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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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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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泰國電台叩應節目主持人與來電者「偽親密」關係的建立(2024) CHUNWISITTIKIT, Ramonpawee; CHUNWISITTIKIT, Ramonpawee在許多媒體節目中「偽親密/裝熟關係」（O'Keeffe 2006）可透過使用代詞、稱謂以及名字等語言元素構建。本研究以泰國電台叩應節目《Put Talk Put Toh》為例，探討（一）泰語電台主持人與來電者的互動中，如何利用泰語中的「非禮貌稱謂」（例如：代詞使用和/或貶義頭銜）來作為建立「偽親密/裝熟關係」的策略。（二）在來電者是未知的情況下，偽親密/裝熟關係關係是如何形成的。二）在來電者是未知的情況下，偽親密/裝熟關係關係是如何形成的。本研究所採語料共計75段叩應對話，總長3562 分鐘，內容以提供生活諮詢為主，平均每名來電者時長15分鐘。研究結果發現，泰語非禮貌稱呼用語的主要功能是減低主持人與來電者之間的不對稱關係，且他們更傾向於將自己視為來電者的朋友，而非以電台工作者的專業給出建議或警告。在觀眾來電尋求諮詢時，非禮貌代詞及稱呼語的使用，使主持人得以積極的與來電者溝通交流，達到規勸、嘲弄、立場表明及警告等目的，並迅速建立了「偽親密/裝熟」的關係。Item Item 宋代道學士人的政治行動 (1085-1140)(2024) 柯韋帆; KO, Wei-Fan「道學」是宋代興起的特殊思想體系，當中的士人思想家關注著修身成聖的學理目的，同時也在宋代「崇儒」的政治背景中，得到朝廷吸納並參與進政治之中。重要的道學士人程顥，最初曾在熙寧入朝為官時，嘗試將道學與政治聯繫，積極闡發如何利用道學學理之思維，看待並處理政治問題，以達成「王道」的理想，然而卻因與在朝主持變法的王安石不合，程顥於變法開始後不久便遭罷逐，退居洛陽講學十餘年。待其弟程頤於元祐時受到薦引入朝，他改變了政治論述方式，拒絕讓自身的「道學」配合「政治」，選擇嚴格恪守自身所悟出的「道學」修身法和師道觀念，展開政治活動。在此時期，二程及其門人都沒有生產出適用於現實政治的「道學」論述和理想，這導致道學士人無法藉由「學」相互聯繫結成群體，而是各自依附當時朝內的有力人物；程頤強硬的在政治上套用「道學」規則，與現實政治脫節並和傳統尊卑秩序衝突，導致了他的罷免，道學也被認為是不適用於朝廷政治的學說。 隨著政治傾向轉變，變法派在朝中得勢，他們將道學視為反變法的學術，對道學立場及由此而生的風險有所關注，並在朝廷與社會中禁絕，即便遁入地方講學的道學士人，也因此受到管制和打擊，再一次擴大了「道學」與「政治」間的距離。在北宋末徽、欽二帝時，道學士人楊時意外的選擇參政，因受政敵之請薦，其名節在身後受到廣泛的質疑，但對於「道學思想」與「政治」的關係，楊時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因著對王安石的持續批判和反省，楊時注意著「政治」與「學」的聯繫，至其參政之後，他承接起自熙寧初程顥以來斷絕之道學適應政治的嘗試，藉由改變「道學語言」的詮釋，將原用於修身工夫的詞語，也用來呼應政治事功；此外，楊時將原本學術內部的爭端，藉其政治職位，提升到政治場域中，讓道學群體找到面對政治問題的道學視角和捍衛道學學統的方式。隨著楊時學派在往後政壇的盛行，其政治立場及那道學與政治相融的論述策略，也得到傳承和延續。 南宋之趙鼎、胡安國在朝薦引了大量道學士人，讓道學在政治上擁有相當的實力，也產生了許多群體性的行動。首先在當時許多奔競投機之士，欲透過模仿道學的作風和語言來推進仕途，這受到道學士人群體的關注，陳淵、張九成等屢屢非議之，認為這傷害了道學的學統傳承和純粹性，胡安國則將之抬升到政治場域中，請求朝廷利用政治力量，藉奉祀道學人物、刊刻道學書籍，以維護道學學統的純正性；另一面，道學在政治傾向上堅決主戰，這讓他們急於否定各種可能偏向和議的作為，立場彈性的缺乏，導致當秦檜—高宗主和國是一成，道學士人便紛紛因此遭到罷黜。 