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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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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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化翻譯角度論《鼠族》中之混雜英文及其翻譯策略
    (2023) 沈子銓; Shen, Tzyy-Chyuan
    亞特.史畢格曼(Art Spiegelman)的知名圖像小說《鼠族》(Maus)於2020年終於譯入繁體中文世界。書中作者父親符拉迪克所使用的混雜/「非標準」英文為文本其中一項重要特徵,然而,在繁體中文版中,該角色對白的翻譯卻不盡人意。本論文的主要目的為(一)證明翻譯混雜語言時,應採用小眾化、異質化的策略,才能保留該種語言所傳達的文化、歷史和政治背景,以及其使用者的身份;(二)借鏡後殖民翻譯論述中的寫作、翻譯技巧,提出一套概括性的指導原則來幫助後續可能碰到同樣問題的譯者。本研究首先剖釋混雜語言的特點及其與後殖民文學的關聯性,同時闡述保留符拉迪克獨特的語言即促進文化差異,且有助於瓦解標準/「正確」英文的霸權。再者,筆者探討保羅.班迪亞(Paul Bandia, 1993)提出的翻譯技巧(直譯、語義轉換和搭配轉換),以及「翻譯腔」作為風格能夠幫助有文化意識的譯者處理混雜性,並在譯文中創造類似於原文的 「居間」(“in-between”)效果。接著,本文分析繁體中文、簡體中文和日文版《鼠族》譯者所各自採用的翻譯策略、技巧以及三本書中的譯例,以揭示亞洲譯者處理此類混雜文本的現狀。最後,筆者比較《鼠族》原文中的混雜語言以及三本譯本於接收端分別創造的效果,進而探究原作和譯文間的差異如何影響讀者對於角色和文本的詮釋以及世界觀的建構。此份研究主要以英中語言對為對象,討論混雜語言所造成的翻譯問題,為台灣以及中文學術界的先行論文之一。文中所提出的指導原則雖不盡完美,但仍期望能藉此提高混雜語言的地位,並幫助譯者面對混雜文本,克服可能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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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法蘭德斯的兒童故事:以巴特·慕亞特作品的中文譯本研究為例
    (2022) 周姵瑩; Zouk Penne
    本論文的目的研究兒童文學的翻譯,特別針對荷蘭語翻譯為中文的兒童文學作品做分析。由於在文化上講荷蘭語的地區與中國及臺灣很不同,使得譯者在模仿原文文化元素的翻譯更為一項困難的任務。本研究以巴特·慕亞特的兒童書De Melkweg與它兩本中文譯本為例,一本為針對台灣市場的翻譯,另一本為針對中國市場的翻譯,兩本為不同譯者所翻。本研究探索譯者翻譯文化元素中的角色,還有對原文與譯文深入的分析,推演譯者翻譯兒童文學時應用的翻譯方法。本論文認為,幾種因素會影響兒童文學中文化元素的翻譯,例如兒童文學在目標語言文化中文學多元系統理論的立場、以及在兒童文學翻譯的規範中譯者個人做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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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家四姐妹:析論《小婦人》三中譯本的翻譯策略
    (2021) 林芷安; Lin, Chih-An
    《小婦人》為美國經典文學,原書於1868年出版後,受到廣大迴響,之後陸續推出後續三部。儘管已過兩世紀,作品依舊歷久不衰,各國皆翻拍影視作品,受到不同時代受眾的歡迎。《小婦人》最早中譯本出自1932年鄭曉滄之手,隨後在兩岸陸續有中譯本推出。論及《小婦人》相關研究,可見於教育、宗教、哲學、性別研究等領域,但英譯中的翻譯研究仍付之闕如,故本論文試圖填補缺口,希冀未來有更多《小婦人》翻譯研究。本論文擬探討三中譯本1933年再版鄭曉滄譯本、1993年楊玉娘譯本與2019年張琰譯本,從文化翻譯角度出發,以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文化身份、雷飛維(André Lefevere)操縱理論、惹內(Gérard Genette)附文本探討譯者面對文化詞所採取的歸化與異化策略、譯者受到贊助人、詩學與意識形態之影響,以及透過譯注等附文本,補充、解釋翻譯策略,進而觀察出,從宗教、譬喻詞來說,鄭本偏向採取歸化,楊、張本傾向異化,並藉由譯注補充原文資訊與說明文化詞來爬梳譯者之歸化與異化翻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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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媒體再現的中國:文化的誤解
    (2020) 廬斌; Vadim Rubin
