而言仍為一個重要的市場。Item 臺灣極端氣溫之季節潛在可預報度評估和氣候暖化的影響(地理學系, 2018-11-??) 翁叔平; Shu-PingWeng對季節氣候預測而言，每天的天氣變化是一種干擾，必須儘可能濾掉其影響。本研究提議用一種數值方法可鬆弛掉對季節內天氣噪動常用的假設，進而或可提高季節的潛在可預報度(SeasonalPotentialPredictability;SPP)。提議的方法首先被應用於台灣百年長度，去掉線性趨勢的測站月平均地表最高溫（Tmax）和最低溫（Tmin）。不必然需要假設為線性或定常才能模擬的天氣噪動的月平均變異量，以及其在月與月之間的相關係數，一旦放掉通用的定常假設或註記為非零值(假若相隔在一個月或以上的話，比如介於1月和3月)，則數值解和直接使用日資料所得到的估計值之間的一致性，與簡化方程下的解析解相比，將會好得很多。Tmax的SPP估計值，除了冬季略低之外，其他季節都較高。Tmin的SPP估計值則是在秋冬兩季略低﹔但春夏較高。Tmax和Tmin的總體平均的SPP估計值(47.6%)約與解析解相當（46.2％），但兩者在個別測站和不同季節呈現有明顯差異。新方法被用到線性趨勢保留的原氣溫序列以便檢查氣候暖化對SPP的影響。結果顯示暖化的上升趨勢和增加的SPP間的一致性，Tmin明顯高於Tmax。平均而言，夏季（冬季）Tmin的SPP可達86.3％（66.8％），比原先去掉線性趨勢得到的SPP高出22.7％（20.3％）。其四季總體平均的SPP估計達75.0％，與去掉線性趨勢後相比，增加了27.4％。相反地，保留線性趨勢的Tmax其SPP的總體平均值(48.5%)則與先去掉線性趨勢後估計的SPP值，約略相等。不分季節的迴歸結果顯示，暖化效率，定義為改變的SPP（保留線性趨勢減去去掉線性趨勢）與季節平均測站極端氣溫序列的線性斜率，Tmin（Tmax）每百年增加1.0℃時，SPP大約增加16％（2％）。確實地，氣候暖化對於極端氣溫的SPP，尤其是Tmin，是外在的來源。Item 日治時期臺灣「細菌檢查」處所發展初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3-12-??) 沈佳姍; Chia-San Shen19世紀後半葉顯微鏡、細菌理論和實驗室的興起和盛行，是一個全球交互影響的過程。此時正值清末和日本治臺時期。各先行研究已多論述細菌學知識在日治臺灣下的應用與推展，但對專門檢驗機構成立與分布的認識不多，而此也是衡量近代衛生、評量細菌學在一地區發展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本文即是研究日治臺灣時期定制式公立細菌檢驗機構的建立過程，論述細菌檢查機構在臺灣的建置時地與特色、使之產生或發生變化的原因，以及從專門機構建置質量的角度呈現細菌學在臺灣的拓展歷程。結果發現，臺灣在1900年前後，已在臺北、基隆、臺中、嘉義等處，因海港檢疫、首都、防疫等原因而設立細菌檢驗室；集中在大臺北地區，業務與防治鼠疫密切相關。1910和1920年代，細菌檢查室所再興起一波改制、建設或擴大規模潮。到1920年代中期前，臺灣西部五州均已設置細菌檢查室所，其中臺北州的規模最大。影響此發展的主因，包括歐洲戰爭後的臺日地方行政制度修改、地方自主權力提升、各種跨國性疫情發生、日本內地的傳染病預防法調整以及頒告廳府縣衛生職員制。1930年代後，細菌檢查室所的建設集中在高雄和東部的宜花東。故從區域來看，細菌檢查單位在臺灣的設置是以北臺灣為重，而後再擴及南臺灣和東臺灣；1930年代前已普及於臺灣東西南北各地。其間，細菌檢驗員有多面向的移動任職或交流，加速了專業技術和知識的流通。建置地點常有官廳等建物內的衛生部兼含細菌檢查室／所與海港檢疫所，甚至再兼藥物或瘧疾檢驗室等等的空間共用和機構群聚現象。Item 從「巴丹文化圈」到「帝國版圖圈」的蘭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6-12-??) 田騏嘉; Chi-chia Tien目前有關蘭嶼、Tao的學術研究多以人類學、民族學等為主流，時間斷限則以二戰後（1945年以後）為主，歷史學、1945年以前的研究則相對缺乏。另一方面，自日治時期起已有學者提出蘭嶼Tao與巴丹島Ivatan關係密切的證據，至近年來隨著兩地交流愈趨頻繁，回溯或建構跨境族群的區域研究亦漸興盛。職是之故，本文欲從另一角度探討原與巴丹島交流頻繁的蘭嶼，如何轉變為現今對於蘭嶼隸屬臺灣的普遍認知。自大航海時代展開後，各國探險家順著黑潮「發現」臺灣及蘭嶼，直至荷西時期開始出現「征討」Tao的文獻紀錄，接續的政權－清帝國對蘭嶼則僅止於有名無實的統治，直至1805年日本接收臺灣，蘭嶼才正式成為日本帝國統治下附屬於臺灣的島嶼。此外，Tao是以口傳傳承歷史與經驗的族群，然而自文字發明以來，歷史書寫多掌控在握有文字與權力的族群手中，因此本文嘗試使用Tao的口傳神話及來自外族的文獻紀錄，如《熱蘭遮城日誌》、《巴達維亞城日記》、清代方志、西方探險家遊記與研究、日治時期相關研究及各時期地圖等，建構文化與語言和巴丹島Ivatan相似，本不屬於臺灣的蘭嶼及Tao，如何從「巴丹文化圈」被劃入「帝國版圖圈」，進而成為「臺灣」一部分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