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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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緣起

中國早自漢唐時代與外國有所接觸時便已有譯書的工作開始進行,尤其至清末民初,列強入侵,國事艱困之際,有識之士體認借助西學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不少人士毅然投入西書中譯工作,其結果對我國政治社會文化都產生劇烈的衝擊。直至今日,隨著傳播通訊之發達,舉世已成為聲息相關的地球村,如何透過翻譯慎重採擷外國之優點,促進我國之文化科技進步;又如何透過翻譯將我國人民的多方成就傳揚海外,提昇我國之國際地位;都是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慎重其事的問題。

本所為國內第一所公立之翻譯研究所,歷時四年餘籌劃,於八十五年八月正式開辦。設立之目標,一為配合當前社會所需,兼顧科技整合,培養各領域專業口筆譯人才;另一方面則強調翻譯之學術及理論研究,以配合國家發展政策,擴大國際文化交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

良師益友

本所師資陣容強,除積極延聘專任教師,並禮聘國內各大學教授或專家任教。筆譯組教授多為著作等身之名家,如延聘自香港中文大學之劉宓慶客座教授、中研院李奭學研究員等,口譯組教授多為具有從事高層國際會議口譯多年經驗之專家,如陳子瑋、吳敏嘉、周滿華、黃勝美等,都是我國多年來在WTO、APEC等重要經貿談判中協助政府首長折衝樽俎的幕後英雄。此外,為充實學生在文學、語言學、法政、經貿、科技、藝術各方面之素養,更敦請如彭鏡禧、李振清、羅青、席慕德等教授執教。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現在仍要求TOEFL或IELTS測驗極高成績作為參與入學考試之基本資格。所有學生來自多樣化的大學主修背景,包含文學、教育、新聞、企管、理工、醫學等,又都有優異的中英文造詣;同窗研讀,互相砥礪,自然能精益求精,不斷精進。

淬礪精煉

在課程方面,本所之口筆譯兩組,一年級多為必修科目。全所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翻譯史、翻譯概論研究、初級筆譯練習。筆譯組的必修科目還有比較文體論、筆譯研究方法、進階筆譯練習。口譯組的必修科目包括口譯研究方法、視譯、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習。以上的必修科目以外,所有學生都必須修習系列專題講座,從美術、音樂、體育、經貿、工業科技、物理等專題中獲取豐富的背景知識,以利譯事的進行。

一年級結束時,筆譯及口譯組學生均應通過資格考試,以確定其有繼續二年級課程之能力,如不能通過,則不准續修二年級課程。自二年級起,口筆譯兩組課程均分為理論及實務兩個取向。學生可擇一方向努力,分別加強理論研究或實務訓練。修畢相關科目後,學生仍必須接受學科考試及論文考試,始得畢業。在學科考試方面,理論取向學生應以筆試就「口筆譯理論」與「翻譯史」應考,實務取向學生則應就筆譯或口譯專長接受專業考試;論文部分,理論取向學生應提出三萬字以上的學術研究之論文,實務取向學生則可以筆譯作品或口譯實際表現,配合一萬字以上的自我評析報告作為論文。

由於翻譯工作需要深厚的語文基礎與豐富的專業知識,本所也鼓勵學生儘量爭取出國研習的機會,甚至規定除特殊情況外,所有學生在學期間應至國外研習三個月至六個月。本校與多所國外知名大學有合作協定,目前每年師大派往國外交換學生中,有一半是本所學生。

