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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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立於民國44年，歷經50餘年的銳意發展，目前設有國文、英文、歷史、地理、臺文等5個學系、翻譯和臺灣史2個獨立所，以及全球華人寫作中心和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除臺史所僅設碩士班，其餘6個系所均設有碩、博士班；目前專兼任教師近250人，學生約2500餘人。
本院早期以培養優秀中學國文、英文、歷史和地理教師為鵠的，臺灣中學語文和史地教育的實踐與成功，本院提供不可磨滅的貢獻。近年來，本院隨師範體系轉型而調整發展方向，除維持中學師資培育的優勢外，也積極朝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等面向前進。目前，本院各系所師培生的教師檢定通過率平均在95%以上；非師培生在文化、傳播、文學、應用史學及環境災害、地理資訊系統等領域發展，也已卓然有成。
本院各系所教師的研究能量極為豐富，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相當活躍。根據論文數量、引用次數等指標所作的學術力評比，本院居人文領域全國第2名。各系所之間，無論是教師的教學與研究，或學生的生活與學習，都能相輔相成、榮辱與共，彼此渾然一體，足堪「為師、為範」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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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感覺，感官，與超諸人類的：維吉尼亞．吳爾芙的倫理式美學(2022) 王怡惠; Wang, Yi-Hui本論文主要在探討維吉尼亞．吳爾芙作品中的「倫理式美學」。吳爾芙作為一個對社會議題敏銳的現代主義者，一直以來，她作品的特色不只彰顯在創新的寫作手法上，更在於對他/牠/它者的道德關懷。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透過關注吳爾芙筆下角色的感官和知覺經驗，並且將這些視為「物件」來看待；我們將可以更清楚明瞭在現代社會中，現代性的議題以及人物的感官知覺與社會環境的交互影響。另外，更重要的是，這些「物件」可以提供讀者倫理的視角，進而去重新思索和定義自我與他人、主體與客體、人類與非人之間的關係。本論文第一章著重於處理現代主義脈絡中，真實與再現的議題。本章主張吳爾芙式的現代主義美學，是基於對現代性來臨的反思與反應。第二章則將真實與再現的議題擴展到倫理的層面，並以此將吳爾芙的倫理與當代理論連結而進行對話。本章建構了本論文的理論框架，認為吳爾芙藉由描寫人物的感官與知覺，表達她對邊緣化群體的倫理關注。接續的三章則為文本分析；著重在解讀人物感覺和感官的物件性。第三章探討了《戴維洛夫人》中的視覺及聽覺感官經驗，說明了吳爾芙如何利用此物件性來掙脫國族主義的桎梏。第四章則是比較《燈塔行》和《幕間》兩本小說。本章主張透過視覺及聽覺的描寫，吳爾芙利用這些物件性來抵抗單一文化及一元性的價值觀。最後的第五章則探討了《一隻叫活力的狗》中的嗅覺；並主張這些嗅覺的物件性能夠模糊化人類與非人的界線性。本論文透過關注吳爾芙作品中人類的感覺和感官的物件性，試圖將現代主義之中的美學和倫理立場連結起來；我並將其稱為「倫理式美學」。我希冀能在現代主義相關的研究中證明：吳爾芙並非如所被批評般的擁抱菁英主義。事實上吳爾芙一直以來都不遺餘力地在她的著作中，展現了對邊緣化和脆危群體的道德責任。關鍵字: 倫理、美學、感覺、感官、物件、感知、真實、再現、吳爾芙Item Untitled(英語學系, 2019-03-??) Ching-ying HsuSitu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Lacan, Badiou, and Joyce, this essay interpretsJoyce’s modern version of “Penelope” as a sinthomatic writing, finding thisfemale countersign to be problematic by way of an ethical evaluation of thesinthome as a (singularized) sexual