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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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設置於民國35年,招收國文系及國文專修科學生各一班。48年國文系增為兩班,50年增為三班,60年增為四班,至今不變。國文專修科則時辦時停,今已停辦。

民國47年,開辦夜間部,招收四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師資專修班1班。50年招收六年制(含實習一年)國文系學生。52年又改招五年制國文系學生,逐年增班,至60年每年級各4班,共20班,直至67年全校夜間部奉令停止招收高中畢業生為止。

又自53年起,接受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委託,代辦國文專修科1班,至63年,擴充為4班。64年起改為四年制國文系,招收2班。66年停止招生,69年7月,完全停辦。

研究所設置於民國45年,招收碩士班學生5名,其後名額遞增。46年設置博士班。4年後第一位博士生羅錦堂先生獲文學博士學位。是為國內所培養的第一位文學博士。

80年,國文系與國文研究所合併為一,統由系主任主持全系事務。合併之前,歷任系主任為張同光先生、何容先生、高鴻縉先生、潘重規先生、程發軔先生、李曰剛先生、周何先生、李鍌先生、黃錦鋐先生。歷任所長為高明先生、林尹先生。合併以後歷任系主任為王熙元先生、邱燮友先生、賴明德先生、蔡宗陽先生、傅武光先生、陳麗桂女士、王開府先生、顏瑞芳先生、高秋鳳女士、鍾宗憲先生,現為許俊雅女士。

本系自104學年度起學士班縮減為3班,目前學士班一至四年級各3班,共12班,學生523人。碩士班各年級共112人,博士班各年級共72人。進修部設有國文教學碩士班,分夜間班及暑期班,另有在職國文碩士專班,共177人。總計全系學生共884人。另設國文輔系及雙主修共2班112人,不計在內。