道學士人從草創的嘗試，中途的衰弱之後，漸漸掌握了在政治場域中活動的方式，藉由擴大對「道學語言」的詮釋、在政治上公開表達道學的立場、活用政治的手段保衛「學」的統系、或是在政治上結成群體推進自身的目標，都讓「道學」與「政治」的聯繫更加深化，而對此過程的深入觀察，不僅作為理解後來歷史發展的基礎，也能提供探討「學」與「政」不同的視角，並發覺個人在二者之間的動態關係。Item 記我鄉邦：葉春及(1532-1595)與嶺南方志的纂修(2022) 賴庭光; Lai, Ting-Kuang本文主要探討嶺南士人葉春及參與修纂的方志，首先簡述葉春及的生平與仕宦經歷，其次，討論每部志書的成書背景、經過，透過志書內容發掘晚明地方社會的百態，進而探析廣東地方書寫潮流，以及方志文本反映的地方意識。葉春及（1532-1595），字化甫，號絅齋，原籍廣東惠州府歸善縣。葉春及先後擔任教諭、知縣等職，在福建惠安任官期間頗有建樹，著有《惠安政書》，後調任為知州，卻因疾未能赴任，被朝廷削職為民，返回故里後，長期隱居於羅浮山，建書齋名為「石洞」，從事著述與講學，深受地方士人敬重。葉春及於萬曆中期迎來起復機會，後官至戶部郎中，但未久便因疾卒於京師。鄉居期間，葉春及最為重要的貢獻是參與《順德縣志》、《永安縣志》、《肇慶府志》的修纂。葉氏在官員邀請下參與《順德縣志》，透過志書可以觀察珠江三角地區的社會、經濟的變化，以及嶺南學派等在地菁英之間的學宦網絡。《永安縣志》為葉春及的鄉邦之志，葉氏為了保存家鄉的歷史，著重書寫嘉靖末年嶺東盜亂造成的地方動盪，全志篇幅雖不長，然而輿圖等篇目仍俱有可觀。在兩廣總督等官員的支持下，葉春及擔任《肇慶府志》的主纂，內容主要著重在劃疆分邑後的秩序變動，以及瑤亂等少數族群問題。這幾部由葉春及輯纂的方志，編修時間正值廣東社會變遷最為激烈，時局相對動盪的時代，葉氏修志的目的便是傳遞其未竟的政治理想。自明中葉以降，廣東士人試圖建立文化正統，相繼投入地方文獻編寫，葉春及似受到這股潮流影響，除了編纂家鄉的方志，亦積極參與外地的志書編修，葉氏筆下的地方社會，因其認同感的差異，而有親疏遠近之別，整體而言，他有著廣東、惠州兩種不同範圍的地方認同，而前者的情感表現得更為強烈，文化方面傾慕於陳獻章等嶺學名儒，加上他的交遊廣闊，遊歷範圍不僅限於惠州，可能無形中淡化了與原鄉的關係。葉春及在保存鄉邦文獻方面雖貢獻良多，卻未被時人視為其主要事功，一直到了清代，葉春及編修方志的事蹟才受到關注，葉氏的名聲雖不及同時代的嶺南士人，經由本文討論可以得知，他編修的方志堪稱其畢生心力的精華，透過討論葉春及輯纂的方志，能從中理解晚明的時代特色，以及地方社會的諸多面向。Item 清中期的駐防旗人家族：以西安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經營為例(2023) 黃品欣; Huang, Pin-Hsin本文以正紅旗滿洲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為中心，透過分梳家族人口、入仕途徑、婚姻關係、人際網絡、家族成員的仕宦活動等面向，探討哈達瓜爾佳氏家族如何在清中期逐步向上流動，又採取何種經營策略來維繫家勢。正紅旗滿洲哈達瓜爾佳氏是一駐防旗人家族，始祖尼雅濟布於關外時期投歸努爾哈齊，入關以後居住京師，第三代在三藩之亂時奉派移駐西安，是為家族駐防西安之始。家族前三代成員並無顯要事蹟，第四代額思圖積累不少財富，得以供給子弟讀書，開啟家族成員向上流動的契機。第五代成員考取科舉後踏入仕途，而長子阿炳安在乾隆初年遭到參劾的一起貪污案件帶來家中劇變，卻也透過此案，揭示出家族在西安駐防時期的經營之道。第五代中則以吳達善官至陝甘總督最為顯要，部分族人得以憑藉其故遷居京師，因此獲得更多仕宦機會。哈達瓜爾佳氏家族成員經由科舉、繙譯科考、捐納等方式躋身仕途，任官者眾。第六代雅德、玉德與圖薩布，皆在乾隆、嘉慶年間任封疆大吏。第七代成員在時局動盪的道、咸年間，有宣力邊疆者，有任職中央者；怡良在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時皆擔負重任，桂良則在咸豐朝升至大學士，也涉入統治集團間的權力鬥爭。隨著族人仕宦成就提升，家族的婚姻圈也逐漸擴大，而姻親雖能在官場上互相幫襯，也有共同犯錯獲罪的風險。哈達瓜爾佳氏家族的崛起，揭示了駐防旗人家族的能動性，呈現出由地方到中央的發展特色，而族人的仕宦表現，又與家族經濟能力息息相關。