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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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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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人」與「南人」:六朝時期地域意識轉變之考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21-12-??) 呂春盛; Leu, Chuen-sheng
    春秋時代與西漢初年,江南有吳國,史籍稱當地之人為「吳人」。兩漢時期江南設有吳郡、吳縣,「吳人」即吳郡或吳縣之人。漢末孫吳割據江南之後,「吳人」才穩定的成為南方人之代稱。西晉滅吳之後,仍沿稱「吳人」,又稱「南人」。東晉時期流寓江左之僑人當政,史籍仍常見有「吳人」與「南人」之語,一般認為兩者可相互用,直到南朝。不過瀏覽史文,另有足堪玩味之處。東晉政權成立之後,帶有國族意識的「吳人」用語, 卻形同禁忌而遽減, 代之以一般地域意識的「南人」。南朝之後,「吳人」與「南人」的概念又有新的發展。到南北朝後期,「吳」卻又清楚牢固地成為南方的意象,隋唐之後的詩文仍常見「吳兒」為南方人的代稱。以上這些人群稱呼的變化,背後皆隱含著極其複雜的政治社會情境。然而,已往學界對於這些變動的研究尚多不足。本文全面蒐集史籍之「吳人」、「南人」用語,考察這些用語背後之地域意識,並探討六朝時期這些地域意識的轉變,及其背後隱含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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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關係與孫吳政權的成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9-06-??) 呂春盛; Leu, Chuen-sheng
    孫吳政權由富春豪強孫堅發跡,孫堅子孫策創建,再由孫策弟孫權確立。孫吳為六朝政權之首, 魏晉南北朝南方政權之始, 其特殊的歷史地位,不言可喻。學界關於孫吳政權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孫吳政權的性格,以及孫吳政權內部各派系的權力關係,鮮少從族群關係演變的角度來探討孫吳政權的成立問題。本文即試圖沿著孫氏勢力在江南的發展歷程,分析孫氏建國的基本武力,考察當時江南各族群勢力的關係演變,由此來探討孫吳政權的成立問題,或許對原本地方根基薄弱的孫氏,如何能夠在江南立國,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孫吳政權以淮泗集團為核心,其立足江東,難免要與江南各種勢力展開結盟或敵對關係,其中山越土著敵對態勢最為強烈,又常被外部勢力策動,充當內應,因而始終與孫吳政權處在敵對的狀態。江東大族起初也是站在孫吳政權的對立面,但為自身生存與家族發展,不得不由敵對、旁視而妥協,況且在族類歸屬上,相對於帶有濃厚異族色彩的山越,江北淮泗士人與江東大族同受儒學,文化傳統上同聲共氣,而江東大族與山越土著之間,長期在地方上有利害關係之矛盾衝突,在種種因素的加乘之下,以淮泗集團為核心的孫吳政權,乃採取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土著的策略,孫吳政權依此擴大其基層統治,並補充兵源與戶口,所謂「彊者為兵,羸者補戶」,而江東大族也因討伐山越,更加穩固其地方的實力與利益,遷官封侯,甚至逐漸進入權力核心,這種以淮泗集團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的族群政治格局,終孫權之世未有重大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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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形成及其不遇的原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3-12-01) 呂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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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的功臣集團與梁初的權力結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1-12-01) 呂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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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05-06-01) 呂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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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人掌機要」的實情與南朝政治的特質--以中書舍人為中心之考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12-01) 呂春盛