教職員工部分,講師以上專任教師42人(教授29人,副教授9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2人),助教8人,工友1人。兼任教師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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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沈《書集傳》二帝三王之心研究
    (2021) 林偉傑; LIM WEI KEAT
    本文以蔡沈《書集傳》「二帝三王之心」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因為《書集傳》是宋代《尚書》學非常重要之著作。這一部著作繼承了朱熹的注經風格以及義理思想,不但以義理解經,同時亦保留了傳統注疏和過去的解釋。然而在傳統注解義理發揮上,蔡沈採取了獨特的原則作為其解經的核心標準,而這一核心即是——二帝三王之心。因此,本文分為四個主題探究。 第一個部分旨在探討宋代《尚書》學中「心法」的概念形成因素,本文認為「心 法」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佛教之修心理論,而儒佛會通也間接造成宋代儒家對 「心法」的鑽研。再者,<中庸>文本的地位提升也是原因之一,<中庸>作為宋代儒學 非常關注的文本,使得該書成為後來《尚書》學「心法」形成的基礎文本。 第二個部分旨在探討朱熹與蔡沈的《尚書》觀以及注經原則,本文認為蔡沈《書 集傳》根本上繼承了朱熹《尚書》學,而這也連帶影響了其文獻引用原則以及注經原 則。除此之外,本文認為蔡沈《書集傳》的注經原則,應當以朱熹與蔡沈之書信作為 標準。 第三個部分旨在探討《書集傳》「二帝三王之心」中心法核心的建構,本文認為 蔡沈在建構「二帝三王之心」時,對於過去傳統注疏的解釋,有傾向於內聖化的現象, 而最明顯的即是<大禹謨>、<仲虺之誥>以及<洪範>中。 第四個部分旨在探討《書集傳》「二帝三王之心」心法的精神導入以及政治連接, 在此章,本文發現除蔡沈序文所言的三個篇章之外,亦提出「敬」與「誠」的概念使 心法精神完善。除此之外,本文亦認為《書集傳》提出「二帝三王之心」之背後,與 朱熹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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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真德秀的帝王教學及經史觀念對朱熹的繼承與轉化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21-06-??) 張莞苓; CHANG, WAN-LING
    南宋的真德秀服膺於朱熹學術,但其解經方式多以「六經」為先、史書、子書並列,不同於朱熹首重《四書》義理的解經方式。兩人差異的關鍵之一,在於他們對於《四書》、六經與史書之間的本末體用看法,具有相當微妙的差異。本文以真德秀為研究主體,並與朱熹進行對比,凸顯二人特色及差別,首先分析兩人在「《大學》經筵」上的解經風格與引用情形,點出兩人在帝王教學與解經策略上的差別;其次討論兩人如何看待《四書》、六經與史書之間的本末體用關係,呈現他們同中有異的經史觀,並看見真德秀對朱熹的繼承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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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心之知覺」論朱子之「心」的道德動能——從「知覺是智之事」談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5-06-??) 黃瑩暖; Huang,Ying-nuan
    關於朱子(名熹,1130-1200)理氣論、心性論與工夫論的詮解,自牟宗三先生(1909-1995)判朱子思想型態為「別子為宗」、「他律道德」之後,迄今仍是學界爭論的議題。此中主要由於朱子以理氣概念來說心性,因此牟先生指出朱子所言之「心」為一形而下的氣心,不能作為道德主體。本文從朱子原典文獻中,舉出朱子批謝上蔡(名良佐,1050~1103)「以覺言仁」的言論、朱子論「人心、道心」言論、論喜怒哀樂未發時之心的狀態,以及其「智藏」思想等相關資料,深入析解,論證朱子「心之知覺(虛靈明覺)」具有道德動能之義,並立基於原典文獻的基礎上,對朱子「心之知覺」的相關言論進行同情的解析與脈絡的連類,期能提出朱子心論的另一種詮解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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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江戶時期伊藤家學對朱熹《詩經》二〈南〉觀的批評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6-06-??) 張文朝; Chang, Wen-chao
    本文論述了中國傳統《詩經》學史上討論二〈南〉的重點,及朱熹對此問題的繼承與貢獻。又論述了十七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初期日本古義學中樞伊藤家學四位堂主二〈南〉觀的繼承與新見,及其對朱熹的批評。這雖是伊藤一家《詩經》學內部轉向的演變過程,卻也是日本整個江戶時代的學術嬗變史。伊藤家學既然是古義學派的中樞,則本文所論四位堂主的二〈南〉觀,可作為理解古義學派其他學者對此問題所持觀點的風向球。透過本文或可映現出中、日研究《詩經》學的版圖梗概,並藉由本文使後學者能在此議題上有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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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心之知覺」論朱子之「心」的道德動能——從「知覺是智之事」談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5-06-??) 黃瑩暖; Huang,Ying-nuan
    關於朱子(名熹,1130-1200)理氣論、心性論與工夫論的詮解,自牟宗三先生(1909-1995)判朱子思想型態為「別子為宗」、「他律道德」之後,迄今仍是學界爭論的議題。此中主要由於朱子以理氣概念來說心性,因此牟先生指出朱子所言之「心」為一形而下的氣心,不能作為道德主體。本文從朱子原典文獻中,舉出朱子批謝上蔡(名良佐,1050~1103)「以覺言仁」的言論、朱子論「人心、道心」言論、論喜怒哀樂未發時之心的狀態,以及其「智藏」思想等相關資料,深入析解,論證朱子「心之知覺(虛靈明覺)」具有道德動能之義,並立基於原典文獻的基礎上,對朱子「心之知覺」的相關言論進行同情的解析與脈絡的連類,期能提出朱子心論的另一種詮解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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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君毅先生論朱子格物致知工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0-12-01) 黃瑩暖
    「格物致知」語出《大學》,南宋朱熹作〈格致補傳〉,對「格物致知」之意涵作出明確的規定後,自此引發許多的論議;剋就朱子之理論而言,見解即已相當紛岐。以現代學界來說,新儒學代表人物唐君毅與牟宗三二位大師對朱子「格物致知」之義的詮解即有不同。本文即對於唐君毅先生論朱子格物致知之義加以析究。唐先生以「求諸外而明諸內」來詮釋朱子的格物致知工夫,他指出由於朱子之工夫必須以向外窮格事理的方式進行,原因在於心不是理;而向外窮格並非認知事物的實然之理,乃是為了顯發心中本有之性理。唐先生強調,朱子格物致知的重點在於從具體特殊的情境中找出因應之善道,此說有其值得闡述之義蘊,同時足以顯出朱子實事求是、漸習漸明的工夫理論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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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殘本對朱子學研究的價值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1-06-??) 許華峰
    朱熹一生講學,眾多弟子留下許多筆記。朱子去世後,這些筆記漸漸匯集流傳,成為後人研究朱子學的重要依據。相關著作中,影響最大的是南宋黎靖德所編的《朱子語類》。由於此書採分類編排,且為求體例上的一致,對原語錄文字往往予以改動,以其它語錄相參照將有助於更適切地了解朱子。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種《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殘本,是語錄中最早刊行的一種。由於此書保留了朱熹諸弟子較原始的記錄形式,現存約二千二百七十五條的語錄,提供我們許多有意義的線索。如更詳細的記錄時間地點、大量依時間順序編排的語錄、語錄的異文等。本文除了說明《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的體例、內容,更指出這兩種殘本在朱子學研究上,提供了相關語錄條文繫年的重要依據,有助於研究朱子師生互動的概況,以及了解黎靖德《朱子語類》的編纂原則,補正「黎本」的錯誤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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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君毅先生論朱子格物致知工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0-12-??) 黃瑩暖
    「格物致知」語出《大學》,南宋朱熹作〈格致補傳〉,對「格物致知」之意涵作出明確的規定後,自此引發許多的論議;剋就朱子之理論而言,見解即已相當紛岐。以現代學界來說,新儒學代表人物唐君毅與牟宗三二位大師對朱子「格物致知」之義的詮解即有不同。本文即對於唐君毅先生論朱子格物致知之義加以析究。唐先生以「求諸外而明諸內」來詮釋朱子的格物致知工夫,他指出由於朱子之工夫必須以向外窮格事理的方式進行,原因在於心不是理;而向外窮格並非認知事物的實然之理,乃是為了顯發心中本有之性理。唐先生強調,朱子格物致知的重點在於從具體特殊的情境中找出因應之善道,此說有其值得闡述之義蘊,同時足以顯出朱子實事求是、漸習漸明的工夫理論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