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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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學系

本系的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史地學系,成立於民國35年,另設有三年制史地專修科一班,系主任兼掌科主任一職。民國38年,史地專修科第一屆學生結業,該科停止招生。民國44年,本校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史地學系屬文學院。

 

民國51年,史地學系擴充為歷史學系和地理學系,仍隸屬文學院。歷史學系獨立之後,以事屬初創,頗費經營。幸首任系主任朱雲影教授多方擘劃,方漸就緒。民國54年夏,朱教授以事繁辭主任職,繼由戴玄之教授接任系主任。民國56年7月1日,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改制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仍隸屬文學院。58年,系主任戴玄之教授赴南洋大學講學,由朱雲影教授代理主任職。翌年8月,李符桐教授出掌系務。民國65年8月,王家儉教授接任系主任,68年夏,王教授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系主任職務由歷史研究所所長張朋園教授代理。69年2月,張教授接掌系篆,旋於同年8月赴美講學,系主任職務乃由文學院院長李國祁教授兼任。70年2月,郭為藩校長聘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教授出任本系主任,迄75年7月期滿離職為止。同年8月,繼由鄧元忠教授出任系主任。81年5月,系務會議依據本系主任選薦辦法,推選王仲孚教授為系主任,呈梁尚勇校長核定,於同年8月1日就任。民國84年8月以來,由鄭瑞明教授、吳文星教授、廖隆盛教授、林麗月教授、陳豐祥教授、陳登武教授、陳秀鳳副教授相繼接掌系務,105年8月起,由陳惠芬教授接任系主任迄今。

  

本系在歷屆主任領導經營下,對師資之選聘均極為慎重,積極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力求圖書、設備之擴充,因而系務得以蒸蒸日上。目前本系有專兼任教師30餘位,除教學研究之外,另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有關教學及研究心得。本系現典藏有圖書雜誌6萬餘冊,其他各國歷史掛圖、錄影帶、幻燈片、照相機、幻燈機、投影機、打字機、顯像機、錄放影機、擴音機、錄音機、螢幕、膠裝機、電腦、掃描器等教學設備亦日漸充實。近年來因科技日趨發達,電腦、網際網路等愈形重要,本系乃架設歷史學系系站,希望能與各區人士互相交流(http://www.his.ntnu.edu.tw/main.php)。歷屆畢業系友均能卓然自立,或執教鞭、或任教務、或掌校政,孜孜不懈為國家社會服務。此外,獲得碩士或博士而執教於國內外大學及在各學術機構擔任研究工作者不僅為數可觀,表現亦極為優異。

二、歷史學系碩、博士班

鑒於國內學術發展之需要,本校於民國59年8月成立歷史研究所。初僅設碩士班。創所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幸經歷任所長及多位師長之奔走擘劃,刻苦經營,終能開物成務,奠下今日發展的基礎。首任所長為朱雲影教授,民國60年8月李國祁教授繼任所長,極力延攬著名學者至本所任教,並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專業研究之能力,對本所師資之充實及研究生素質之提昇有重要貢獻。民國66年2月張朋園教授接任所長,一本延攬名師、提昇學生研究能力之政策,對本所紮實學風之蔚成有重要影響。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師資的充實,學術水準逐年提高,並衡諸國內學術發展的需要,於民國66年8月增設博士班,對本所學術水準之提昇及發展有重大助力。69年2月,張朋園教授兼掌所系,此後所長由系主任兼任遂為定制。85年起實行系所合一制,直迄於今。在歷任所長的經營之下,繼續致力於海內外優良師資之延聘、碩博士班課程之充實及研究水準之提升,本所因能保持優良學風,日益求進。

 

本所成立之初,即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合作,聘請該院研究員至本所開課並指導學生論文。此外,又聘請國外著名學者來任客座教授,師資陣容極為堅強。研究及教學重心偏重於中國近現代史、社會經濟史,近年在台灣史研究方面,亦有長足進展。另外,在學術研究上,特重史學與各科間之科際整合,在國內各史學研究所間,以開課新穎、訓練嚴格而著稱。為擴大研究生見識,本所經常聘請國內外學者蒞所專題演講。本所碩士班修業限制二年至四年,至少須修滿28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四學分;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必須修滿20學分。攻讀碩士者,須具備外國語文能力至少一種;攻讀博士者,須具備至少兩種,經考試及格認可,且兩種學位均須撰寫畢業論文。故歷年來本所畢業論文學術品質皆甚優良,在國內、外風評甚佳。

  

此外,配合本校進修推廣部之發展,為提升中等學校歷史教師教學品質,本系曾於民國67年7月開辦暑期四十學分班。繼又於民國82年9月開設週末四十學分班。民國92年7月,開辦在職進修碩士班課程歷史科學分進修班。民國88年7月,本系為加強中學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之研究,提供中學歷史教師進修學位管道,特開設暑期教學碩士班,現任歷史教師通過招生考試入學,修業年限二至四個暑期,通過論文口試後授予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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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及其博物學研究
    (2020) 張安理; Chang, An-Li
    十九世紀中葉,中英關係劇烈變動,西方博物學亦面臨重要轉型。本文考察身兼博物學家與英國駐臺外交官的郇和,如何側身於十九世紀中英關係與自然學術發展,藉以勾勒出一位西方博物學者在東方從事自然考察的身影。 1836年,郇和(也被稱為史溫侯)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在英國度過求學階段。1854年英國駐華選拔制度改革,郇和因而有機會赴華擔任外交官,在香港、廈門工作。1860年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郇和作為翻譯,同英國軍隊深入華北。戰後,郇和被派往臺灣任職,協助開港通商。不過,郇和卸下臺灣一職後,任所漂浮不定,先後被派往澎湖群島、海南島、張家口和長江上游考察。1877年,郇和不幸於四十一歲英年早逝。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博物學發生重大突破,意即西方博物學朝著近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當時學界不但發行採集須知,將研究材料規格化與過程標準化,亦有達爾文發表《物種源起》(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提供學界耳目一新的單一起源論,衝擊舊日的多元起源論。與此同時,郇和因執行外交任務而走遍中國大江南北,觀察與搜集了各地的人類和動物,為西方博物學留下了彌足珍貴的一頁。 在人類研究上,郇和響應當代英國學者提議的研究途徑,盡其所能提供真實的東亞人類田調記錄。郇和撰寫的臺灣、海南原住民考察文章,分別反映普列哈特與赫胥黎的田調指示。在動物學上,郇和提倡田野現場的重要性。郇和在文章中,時常描寫動物的習性和動作,以跳脫以觀察動物標本為主的動物學研究傳統。也就是說,郇和對上述學術領域規範的服從程度,不能一概而論。一方面,他之所以服膺人類學門的規矩,是因為用於研究人類的材料,多半仰賴採集人在田野觀察到的事實;另一方面,他之所以反抗動物學陳規,是因為他認為,僅見於田野的研究材料不被英國本土動物學者重視。因此,田野經驗能否受到看重,成為郇和挑戰該學術領域與否的關鍵要素。郇和自詡為田野型博物學者,自認不同於坐在歐洲研究小間的櫥櫃型博物學者。 總而言之,本文同意郇和對自身的評價。郇和並非傳統定義下的採集人或博物學者,實為採集與研究並行的田野型博物學者。也就是說,本文將不同於傳統博物學史以權威學者為主角的研究取徑,改以重建郇和的生命經歷為討論核心。郇和在從事博物學工作時,面臨什麼樣的學術氛圍與如何在東亞進行田野採集;更重要的是,擁有長期田野工作經驗的郇和,如何對當時西方博物學界提出回應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