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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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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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孤憤?譯者如何將《聊齋誌異》佔為己有
    (2013) 何光煒; Wesley Holzer
    清初經典小說《聊齋誌異》不僅是「鬼狐」的誌怪,更是作者蒲松齡評論社會以及表達個人「孤憤」的平台,因內容發人深省,堪稱中國古典文言小說的鉅作。西方人早在十九世紀將《聊齋誌異》一部份譯出為外文,但就英語譯文而言,一百多年的文筆和風格皆大同小異,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譯者將作者蒲松齡的重要角色從中刪除的大工程。 清朝的評論者早期探討的是《聊齋誌異》的怪「異」現象,後來的學者卻將焦點移到蒲松齡本身,誇獎他無與倫比的文筆。西方來的學者亦同,對蒲松齡的獨特風格也讚不絕口,一百多年來的譯者就因此努力地模仿原文的風格,產生表面上絕多數相似的譯文。 因為文筆相似,譯者只好另外想辦法由眾脫穎而出,手段可分為「刪除法」、「添加法」、「調整法」三個大策略。各個譯者透過「刪除法」選出代表心目中《聊齋誌異》的幾篇,從原文的近五百個短篇故事,剔除不符合翻譯目的的篇章,再大量「添加」註解,讓自己的聲音大過於蒲松齡,最後透過「調整」讀者對蒲松齡的印象,順利搶走異史氏的位子,讓譯者成為《聊齋誌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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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吉訶德》的英、中譯本歷史比較分析
    (2017) 馬里奧; Mario Santander Oliván
    《堂吉訶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是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大文豪塞萬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的偉大傳世巨著。這部十七世紀的作品是西方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現代小說、西班牙黃金時代和整個西班牙文學經典中最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亦是世界文學的珍寶。曾經不少研究者寫了學術論文探討全世界最知名西班牙小說,同時也被翻譯成140多種語言,但對於《堂吉訶德》不同譯本的翻譯研究以及歷史比較分析研究卻相當少。 本研究試圖從歷史比較分析探討不同語言如何翻譯世界文學的鉅作。本博士論文的目的是分析《堂吉訶德》之兩個英譯本,皮耶爾·安托萬·莫妥 (Pierre Antoine Motteux) 和伊迪絲·格羅斯曼 (Edith Grossman) 的譯本,和兩個中譯本,即楊絳和董燕生的譯本;前兩個譯本直接從西班牙文翻譯成英文,後兩個譯本直接從西班牙文翻譯成中文,專注於英、中譯本的翻譯策略,並比較英文與中文譯者不同翻譯技巧。本研究發現雖然時代不同、語言不同,但是中英譯者的考量有不少相似之處,皮耶爾·安托萬·莫妥和楊絳專注於目標讀者 (target reader),歸化 (domesticating) 堂吉訶德來獲得觀眾的認可,而伊迪絲·格羅斯曼和董燕生注重於保留原西班牙文小說的特色,採用多種異化 (foreignizing) 翻譯策略和現代讀者使用的當代目標語言 (target language)。 在台灣,中英文翻譯研究越來越多,但中西文翻譯領域的研究仍然非常稀少。在世界上,只有少數翻譯研究比較和分析三個或更多語言,即使二十一世紀是多語言 (multilingualism) 的時代。本論文同時也是全世界《堂吉訶德》第一個英、中譯本歷史比較分析研究,同時也是結合世界三大語言在同一個研究文本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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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錢鍾書的翻譯觀
    (2019) 張忠安; Chang, Chung-An
    錢鍾書先生(1910~1998)或許是中國當代最博學及具批判意識的一位人文學者。他的「化境」翻譯觀,對中國翻譯話語帶來極大的影響,而且也對提升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帶來實質貢獻,廣受學界認可。然而,對於錢鍾書翻譯論述的確實性,評論家們有諸多批評,認為是個人經驗談、自相矛盾、甚至是幻象,並與中國翻譯傳統產生斷裂。本論文主要即是針對這些挑戰,做出有效的回應,並對錢鍾書的翻譯觀進行全面分析。作者認為我們無法單獨地理解錢鍾書的翻譯思想,而必須檢視該思想所依據的社會、文化、與歷史脈絡,才能理解錢的想法。因此,本論文嘗試將錢鍾書主要的中英文著作中,散落至各處的翻譯評論與批判觀點串連起來,對他的翻譯觀提供邏輯連貫的論述與分析。首先,探索錢鍾書對佛經翻譯史的論述,並檢視錢鍾書於探討翻譯時運用的闡釋學概念,能全面理解他所支持的忠信翻譯觀的複雜性。第二,本論文也指出錢鍾書的化境翻譯觀,是大多數的中國翻譯理論家們都認識,但只有極少數論者對此觀點仔細地研究。因此,本論文試著對化境觀作出哲學性的詮釋,並探討隱與露的辯證議題。錢鍾書於探討化境這個重要的概念時,即時常提及此重要的文學主題。最後,本論文對晚清當時的社會與文化氛圍做了歷史性的回顧,並試著解釋錢鍾書為何會讚賞林紓於其翻譯作品中作出的種種操作。同時也論證了錢鍾書與林紓兩位知識份子,有雷同的想法,對使用古文與尋找中西方文學的相似性方面,都抱持相似的觀點。錢鍾書作為翻譯批評家與文學批評家的雙重角色,也會在本論文做出討論。整體而言,本論文澄清了前人對錢鍾書翻譯觀的普遍誤解,並深入分析他的翻譯思維在整體翻譯研究的理論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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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聲譽的操縱---吳爾芙的作品中譯研究