relation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Joyce’sbelief in his sinthome. Firstly, I fully acknowledge the merit of sinthomaticeroticism as a repairment of the non- existence of sexual relation in its capacityof maintaini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on-existence of the Other and ofauthoring and forging one’s own sexual rapport through the self-inventedsavoir-faire of one’s jouissance. Molly as Bloom’s sinthome-partner isindispensable in offering 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inter)sinthomatic eroticism. However, upon closer scrutiny, the merits of thisversion of eroticism appear quite limited, for Joyce’s conservative presentationstays near to the cultural symptoms of his time, and, moreover, Joyce’s beliefin his sinthome functions similarly with normal neurotics’ symptoms and lackstruly intersubjective reciprocity. Secondly, my ethical reading takes account ofthe productive tension between “sinthomatic eroticism” and love. I invoke bothLacan’s idea of love as “compensation” of the non-existence of sexualrelationship, and (beyond Lacan) Badiou’s work on love as a way of creativelycarving out what I term “the ethical space of love” as a space (not entirelydisengaged from but) distinct from the psychoanalytic domain of sexual desiresor eros. By doing so, I explore the relatively uncharted ground of thetheorization of true love.Item 「如見其揮運之時」——書法臨摹的他者問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21-12-??) 林俊臣; LIN, CHUN-CHEN本文旨在探討書法臨摹活動所隱含的思想內涵。書法臨摹活動本身即建立在自我如何向他者學習之互動關係之上，然而當前此崇尚創造精神為主的趨勢之下，對於傳統臨摹裡亦步亦趨地學習碑帖，屈從他者而侷限個人之創造性，既保守又不具開創性；然而古代書論裡，普遍認為臨摹既是繼承古典，又要在繼承中完成自我之更新，所形成之開創性弔詭。因此，本文於這兩種創造性觀點所產生的張力下，透過莊子思想觸及之技藝工夫，探討臨摹的他者（碑帖）與臨摹主體間的拮抗關係，以及自我他者化等過程，如何成為主體內的先在社會性（sociality），進而與當代探討他者倫理的學術資源：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霍耐特（Axel Honneth）之承認理論、孟柯（Christoph Menke）的幽闇美學等交織對話，確立書法臨摹活動於當代學術裡的意義。