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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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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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戒嚴時期的翻譯文學與政治:以《拾穗》為研究對象
    (2016) 張思婷; Chang, Szu-Ting
    本研究探討翻譯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關注的焦點在於政權如何影響譯者結構、翻譯選材、翻譯策略。以《拾穗》為例,該刊為臺灣戒嚴時期第一份純翻譯的綜合性刊物,1950年5月由國營企業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勵進分會創刊,1989年4月停刊,39年來執行國策不輟,共出版462期,譯介翻譯文學1,218篇,多為臺灣首見中譯,部份成為各家出版社翻印源頭,流傳甚廣,為當時舊譯充斥的臺灣譯壇帶來新譯,見證了臺灣戒嚴時期的翻譯文學史,記錄了國民黨政權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但由於學界對於臺灣戒嚴時期的雜誌翻譯研究不盛,當時譯者又多以筆名發表,譯文出處亦不清,故而向來乏人研究。 本研究以這462期的《拾穗》為研究對象,聚焦在其翻譯文學成果,共查出1,048篇譯文出處、確認95位譯者身份,以此為基礎觀察該刊如何在戒嚴時期執行國民黨政權的國策,藉以探討政治對翻譯文學的影響。《拾穗》作為國民黨政權針對自由中國讀者發行的刊物,其參與人士、翻譯內容、譯介手法皆與國民黨政權在戒嚴時期的語言政策、外交政策、文藝政策息息相關。國民黨政權於1948年底開始撤退到剛脫離接受日本統治半世紀的臺灣,面對島上分歧的溝通和思想體系,1949年5月發佈戒嚴令,以高壓語言政策和文藝政策建構有別於日本和共產中國的溝通和思想體系,以凝聚島上人民的國族意識,在外交政策上則於韓戰爆發後繼續接受美國援助,雙方以「反共」為前提展開合作,形塑出臺灣「自由中國」的形象,以對抗「共產中國」的對岸大陸。1950年創刊的《拾穗》為建構過程的一環,起初以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軍公教人員為翻譯主力推行國語,並透過優渥的稿酬來鼓勵臺籍人士投稿練習中文,其後臺籍譯者的崛起或可視為被統治者對於政府語言政策的正面回應。在翻譯選材方面,由於國民黨政府親美的外交政策,《拾穗》翻譯的文學作品39年來以美國文學獨大,並且大抵透過美國出版品轉譯西方文學,後期因退出聯合國和中美斷交,沉潛的日本文學逐漸佔有一席之地。此外,為配合反共抗俄的文藝政策,《拾穗》的副文本可見反赤傾向,翻譯策略多用節譯、減譯和歸化,一則透過剪裁凸顯原文反共親美之處,二則以透明流暢的譯文灌輸人民當局思想。由此案例觀之,戒嚴時期的政治環境左右了翻譯文學的參與人士、原文來源和翻譯策略。《拾穗》的翻譯文學雖不似文學創作那般明目張膽,卻在不知不覺中對被統治者潛移默化,收其執行國策之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