    (2010/08-2011/07) 李根芳
    翻譯研究在近數十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就西方的翻譯理論而言,從六、七○年代的「語言學轉向」到九○年代的「文化轉向」,不僅深化了翻譯研究的討論層次,也使翻譯研究「跨領域、跨文化、跨學科」的面貌更加清晰,近來更有學者陸續提出翻譯研究的「社會學轉向」、「經濟學轉向」及「倫理轉向」,以不同的理論路徑取向豐富了翻譯研究的諸多前瞻可能性。 當前在台灣的翻譯研究,除了以翻譯做為隱喻,探討文化交流與理論旅行之外,對於台灣中譯作品實質探討仍稍嫌欠缺,證諸翻譯學者Theo Hermans、雷飛維(André Lefevere)、Anthony Pym在發展其理論時,無不援用具體翻譯事例及翻譯史上諸多譯作做為舉證,因此本研究擬就英國現代主義重要作家維吉妮亞〃吳爾芙作品過去二十餘年來在台灣的中文譯作進行剖析,以進一步深化台灣之翻譯研究。吳爾芙獨特的敘事手法及豐富詩意的語言,奠定了現代主義文學風格的基石,同時她對於女性地位與女性特質的探討,也為後世女性主義發展開啟了研究和想像的空間,這是她在歐美文學史上已蓋棺論定的地位,但譯成中文後,她的作品是如何受到台灣當代文化政治所影響、再現呢?本項研究試圖藉由雷飛維(André Lefevere)探討文學聲譽如何受到詩學、意識形態及贊助者的操縱,來檢視不同時期不同譯者、不同出版社所「包裝操縱」的吳爾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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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英美小說中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II-II)
    (2011/08-2012/07) 賴慈芸
    本評註書目的研究對象,是台灣地區1945-1987之間出版的十九世紀英美小說全譯本共100種,包括英美作者27位,作品63部,平均每部作品被翻譯1.6次,其中43部作品只有一個譯本,其他20部則有兩種以上譯本,最多的作品有六種譯本。其中英國作家19位,譯出作品42部,譯本66種,以Thomas Hardy的Tess of the D’Urbervilles共6種中譯本居首;66種譯本中有半數是大陸譯本,初版地在大陸的33種,台灣31種,香港2種;美國作家8位,譯出作品21部,譯本34種,其中以Mark Twain的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共6種中譯本居首;而34種譯作中,初版地在大陸的13種,台灣15種,香港6種。以翻譯品質而論,美國文學的佳譯比例較高,英國文學只有三分之一可稱為佳譯,美國文學的佳譯則超過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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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紀英美小說中譯品質研究(附評註書目)(II-I)
    (2010/08-2011/07) 賴慈芸
    本研究目的在於研究台灣地區出版(1949-2000)的英美十九世紀小說中譯本翻譯 品質,並附上評註書目,作為研究翻譯史的基礎。台灣的英美文學研究已有可觀 成績,但英美文學的翻譯品質仍缺乏有系統的全面性研究。研究上的一大困難就 是舊譯充斥:台灣於1949-2000 年間出版的文學翻譯,甚多為大陸1949 年以前 舊譯,但因為政治因素,出版資料混亂不實,許多出版社不署譯者姓名或托以假 名出版,造成翻譯史研究不易。已出版的數種翻譯書目資料往往有譯者不詳或初 版年代不詳的缺憾。因此本研究有四項目標:一)釐清舊譯譯者及初版年代;二) 描述翻譯策略;三)評價譯本品質;四)歸納時代翻譯規範。本研究擬附評註書目, 包括譯本最早出版年代及真實譯者;全譯、節譯、選譯;是否有序跋;是否為中 英文對照版;是否為青少年/兒童改寫版本;並根據翻譯批評原則,描述翻譯方 法及評價,便於查考翻譯規範的演變。未來可逐步將評註書目擴充到其他時期、 其他文類、其他語種的翻譯作品,以建構更完整全面的台灣翻譯史,並期對文學 接受史研究及翻譯研究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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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本溯源--一個進行中的翻譯書目計畫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1-09-01) 賴慈芸; 張思婷
    台灣的英美文學研究已有可觀成績,但英美文學的翻譯品質較 少系統性的全面研究。台灣翻譯史研究的一大阻礙就是舊譯充斥:台灣於1949-1987年間出版的文學翻譯,甚多為大陸1949年以前舊譯或香港譯本,但因為政治因素,出版資料混亂不實,許多出版社不署譯者姓名或托以假名出版,造成翻譯史研究不易。已出版的數種翻譯書目資料往往有譯者不明或初版年代不明的缺憾。鑒於此,本文目標在於釐清舊譯譯者及初版年代,收錄19世紀英美小說1949-1987年在台灣流通的全譯本,包括英美作者15位共計作品44種,藉此看出諸位作家在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作品為何,以及這些作品的主流譯本為何、譯者何人,以期能建構更完整全面的台灣翻譯史,並對英美文學的接受史研究及翻譯研究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