    自清代趙翼論〈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以來,南朝君主以寒人當權之說,幾乎已成學界定論;近人田餘慶則更進一步,認為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時期,至南朝即回歸「皇權政治」。本文基於南朝寒人得以在中央掌機要多因任職中書舍人,故從史傳所見任中書舍人之職者入手,重新檢視南朝「寒人掌機要」的實情,認為前述諸說皆有商榷之餘地。 本文認為南朝時期並非任中書舍人者就必然能掌大權,而南朝只在少數、特定時期才有中書舍人本份以外的「掌機要」情形,至於中書舍人權勢達到專制朝權的情形,在南朝四代170 年間(420-589),合計約只有二、三十年,因此南朝以中書舍人「掌機要」的現象不宜過度地誇大,「寒人掌機要」在整個南朝史中只是個別、短暫的現象,以往以「寒人掌機要」來理解南朝的政治史並不精確。 南朝的政治史確實與東晉有所不同,但未必如田餘慶簡單地說是由門閥政治回歸到皇權政治,南朝政治是以寒門出身的軍閥皇帝結合門閥士族的共治局面為常態,而非門閥士族完全被寒人架空的寒人政治,南朝時期皇帝重拾政治上的主導地位,門閥士族退居輔佐,但彼此間仍隱含有「共天下」的意味,只是和東晉時期皇帝與士族的「共天下」相比,「主客易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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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5-06-??) 呂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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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晉時期「晚渡北人」的形成及其不遇的原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3-12-??) 呂春盛; Leu, Chuen-sheng
    東晉南朝境內的族群,一般可略分為北來之僑人、南方之吳人,以及南方土著之原住民,其中僑人長期高居統治地位。不過僑人之中有一類被稱之為「晚渡北人」者,身分地位頗為特殊,他們雖可歸為僑人,但因南渡時間較晚,其門第不但不能與早渡之僑姓高門相比,甚至在吳姓高門之下,他們起初多以軍事立功,被稱為「將門」,東晉政權多賴早期南渡京口的北府兵軍團相維繫,而南朝諸政權則與晚渡壽陽、襄陽之將門共浮沈。「晚渡北人」在東晉南朝的歷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以往學界對「晚渡北人」的問題,雖有散篇、個別的探討,但在廣度與深度上都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本文擬對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做全面性的研究,包括分析《晉書》列傳中所有南渡北人的基本資料,考證「晚渡北人」概念的形成年代及背景,整理出史傳所見東晉時期的「晚渡北人」人物表,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晚渡北人」在東晉時期的動向,以及他們在東晉政壇上普遍不遇的原因。至於南朝時期的「晚渡北人」,因為與東晉時期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在政權興衰中扮演著更積極的角色,擬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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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晉南朝的「溪族」與陶淵明的族屬問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7-06-??) 呂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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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的功臣集團與梁初的權力結構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硏究所, 2011-12-??) 呂春盛
    學界對於梁武帝在南朝時期雍州地域社會成形的過程中,結合荊州、雍州在地豪族的武裝力量而建立政權,已有不少認識,然而對於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以及梁初的權力結構,尚缺乏全面而完整的考察。本文在承繼學界的研究成果之下,首先從梁武帝創建政權的過程,全面考察梁武帝功臣集團的成員,並分析這些成員的特色,其次從梁武帝即位後所任命的將相大臣,論述梁代初期的權力結構,最後再探討梁武帝功臣集團與梁代初期權力結構的關係。 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依其背景可歸為三類。第一類,蕭衍的元從舊屬及其雍州府僚或下官,第二類,齊和帝與蕭穎宵的荊州府僚及其下官,第三類,個別來附的文武官員。整體言之,這些功臣集團人物,在齊末多為中低級的官員,他們的門第階層,除少數為新進的甲族高門之外,大多屬於所謂「次門層」或「寒鬥J '再就族群、地域來看,他們絕大部分為僑人,其中在前線衝鋒陷陣的武將,則多為襄陽地區的「晚渡北人」。 不過,梁武帝的功臣集團人物雖然從龍有功,並在梁初的權力結構中掌握許多軍政要職,但在整個梁初權力結構中並未佔有絕對的優勢。梁初的權力結構可略分為皇族宗室、非功臣集團的高鬥士族及功臣集團人物三個群體,三者分享政權。功臣集團中能晉昇為將相大臣者,大多原本就是門第較高的中上級官員,其中又以具備才學者較受重用,至於功臣集團中缺乏文才的寒族、豪族武人,其職位或門第在梁初雖然普遍得到提升,但仍難在高層的權力結構中嶄露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