追求卓越

本所自成立之初,便深受學生之嚮往重視,第一屆招生時即創下近五百人報名,競逐十個入學名額的盛況;且採取從嚴教學的高標準原則,許多學生戲稱本所是全國入學最難、畢業更難的研究所,確非虛言。事實上,本所畢業最低學分,筆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37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37學分;口譯組理論取向學生為52學分,實務取向學生為69學分,應該也是全國各研究所少見的規定。但是,本所全體師生都有共識,唯有作最高的自我期許,才能達成超群的成就,因此,莫不兢兢業業,迎接挑戰。相信凡是通過考驗的畢業生,都能依個人志趣,或為國內領導翻譯研究的學者或教授,或為首屈一指的口筆譯專家;共同努力,達成建立翻譯實務專業尊嚴、與提昇翻譯研究學術地位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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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政治意識形態對翻譯文本傳播的影響—以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的兩岸中譯本為例
    (2023) 王一村; Wang, Yi-cun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操縱」的觀念被引入翻譯研究,而勒菲弗爾在此基礎上提出「改寫」理論,並指出「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為操縱翻譯的三大要素。1970年出版的美國寓言小說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兩年後在當地成為暢銷書並很快被引介到兩岸。彼時,處於戒嚴時期的臺灣將該書譯為《天地一沙鷗》,處於文革時期的大陸將其譯為《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該小說在彼時兩岸執政者不同的解讀和宣傳中,成為各自政權下宣傳政治意識形態的文宣工具。在台灣,為了現代化建設,透過海鷗追求完美飛翔的理想,勉勵民眾「不要為生活而工作,而要為工作而生活」。在中國,為了維護共產主義,防止人民「誤食」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修正主義的「毒草」,政府將海鷗宣傳為剝削勞動人民的狂妄資本家的化身。本文援引勒菲弗爾的操縱改寫理論,收集相關時事報導,對照兩岸的翻譯文本以探討操縱翻譯的三要素在該小說在兩岸譯介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發現三大要素中,「意識形態」主導了該小說文本的翻譯與傳播。在台灣,譯者作為文學系統內部之「專業人士」可兼具「贊助人」的身份,這有別於操縱改寫理論中提出的文學系統外部的「贊助人」才能促進或阻礙翻譯作品的書寫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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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譯本看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2011) 李明哲
    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統論認為,在一個特定的文學系統內,若某一文學正「經歷某種危機或轉折點,或出現文學真空」時,翻譯文學將成為接近系統中心的主要活動,經過與譯入語其他並存系統(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產生連繫,從而採取特定的規範、行為和政策,並發揮預設之功能(例如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英國翻譯理論家赫曼斯率先將「操縱」觀念導入翻譯行為的研究,認為所有翻譯都是為了服務某種目的而操縱原文。原籍比利時的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則進一步將翻譯研究納入改寫及折射(refraction)的範疇。他指出翻譯為文學作品所樹立的形象,主要受到譯者或贊助者的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所宰制。這類被統治階層接受並視為合法的經典化文學(legitimate& canonized literary repertoire),往往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或特殊的時空背景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反共文藝」是五○年代臺灣主流文學勢力極力吹捧的文化霸權。以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為主軸的政治意識形態逐漸在臺灣文化多元系統中佔據統治地位。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完成於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所捍衛及反對的價值觀雙雙相容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及美國政府的政治利益,因此臺灣的中譯本很快就於一九五○年問世。