Item 影視教材在日治臺灣史的教學運用：以紀錄片《跳舞時代》為例(2023) 戴雅婷; Dai, Ya-Ting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一般被簡化成兩個階段，一個是臺灣人武力抗日，遭受鎮壓屠殺；一個是日治末期的戰爭狀態、軍國主義、皇民化運動，這兩者合起來便是日治臺灣的歷史。但日治時期卻是臺灣由傳統進展到現代社會的關鍵時代，且有許多改變都與現在日常生活習習習相關。 本文以《跳舞時代》作為影視教材，在國民中學七年級進行日治臺灣史教學運用，讓學生瞭解日治時期帶來很多西方流行文化與觀點。筆者先分析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對於發行臺灣流行歌的重要性，以及日治時期社會文化與女性地位的轉變，將歷史紀錄片設計成影視教材，得出的研究成果是學生一方面在日治時期總督府改良臺灣傳統文化的陋習，建立許多現代化制度的觀念有加深、加廣的認識；一方面學生能比較出日治時期與清領時期文化變遷的異同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提升自己的歷史思維。Item 從天道到心性--張栻思想研究(2022) 王柏森; Wang, Po-Sen本研究旨在透過天道、心性與工夫，全面性研究張張栻思想內容，以期全面性了解其思想後，藉此明白其思想系統。本研究從宋代切入，透過宋代儒學思潮著手，透過了解其當代背景，藉此更深入明白張栻的學術與思想。由於南宋學術基本上接續北宋而來，故先分析北宋儒學興起之因開始談起。由於宋學的發生原因牽涉到多方多面，實難以三言兩語道盡，因此本文透過政治、思想與書院教育三方面，進行簡易的說明宋學得以興盛之因。之後則從張栻生平著手，對於其成長背景、求學經過、仕官經歷與諸儒交遊等進行深刻地認識，對於其從學父親、師事胡宏、書院講學、學術交流與官場活動等進行了解。其後就其學術淵源與治學偏好進行討論。 張栻的天道思想一章，一共包含三部分，分別是太極、天理與道器。關於太極論的部分，探討了其對無極與太極關係的看法、與太極為萬物生化根源、如何參與陰陽動靜。最後探討張栻如何藉由理一萬殊的發揮，使太極賦予了其他範疇，拓展了太極論的解釋。在討論張栻論及天理時，先探討了太極與理的關係，除此之外，本節亦探討了張栻理的內涵與特徵，並與朱熹論理互相參照，認為朱熹時常以理來詮釋天道創生，且更為深刻，而張栻本人則無此類興趣。本章最後一節為探討張栻論道與器。筆者以為，雖然張栻無明確指出太極即道，但從太極表述為道，在張栻思想系統中是可行的。關於道與器，張栻認為道與器有形上形下之別，卻又強調道與器不相離，是以道與器並非異體，但出於重視形下世界的原因，張栻又認為器先而道後，道必須藉由器方能實行，而道內具於器之中。因此張栻強調道器須並觀。本研究的第四章，則探討張栻對心性的體會與工夫。在討論性的部分，筆者首先探討了性在其思想體系中的地位。其後探討張栻如何透過太極「理一萬殊」之理論，造成氣稟各異，得以解釋惡的可能。因此張栻肯定復性、復善之功，是以其強調學習與教育的重要性，最後則探討本善之性的具體表現。在討論張栻對心的部分，則先探討了心在其思想系統中的地位。張栻之心之所以具有本體意義，在於其強調「天、心、性」為一，心與理一。最後則討論張栻「心為仁」的部分，張栻認為「虛明知覺的心」能夠體認、以應萬物，進而認識萬物背後之理，推道至極，心便能「萬善可備」，此處之心便是仁。最後一節則探討張栻的認識與工夫修養論。本章主要分為兩部分，「格物致知」與「察識涵養」兩部分來討論。在「格物致知」的部分，先探討張載與程頤對知吾固有內容的看法，進而與張栻對照。張栻之知具有先驗性，包含了「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的內容，張栻除了在物上求格外，心上亦須講格，透過這兩條路徑進行工夫便能明白天理，與其他宋儒不盡相同。最後則討論其「察識涵養」的認知修養工夫，一開始張栻所重視的乃是「察識端倪」，從已發後的應對處著手。其後經過一番思索改變想法，認為「察識涵養」並重，二者乃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並透過而「持敬主一」的工夫具體操作。Item 《水滸傳》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別意義(2022) 葉秀薇; Yeh, Hsiu-Wei《水滸傳》最早產生於民間口語創作，許多零散的「水滸」故事經過民間長期孕育，反覆加工，最後再由作者有系統地收集、整理傳說與話本，並加以修改而形成《水滸傳》這部巨著，故從《水滸傳》可看到當時社會變動的情形與在傳統父權社會思維下兩性之性別關係與差異。