Item Untitled(英語學系, 2020-03-??) Kai-su WuMichael Ondaatje’s The English Patient (1992) has been celebrated for itsdramatic scenario tying together themes of espionage, nationalism andtraumatic lov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Seeking to extend the novel’smost commonly explored topics regarding the problem of Western humanismand the characters’ troubled identities, this article offers an ethical examinationof it. It brings Ondaatje’s novel into a dialogue with Levinas’s response to thedead end of humanistic enterprise in the West, by critically drawing on the threewriters’ discussion of face, patience, and eros as conduits through which aremoval of ontological aggrandizement of the self is envisioned. Derrida’scriticism of Carl Schmitt, on the other hand, helps direct Levinas’s thread ofthought toward a more contextualized interrogation of the friend/enemydualism in wartime, during which the other is separated only to be assimilated.For Ondaatje, registering his characters’ affective mobility of identity in transitinvites readers to contemplate the long-held self-sustaining system in the West.Delving into the approaching death faced by Almásy and Katharine, Ondaatjeconsiders the act of mourning as a gesture marking a specific manner of bearingresponsibility—a form of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s that goes beyondexistentialist accounts of intersubjectivity. This consideration of the act ofmourning is shared by Levinas and Derrida, relating as it does to the ways inwhich they regard mourning as a reflection of time in patience and as an ethicalreaction to the aggressive practices of homogenization that results from theself’s one-wa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ther.Item 倫理與恐怖: 寰宇小說與九一一(2013) 張懿仁; Yi-Jen Chang九一一恐怖攻擊是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中最獨特和具標誌性的事件，因為此事件為人類最深層的恐懼定調。九月十一日這個日期無疑地標誌了我們在認知層面深陷於恐懼和安全，危機和秩序，敵人與朋友等概念的戀物般地崇拜。隨著九一一事件，一個「我們／他們」，「朋友／敵人」的分際不斷地被用以構築公共情感、國際結盟和認同的座標。我們能瞭解九一一事件對全球人類帶來的創傷，但我們也必須警覺到這個創傷被挪用為合法化美國為鞏固其全球霸權而發動的反恐戰爭的理想托辭。 本論文以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為出發點，欲探討是否仍有別於主流「我們／他們」論述的其他可能。本文的關懷在於討論這個對於九一一事件的非主流的回應如何自寰宇論述、生命政治論述、全球化理論、邊界與移動的論述以及性別與種族論述的重重對話中產生。本論文據此試圖爬梳出一個能跨越國家邊界且能涵蓋當代人類經驗的回應。