    本研究試圖檢視西方新聞媒體的報導影響了西方社會對中華文化的印象及想法,從而間接造成西方社會對華人文化的誤解。從十九世紀以來,英語逐漸的變成了世界的主流語言。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主流文化漸漸地開始入侵蔓延至全球文化的各個角落。透過愛德華·薩伊德於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我們可以看到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間,英美兩國開了先例,為了剝削中國,基於政治及利益上的考量,透過打壓、邊緣化,在翻譯與再現中國的形象時,往往刻意使中國成爲西方社會眼裡的「他者」。現今,中國大陸已然變成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但西方社會仍無法接受這個曾經第二世界國家的崛起,因此西方的新聞媒體會有意無意地挑選負面消息做爲新聞報導。本文一開始會以歷史角度切入,透過追溯歷史,讓讀者瞭解到西方世界對中華文化偏見的起源。此後本文會藉由2018年發生的中美貿易戰以及近日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來探討中英媒體資源對此的報導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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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舌尖上的食色中國—析論《金瓶梅》兩譯者飲食翻譯策略
    (2013) 林卓君; Lin, Cho-chun
    《金瓶梅》作為四大奇書之一,敘事手法與角色設定較前期多所突破,內容不再著墨神怪或英雄人物,改以富貴商賈西門慶為主人翁,細膩描繪其生活豪奢萎靡,道盡明代商人崛起及社會資本主義盛行。這種風氣從飲食層面觀之更是表露無遺。一方面看出富貴人家宴席極盡鋪張、酒食美饌甚是講究,另一方面,也由飲食呈現貧富懸殊、世態炎涼的現實狀況。這部經典小說至今在中外文學占有一席之地,躋身世界文學之列,然飲食相關英譯研究卻付之闕如,遂成本文試圖填補缺口。 現今英全譯本主要有二,一者為1939年出版的《金蓮》(The Golden Vase),一者為1993年起陸續推出的《金瓶梅》(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本研究擬從文化翻譯角度出發,就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操縱理論與韋努第(Lawrence Venuti)之文化身份,探討兩譯本1-80回的飲食翻譯。首先,簡述艾支頓(Clement Egerton)與芮效衛(David Roy)翻譯背景與中國古典小說英譯史,而後比較兩文本異同,檢視前後譯者之意識形態與時代詩學,得出兩者策略分別傾向歸化與異化,接著分析該策略如何影響各自情節鋪陳與情色指涉。此外,再以量化驗證譯者飲食各層面的歸/異化傾向,並就其主要策略與譯作生成背景之相關性,進一步觀察兩譯作時代脈絡與詩學,藉數據顯示前期偏向歸化,後期偏向異化,從而歸結出該小說文化翻譯之歷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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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城》四種英譯本之比較分析
    (2014) 王敏雯; Wang, Min-Wen
    《邊城》是中國優秀作家沈從文的代表作品之一,自一九三O年代刊行以來,便廣受海內外評家與讀者的贊賞與喜愛。其間因詭譎複雜的政治情勢使然,中國大陸與台灣不約而同禁止沈氏的作品公開發行達三十餘年。然而時過境遷,其代表作《邊城》重新獲得應有的評價。 回顧本書四個不同時期的英譯本,不難發現四譯本在迥異的時代脈絡下,運用翻譯策略,賦予原作不同的風貌。本研究旨在觀察《邊城》四種英譯本的翻譯表現,探討操縱學派提出之「翻譯即改寫」現象。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目標與範圍,章節安排及文獻回顧。第二章概述《邊城》及沈從文之歷史評價,介紹四組譯者之生平,以及四譯本產生之年代背景。第三、四、五章為論文主體。第三章檢視生活層面文化詞與文史典故,探究四譯本之歸化、異化策略。第四章討論不雅文字之翻譯策略,包括俚俗語、粗話與諧謔,以及情愛與性暗示的譯法。第五章審視四種譯本如何迻譯人物動作與風景描述。第六章為總結,歸納四種譯本之表現,供未來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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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眼珠看藍眼睛:從文化研究視角看摩里森The Bluest Eye之中譯本
    (2010) 林侑青