本文設定的主要目標,乃援引勒菲弗爾的翻譯改寫理論,探討《一九八四》的中譯本如何經由刪節、改寫、淡化、濃縮等手法,以符合臺灣五○年代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設定的文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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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群像:文化翻譯視野下的譯本研究
    (2006) 杜欣欣; Hsin-hsin, Tu
    本文擬以文化翻譯研究途徑探討同一作品在特定譯語環境下生成的各種譯本,藉以描述翻譯現象之共時性與同時性,並瞭解從原文到譯文生產過程中的文化協商機制。研究材料為王爾德(Oscar Wilde)作品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及該書在台灣的六個譯本:首先在第一章裡頭分析原文內容與寫作特徵,找出翻譯上可能遇到的困難點,然後於第二章評論各家譯文所形塑的各種文本形象。接下來第三章的焦點將轉移到《杜連魁》,借用列維(Jiři Levỳ)翻譯決定過程模式,分析王大閎的「情境移轉策略」客觀性為何,又其「譯寫」是否逾越社會文化背景迻譯的權限。第四章裡帶入勒斐維爾(André Lefevere)的文化翻譯視野來分析前一章析離出《杜連魁》隱含的譯者專斷,從權力、贊助人、意識型態、詩學觀審視王大閎如何在七零年代臺灣社會現實情境中構築《杜連魁》的文本情境,而這部實驗性的譯文又如何透過「譯/異文化」來確立本身的主體性。最後為全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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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書人譯者:論泰國作家雅可重寫之《三國演義》和《金瓶梅》
    (2019) 鄭佩佩; Wiratpokee, Pratuangporn
    泰國第一代職業作家沖 • 帕潘,筆名雅可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是一名泰北貴族之子,卻從未享受榮華富貴。憑著那部家喻戶曉的《十面威風》一夜爆紅,稿費排在前列,過世後卻未留下多少財產。其一生雖短暫,卻為泰國讀者留下不少文學遺產,其中包括兩部對中國古典文學《三國演義》和《金瓶梅》的重寫——《說書人版三國》和Buppha Nai Kunthi Thong。僅憑此兩部作品,雅可於中國文學在泰傳播方面的貢獻,便已有目共睹,值得對兩部作品展開深入的研究。 《說書人版三國》和《金瓶梅》之別具匠心,在於雅可於文中所扮演的華僑說書藝人角色,運用其兒時意外養成的善於講故事的能力,將兩部經典中國文學呈現給泰國讀者。兩部作品至今時而重印,其影響不言而喻。 透過對比與分析《說書人版三國》和Buppha Nai Kunthi Thong的相關文本,從兩部作品中的古典詩詞引用、教育功能和娛樂性質出發,揭示出雅可效仿華僑說書人以文字說書的有趣特色。並以翻譯研究學者勒菲弗爾 (André Lefevere) 所提出的重寫理論,分析說書人雅可兩部重寫作品背後的約束。 研究發現,對雅可造成最大影響的因素,便是他自己,即勒氏定義極廣的意識形態約束,其次則為文本產生時泰國文壇的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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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殖民與翻譯:康拉德小說之聯經系列譯本分析
    (2018) 陳依萍; Chen, Yi-Ping
      原波蘭籍水手約瑟夫‧康拉德 (1857-1924),在海上遊歷多年後中年踏上寫作生涯,陸續出版散文及小說,一舉在英國文壇上受重視。特別是小說中的情節及探討議題,如湯瑪士‧曼所述,被視為是對於後續二十世紀殖民擴張「預言式」的觀點。康拉德的作品涉及的後殖民議題尤其受到關注,至今仍引發相關學術討論。這些著作在近代透過各式的電影、戲劇等藝文改編,更加深植東西方世人心中。然而,除了 Heart of Darkness 外,康拉德經典作品在台灣譯本版本並不算多,其他小說作品大多僅有聯經系列以香港背景的譯者為首整理出作品出版,透過這些譯者在台出版,可增進讀者對康拉德的認識。   聯經系列譯本目前共有五譯本─《奧邁耶的癡夢》(Almayer’s Folly)、《海隅逐客》(The Outcast of the Islands)、《黑心》(Heart of Darkness)、《勝利》(Victory)、《颱風》(Typhoon)。此系列譯文水準整齊而同質性高,多項特色值得探討。本論文將以後殖民觀點為主軸,分別從三大相關面向進行文本分析。第一、政治正確議題:種族歧視語及咒誓語言(swear words)。第二、世界英文:外語、外語式英文。第三、歸化等譯文特色:香港文語與高語域、歸化色彩與改寫、口語及疊字。本文透過以上三類主題,探討聯經系列經過譯文操弄與策略運用,在翻譯文本時帶來的「得」與「失」,以及整體對於康拉德在台作品呈現的啟示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