我認為寰宇論述內在的政治承諾與倫理責任的深刻意涵能夠使我們抽離受限於國家邊界的個別經驗而以全人類作為理解九一一事件的參照點，生產出我們對九一一事件的非主流回應，免於被收編於一個霸權式的大論述中而抹除了個體的獨特單一性的微觀論述。藉由寰宇論述及其倫理意涵的批判視角作為方法論，本文認為Ian McEwan的 《星期六（Saturday）》，Joseph O’Neill的 《荷蘭 （Netherland）》 與Mohsin Hamid的《拉合爾茶館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不能因其書寫者之國籍簡約歸類為當代英國小說，美國小說或南亞裔小說，也不能因其書寫內容關乎九一一恐怖攻擊此一「全球」事件而將之歸類為世界文學。本文認為這些小說作家自身及筆下人物背景呈現的多國連結的複雜性及對九一一事件之回應揉合了他者的再現與批判應被定義為寰宇小說。本文先就寰宇小說之關懷對象與再現策略定調，進而藉由重思德希達的aporetic hospitality和對他者的責任的概念與全球危機和美國霸權間的對話以分析小說中所再現九一一事件中被妖魔化的他者來討論寰宇論述與實踐如何真正公平對待全球危機與恐怖威脅下的真正「受害者」。Item 史伯丁．葛瑞、安娜．德維爾．史密斯與艾瑞克．伯格森等三位單人獨白劇中的表演策略(2007) 張嘉怡; Philip Chang本論文藉由班雅明(Benjamin)的「歷史概念」(history)、列維納斯（Levinas）的「他者的倫理責任」（ethi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ther）與利普茲(Lipsitz)「相對記憶」(counter-memory)的概念探討史伯丁．葛瑞(Spalding Gray)，安娜．德維爾．史密斯(Anna Deavere Smith)與艾瑞克．柏格森(Eric Bogosian)等三位美國劇場界中單人獨白劇裡的表演策略。此一探究表演策略主要是分析三位表演者如何運用外在的模仿，例如肢體動作、言談模式、服裝與聲調等，再現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此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是指於主流社會中被排擠至社會邊緣不具任何發聲機會的邊緣人。由於三者的作品，不論是在內容與形式上，均承襲由30至60年代發展出的紀錄劇場(documentary theater)。因此，第一章除了追溯紀錄劇場的歷史背景外，亦探討其對史伯丁．葛瑞、安娜．德維爾．史密斯與艾瑞克．柏格森等人於創作上的影響。此外，筆者亦彙整評論家對此三位表演者的批評，並點出批評者於分析三位表演者作品時的盲點。 第二章著墨於史伯丁．葛瑞的《泳至高棉》(Swimming to Cambodia)與《盒中怪物》(Monster in a Box)二齣劇中如何藉由敘述與表演策略(narration and performance strategies)學習歷史真相過程中如何呈現劇中所謂社會/政治他者(social/political Other)。兩部作品均是以主人翁葛瑞敘述他自己的記憶(memory)為主軸。這些社會/政治他者是指《泳至高棉》劇中主人翁葛瑞於泰國拍戲時，所遇到在越南戰爭中存活下來的高棉人與泰國當地人。藉由與這些人的接觸，劇中人葛瑞得之關於高棉的歷史、美軍介入越戰的經過與美軍秘密轟炸高棉的活動。過程中，劇中人葛瑞了解到歷史真相的殘酷。《盒中怪物》則是描述主人翁葛瑞於尼加拉瓜為電影公司找尋拍攝題材時，經由與當地人接觸而得知美軍介入尼加拉瓜內政過程中，如何凌虐當地戰犯的歷史。 第三章探討安娜．德維爾．史密斯之《曙光:洛杉磯，1992》(Twilight: Los Angeles，1992)與《鏡中火》(Fires in the Mirror)二劇中史密斯如何運用她的受訪者的話語為其二劇的素材。除了探究史密斯如何以劇作者與表演者此二身分客觀地挪用訪談者的話語呈現他者之外，本章亦分析史密斯如何藉由模仿其受訪者的肢體與語言來呈現這些受訪者。《曙光:洛杉磯，1992》與《鏡中火》二劇均紀錄人們對於種族暴動後的想法與態度的作品。前者是紀錄於1992年發生於洛杉磯的暴動，導火線是一支為新聞媒體播放錄到白人警察毆打黑人的影帶；由於事後白人警察被宣判無罪而引起暴動。為了解造成暴動真正的原因，史密斯訪問了與此一事件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人的想法。《鏡中火》則是一齣關於1991年發生在紐約黑人區暴動的作品。原由是猶太人駕駛闖紅燈導致一位黑人男童死亡與一位黑人女童嚴重受傷。數小時後，一群年輕黑人於街角刺死一位來自澳洲的猶太人。暴動於焉產生。