對於兩性地位的觀念，在水滸世界中並沒有脫離傳統父權社會以來所建構出來的想法，在這裡所描述的女性形象多半較為遜色與負面。有的同化於好漢群體之中與男性同夥作戰，表現強悍與鬥爭的性格；有的逾越已婚的身份而做出背叛夫婿的出軌行為，追求自我情欲的滿足；有的依附權勢、透過卑劣不義的手段來構陷水滸英雄，這些女性與男性的糾葛、衝突不斷地出現在這本男性所創作出來的文本當中，最後大多數的女性角色不是被犧牲就是被邊緣化，故本論文擬從「性別文化」的角度，來探究小說作品如何以男性的眼光創作出他們所期待的女性人物形象，以及在以男性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之下所形成的兩性關係與兩性互動，以便進一步了解文學作品裡所被曲解的女性，希望能藉此對《水滸傳》的解讀方式，又可多些詮釋的面向。Item 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治制度之研究(1895-1945)(2022) 末武美佐; Suetake, Misa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治網之構築及其調整作為問題意識，主要探討家畜防治政策和制度、進口家畜檢疫實施及其變遷、家畜疫病防治與獸醫、家畜疫病防治實況等課題。初步探討之結果，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治政策可以1927年為分水嶺，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施行臺灣獸疫預防規則，建立臺灣家畜疫病防治制度；後期與日本國內接軌，施行家畜傳染病預防法，調整並強化臺灣家畜疫病防治制度。關於進口家畜檢疫，1896-1911年，以中國豬為主要檢疫對象，成立臺灣家畜保險株式會社協助檢疫，成功防遏病毒入侵，日本進口家畜必要時實施檢疫。1912-1926年，以日本為主、中國為輔進口生豬，1920年指定中國為有病地而嚴格檢疫。1927-1945年分別由臺北州、高雄州港務部實施家畜檢疫，戰爭期間因貿易的變化，檢疫工作由隔離和檢查改變為以消毒為主。關於家畜疫病防治與獸醫，日治初年家畜疫病防治主要是警察的業務。臺灣總督府鑑於臺灣獸醫嚴重不足，1906年起農事試驗場農事講習生增設獸醫講習生，開啟臺灣獸醫培育之序幕；迄至1911年修業年限6個月，偏重實習和日語課程，畢業生65人，出路相當多元，僅約半數符合該科設立之目的；1911-1922年修業3年，畢業後可免試取得獸醫證書，畢業生112人，大多任職官公廳、畜牛保健組合、農會，或開業，負責地方家畜疫病之防治工作。1921年臺灣總督府建立「防疫獸醫」制度，派駐在各州廳，扮演家畜疫病防治領導、協調、整合的角色。就家畜疫病防治實況觀之，前期陸地防疫主力為牛疫，先採隔離撲殺並用方針，後採一律撲殺方針。防疫措施除了消毒、隔離、阻斷交通、施打血清等措施之外，先後於疫區設置臨時獸畜檢疫部、農牛共濟組合等，尤其是1912年起在各地設立畜牛保健組合，展開畜牛防治及救濟事業，1920年終於撲滅牛疫。1927年起配合獎勵養豬政策，各州廳致力於豬霍亂防治工作，1937年成立畜產會，以會費和動員會員從事防疫、教化及救濟事業，日治末年感染率明顯降低。整體而言，日治時期臺灣家畜疫病防遏制度之特色，乃是總督府在各地成立畜牛保健組合、畜產會等統制色彩濃厚的「自治團體」，向畜主徵收會費充當防疫經費，動員畜主從事家畜傳染病之防遏，並建立緊密的獸醫網，積極展開防治措施、教化活動及充分救濟等工作。Item 從《末世薔薇》看帝俄白軍將領高爾察克─兼論影視文本在國中歷史教育上的運用(2021) 朱逸寧; Chu, Yi-Ning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內戰迄今已滿百年，這場撕裂俄羅斯人民的內戰，讓眾多俄羅斯人離散到亞洲、歐洲。相關白軍將領的歷史評價至今仍爭議不斷。本研究利用2008年上映的傳記電影《末世薔薇》，探討白軍將領高爾察克的歷史評價，因政治氛圍影響下的轉變，並以英雄色彩激起俄羅斯人民心中的「復興祖國」。此外，藉由此影視文本設計國中歷史教學課程，引導國中學生理解歷史人物評價，往往受到許多政治、民族主義等因素的影響。並激發國中生以「多元的角度」，理解與包容歷史人物，在時代的巨變與局限下做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