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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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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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戒嚴中「教娃娃講中國話」——三毛譯作《娃娃看天下》之研究
    (2023) 樊博聞; Najar Ramal, Francisco Javier
    結合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和贊助者(patronage)概念,本論文分析臺灣著名作家三毛的譯作《娃娃看天下——瑪法達的世界》的第一個中文譯本。原作為阿根廷漫畫家季諾(Joaquín Salvador Lavado Tejón)的Mafalda, 全世界最著名的西班牙語漫畫。本論文將透過中西版本對照的方式,試圖揭示三毛在翻譯《娃娃看天下》時採用的有時自相矛盾的翻譯策略,一方面考慮到漫畫對兒童的適用性,另一方面考慮到強迫自我審查和遵守翻譯期間存在的政治敘事和嚴酷條件,即台灣戒嚴時期。對於翻譯理論家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來說,翻譯作品在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邊緣文學(peripheral literature),是動態的多元系統(polysystem)中處於次要地位的文學。這意味著譯者被賦予了更大的自由度,並允許在一定程度上操縱文本以適應目標讀者的文化規範。 對於超邊緣文學的作品,例如針對成人和兒童雙重讀者群的翻譯漫畫書來説,這種效果可能成倍增加。此外,無論採用何種翻譯策略,都可能須要遵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的贊助者(patronage)概念。該概念被理解為在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主導意識型態(ideology),並以強大的機構或個人的形式具體化,這些組織或個人來自文學系統之外,卻大幅度影響翻譯行為,並以不可忽視的方式限制文學作品的翻譯內容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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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眼珠看藍眼睛:從文化研究視角看摩里森The Bluest Eye之中譯本
    (2010) 林侑青
    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譯本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改變其面貌,探討並理解其背後的操縱因素能讓譯本更真實地呈現。本文擬從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提出的文化翻譯途徑出發,從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及詩學觀(poetics)三重面向分析摩里森的作品The Bluest Eye在華文世界的中譯狀況。本文第一章先介紹摩里森及其作品The Bluest Eye,簡陳該作品在華文世界的中譯狀況,並簡評主要研究對象─陳蘇東及曾珍珍的中譯本。第二章探討贊助者如何影響翻譯過程與其形塑的譯本形象,並討論摩里森作品中譯的延宕現象及摩里森與學術圈的緊密關聯。第三章則分析譯者有(無)意的意識型態如何影響並操縱譯本,並將焦點轉移至曾珍珍,分析曾珍珍台語翻譯策略背後的書寫意圖。第四章從詩學觀切入,討論摩里森筆下的黑色美國是否能成功在華文世界再現,分析兩岸譯者如何處理原文豐富的黑人語言文化及摩里森獨特的文字風格,最後聚焦曾珍珍的譯本探討其台華互滲風格的詩學效果。第五章則為全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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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上師的妻子》翻譯自評──操縱過程與形象塑造
    (2009) 吳茵茵; WU, Yin-Yin
    藏傳佛教大師邱陽‧創巴 (Chögyam Trungpa, 1939-1987)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他於一九六○年代末期到西方弘揚佛法,方式顛覆傳統,吸引並啟發了許多追求靈修的人士,是美國金剛乘佛教的拓荒者,但他也因為行為不符合佛教戒律和世俗價值觀而飽受批評。 筆者所譯的《作為上師的妻子》(Dragon Thunder—My Life with Chögyam Trungpa)是其妻黛安娜‧木克坡 (Diana Mukpo, 1953-) 的自傳。她從妻子的角度呈現邱陽‧創巴,以及他們共結連理的十七年歲月。筆者在翻譯過程中,發現如果把邱陽‧創巴的相關敘述進行佛教化與正面化的操縱,會創造出一個更符合譯入語文化的佛教大師形象。 本論文以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提出的影響翻譯過程的三大因素──贊助者 (Patronage)、詩學 (Poetics) 和意識型態 (Ideology),探討促使筆者佛教化與正面化的外在因素與內在機制,擬定具有一致性的翻譯準則,並確證美化創巴的翻譯策略是合理且適當的。接下來列舉並解析佛教化與正面化的翻譯實例,最後檢視如此操縱的必要性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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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尋舊中國:由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看翻譯的運作
    (2007) 林俊宏; Oscar Chun-hung Lin
    自九○年代起,翻譯學界興起「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翻譯研究逐漸由文字上的分析轉由以文化面向解釋。如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便表示翻譯並非來自真空,而必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他提出翻譯過程有三大影響來源:贊助者(patronage)、意識型態(ideology),以及詩學觀(poetics)。本文以此文化翻譯研究途徑出發,研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以中國題材寫成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不同時空下的翻譯背景,並為譯本中所呈現的面貌提出可能的解釋。 本文主體分三個面向。在贊助者面向,探討出版歷史、贊助者造成的形象,以及各種準文本的意義。評論譯作時往往著重譯文本身,但譯作的包裝卻會影響整部作品的意義及形象,甚至與作者或譯者的原意都有所不同。同樣一部The Chinese Maze Murders的譯本,在不同時空下就有了不同的包裝模式,呈現出不同形象。在意識型態面向,由譯者背景及時代因素,討論各譯者如何還原翻譯心中的「中國」:高羅佩要塑造理想中國,陳來元要回歸傳統中國,而姜漢森與姜漢椿則是帶入了英文版的中國。而在詩學觀方面,則是先比較中西修辭的概念,探討西方修辭學在中國文本的應用,找出中西之間修辭的共同點,並點出翻譯是文本變化的動力。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高羅佩的The Chinese Maze Murders在翻譯過程中深受勒菲弗爾所提出的三項因素影響,各譯本所呈現的中國形象各有不同。隨著各中譯本的傳播而與讀者互動,譯作塑造的世界便在中文讀者心中成形,等到讀者完全接受之後,又有誰能說這不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