如同《曙光:洛杉磯，1992》，此一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史密斯所訪問的人。 第四章討論艾瑞克．柏格森的《性、毒品、搖滾樂》(Sex, Drugs, Rock& Roll)與《歡樂屋》(Funhouse)兩劇中柏格森如何經由模仿所謂社會／文化他者(social/cultural Other)的肢體與話語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各眾生相之生活百態。《性、毒品、搖滾樂》紀錄了九零年代人們對於性、毒品與搖滾樂的態度；藉由此一態度與社會低下階層人物的描繪柏格森批判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例如毒品氾濫、性濫交、勞工剝削與犯罪問題。《歡樂屋》一劇則可被視為《性、毒品、搖滾樂》一劇的雛型，此一作品的重心在於描繪資本主義中上層與下層社會裡人們的生活百態，包含勢力的商人、流浪漢、假博愛主義者與失意的藝術家。如同葛瑞與史密斯的表演策略，柏格森的策略亦是模擬這些現實生活中人的語言、體態、行為舉止與聲調。 第五章除了指出三位表演者於呈現劇中社會／政治／文化他者時無意識地將這些他者化約為語言，肢體與外表的元素之外，筆者亦探討「自我」（self）如何壓抑「他者」（the Other）的發聲，而「他者」又如何在壓抑、被動中尋得發聲的機會，展現與「自我」的不同。這種獨白往往因為政治意識或其他的意識形態而剪裁、選擇，甚或編纂了自己原先所經歷的事物，導致無法原始地呈現出歷史事件與切斷了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與人與自然等四面向於共時以及歷史的關聯性。所謂他者的生存境遇，是指他者在人與人，社會與自然等方面獲得的整體性認識和體驗。可以從共時性地解釋生存境遇與戲劇語言的關係，從理論上分析他者境遇是引起戲劇語言發生變化的主要動力；與歷時性地描述戲劇語言的變化，在實踐中核對總和考察他者境遇對戲劇語言的影響。因此，社會性（social context）與歷史性（historical context）時為探討他者再現(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時必須考量的面向，而不能只專注於作品本身忽略當下的政治與社會情境，以避免如同葛瑞、史密斯與柏格森等人，於探討他者再現時所可能面臨的盲點。Item 語言為倫理中的他者: 唐‧迪立羅的三部曲(2007) 張期敏; Chi-min Chang中文摘要 本論文旨要就迪立羅的三本小說: 《名字》(1982), 《白色雜音》(1985)和《毛II》(1991)探討語言在後現代中如何扮演他者的角色， 首先以列維納斯的倫理架構作為檢視的主軸，強調語言和一個不可化約的他者的關係，再審視唐‧迪立羅對語言的觀察如何呼應列維納斯倫理中所強調的感官性，使不再拘泥於文字聲音的呈現， 而以身體感官的感受作為和他者對話的首要機制。 語言為他者的討論共分為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探討《名字》中感官和環境的深層對話，再與語言文字原本的神秘性相呼應，列維納斯的斷時性(diachrony)則被用來說明他者的捉摸不定及無法比較性，同時也顯示自我的絕對被動性。第二個部份以《白色雜音》中所呈現的死亡概念為主軸， 進一步討論直接和間接的身體語言， 直接的身體語言敘述自我對死亡不停歇的恐懼， 再加上科技對生活影響的觀察，產生一種間接的身體語言，將自我的無助描寫得更加透徹，自我不僅沒有任何主導權且一步步地被他者化(Othered)。第三個面向是對影像語言的探討，其呼應的是後現代中影像已取代語言文字成為更強勢語言的狀況， 但迪立羅有著不同於列維納斯的寫作企圖: 雖然同在一個突顯他著不可化約及不可統整的前提下， 自我似乎不只被質疑且幾乎消融殆盡，但迪立羅卻在倫理關係的耙梳中看到探討自我的必要，以列維納斯對他者的責任及回應概念出發， 證實自我的可能性如何一次一次出現在對他者的回應中，而這些新的可能性並非只是隨機的結果， 而是自我獨特性的顯現，其中蘊含了複雜的自我解讀， 證實了自我在回應他者的同時，仍存有某種自主性及自由。 李歐塔的異教徒的語言遊戲及事件的時間概念(event) 也被用來闡釋自我對他者的回應如何在倫理關係中被激發出來，也就是倫理關係中的自我並非單一面向。 整個倫理關係的探討回應到後現代最棘手的人文論述:在如此的倫理關係解讀中，自我的可能性及獨特性如何重新定義後現代中的人本主義(humanism) 和產生另一種對話的可能。Item 檔案書寫：麥可‧翁達傑《分離》的倫理研究(2011) 陳煒婷; Wei-ting Chen《分離》可視為麥可‧翁達傑寫作上的轉折。不同於以往關注政治及身分認同的議題，翁達傑在這本小說著重人與人之間的隱私及親密關係。