    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譯本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改變其面貌,探討並理解其背後的操縱因素能讓譯本更真實地呈現。本文擬從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提出的文化翻譯途徑出發,從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及詩學觀(poetics)三重面向分析摩里森的作品The Bluest Eye在華文世界的中譯狀況。本文第一章先介紹摩里森及其作品The Bluest Eye,簡陳該作品在華文世界的中譯狀況,並簡評主要研究對象─陳蘇東及曾珍珍的中譯本。第二章探討贊助者如何影響翻譯過程與其形塑的譯本形象,並討論摩里森作品中譯的延宕現象及摩里森與學術圈的緊密關聯。第三章則分析譯者有(無)意的意識型態如何影響並操縱譯本,並將焦點轉移至曾珍珍,分析曾珍珍台語翻譯策略背後的書寫意圖。第四章從詩學觀切入,討論摩里森筆下的黑色美國是否能成功在華文世界再現,分析兩岸譯者如何處理原文豐富的黑人語言文化及摩里森獨特的文字風格,最後聚焦曾珍珍的譯本探討其台華互滲風格的詩學效果。第五章則為全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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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的知識份子角色──以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譯本探討政治背景對翻譯之影響
    (2007) 蔡昀汝; Yun-ju Tsai
    作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譯者,並不只是單純具有雙語能力之文化掮客、或知識獨占者,而是能運用雙語能力之優勢,成為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謂的「知識份子」,身負文化傳遞的責任。 根據薩伊德的觀點:知識份子的形象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 一本好的譯作,會帶來重大的影響,啟迪民智、引發進步的動力。尤其在資訊封閉、言論自由受到箝制的社會,譯者(有時候是出版社或總編輯)所扮演的角色更是關鍵--譯者其實是文化傳遞與知識散播的一環。傅科指出:「若沒有一個溝通、紀錄、積累和轉移系統,任何知識都不可能形成,這系統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形式,其存在與功能和其他形式的權力緊密相連。 反之,任何權力的行使,都離不開對知識的汲取、佔有、分配和保留。」由此可以看出:當譯者沒有意識到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權力的系統中,他充其量不過是個權力施加的客體或載體,但是當他轉換念頭,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識,那麼譯者的所作所為,包括選擇要翻譯哪些作品、如何翻譯作品,都是在行使其選擇與表述的權力,這時他就是一個行使權力的主體。權力的主客體轉換就是這麼微妙,僅在一念之間。 誠如勒菲弗爾所言,社會乃多元系統的集合體,文學系統與其他系統互動,也屬於社會多元系統的一部份。而翻譯自屬於文學系統,必定受到譯者或當權者的意識形態與文學觀的支配,無法真確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把翻譯、編輯、文集編纂、文學史和工具書的編寫等等,一律稱為「改寫」,而改寫就是「操縱」,是為權力服務的有效手段。而其中他認為影響翻譯的三大因素為「贊助力量」(patronage)、「文學觀」(poetics)與「意識形態」(ideology)。 本文藉由喬治‧歐威爾的政治預言作品《一九八四》之中文譯本在台灣、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譯介情形,試圖探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受到政治背景(權力)之影響,望能解開譯者腦中黑盒子的秘密,檢視譯者是否忠實於知識份子的使命,亦或受到外界壓力而影響詮釋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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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原始」:再現《露西》與《出神入化2》的亞洲城市
    (2018) 王方; Wang, Fang
    本研究由當代電影的視覺呈現出發,以盧貝松的《露西》和朱浩偉的《出神入化2》兩部影視作品探討東方與西方世界之間的文化翻譯,針對東亞城市、語言、以及凝視三個面向分析其中的轉化與再現。首先藉由拉普朗虛的謎樣信息概念,研究發現劇中主角先是因為外在環境陌生而與其產生負面連結,而後成功解讀周遭東方符碼而突破困境;片中東方與西方城市原始與文明的對比於此正巧與角色們的心境轉換互相呼應。論文接著由文字切入,分析二片數次是否通曉中文/英文的對話、語言選用以及著重文字的場景布置;借助拉普朗虛他者重心的概念,此處找出在多語環境下偏好英語及混用多語二種對比的態度。最後著眼於角色視角安排,本文利用凝視探討東西世界間拉鋸的權力關係,發現二部電影皆由互相分化的眼光逐漸聚合,終而形成單一卻同時多元並立的視角。經過分析,研究歸納出二作雖有分化東方城市風貌、語言使用、角色塑造之事,但實已納入不同文化色彩,創造出相較過往更加複雜而連結世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