著迷藝術表現的可能性及正史未說的部分，翁達傑慣於挑戰寫作的傳統及僭越未知的歷史。本文將就翁達傑的寫作風格及主題來探究《分離》中甚少被談及的倫理面向。築基於德希達的「檔案熱」(archive fever) 及列維那斯的倫理思維，筆者意欲解析小說女主角─安娜如何透過檔案書寫來回應他者的呼喚並以此轉移個人的創傷經驗。 第一章論及人們對過去的迷戀及現代身分認同政治。筆者援引德希達的「檔案熱」，企圖檢視安娜對史料的狂熱與她創傷經驗及身分危機之間的關係。第二章的討論側重於安娜尋找歷史中被消音他者的過程。本章的理論架構倚重理查‧福爾摩斯(Richard Holmes) 與蘿拉‧馬庫絲(Laura Marcus) 的論述。筆者認為透過寫作，安娜與其寫作對象之間產生了立即性及互為影響的力量。在這過程，安娜不只為歷史他者留下紀錄；相反的，他者也將喚醒安娜壓抑的過去。然而，唯有透過寫作，安娜才能間接地面對與檢視她與家人之間斷裂的關係。第三章的探討重點為檔案書寫的倫理觀。筆者挪用列維那斯的倫理論述探究安娜如何藉由回應他者的呼喚面對並了解過去的創傷。此外，透過書寫，安娜得以重新思索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並建立新的倫理主體。 關鍵字：麥可‧翁達傑、德希達、檔案熱、檔案書寫、書寫他者、列維那斯、 倫理、創傷主體、《分離》Item 與《大地之子》共享血日殘輝： 論滿洲國餘者之生命政治與倫理(2015) 張琇雯; Chang Hsiu-wen本文以二戰時被遺忘的受害者—滿洲國的殘餘日本人為研究中心。透過理解生命政治的作用，以期傳達出更積極地護衛不同生命型態的必要性。此有助於我們開拓一種對他者的倫理關懷—並非是建立在國家體制下，而是建立在與他者共在的基礎上。從此出發去重省歷史創傷、戰爭責任以及對餘生的思索。 本文分為三章。第一章以滿洲國初期日本青年滿懷憧憬加入開拓團到1945年戰敗的難民經驗為背景。主要藉由傅柯與阿甘本對主權和生命/死亡政治的探討來說明主權如何介入及棄置生命。一方面，傅柯對新治理術的觀察可解釋滿洲國的動員何以在不被反抗的情境下吸納所需的勞力。為了維持生產力，人口、疾病和死亡等的掌控實乃刻不容緩。另一方面，阿甘本例外狀態等的討論能帶出政治棄民行為和難民創傷之後的證言倫理思考。第二章接續阿甘本的例外狀態去闡述見證的(不)可能性，證言中必然的空闕之處顯然是政治操作造成且無法彌補的一環。理解結構上的不可能性之後，進而去探討山崎豐子的小說《大地之子》見證的可能。主角松本勝男所體現的難民經驗、國家機器宰制下的多重創傷和恥辱說明歷史的傷口並不會瘉合，但餘者的生命故事正在透過這個傷口期求注視。在滿洲國餘者逐年凋零的世代，閱讀化為使我們遇見他者的岸礁。第三章討論對他者的責任，亦即一種發自內心去對現有體制劃分的懸置。小說中，松本的救贖經驗顯示：倫理關懷不應該是形成特定群體的生命政治目標，而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敞開、互通的網絡上。最後，從當代主導記憶深遠的媒體反思滿洲國餘者成為被遺忘的受害者的原因及相關倫理問題。Item 柯慈小說中的書寫倫理：文學潛能與書寫責任(2016) 楊承豪; Yang, Cheng-Hao本論文探討南非小說家柯慈小說中的書寫倫理。在閱讀柯慈的作品時，大多數批評家將書寫和倫理視為二個獨立的概念，認為柯慈的作品具有倫理的面向是因為其作品討論了倫理議題。本論文批判此概念的謬誤。柯慈的書寫本身即是倫理的展現：文學無法被固化而具有重塑現實觀的潛能，而倫理挑戰我們重新思考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二者緊密結合。第一章透過閱讀《壞年頭日誌》討論文學的潛能如何去本體化。此文本特殊的結構──每頁分為三層並有三段的不同敘述同時進行──使其成為幾乎無法（以正常方式）閱讀的文本，然而此特殊的寫作結構揭露所有系統的“彷如”狀態 (the “as-if”)。第二章處理書寫責任的問題。責任應被理解成德希達所談的絕對責任。我將閱讀《聖彼得堡的文豪》和《伊莉莎白．卡斯特洛》二個文本，討論柯慈的書寫如何回應他者。第三章探討在《鐵器年代》中柯慈如何書寫無法言說和再現的受苦經驗。然而柯慈並不將受苦視為屬於他者的問題，受苦是全人類共有的經驗，受苦促使我們重新思索自我與他者的倫理關係。最後一章討論《耶穌的童年》中的記憶倫理問題。對柯慈來說，書寫本身就是見證，書寫的倫理性根植於見證歷史中被遺忘的他者和被遺忘的記憶。新的國家建立在和歷史的決裂，記憶歷史卻成為遺忘歷史。此文本促使我們思考，在處理歷史記憶時，是否能不被制式化和實證的價值標準所匡限，而能夠看到記憶最獨一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