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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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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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可能有一工——用音樂寫臺灣歷史(2018) 林品中; Lin, Ping-Chung在不同的時代中，人們總用著自己的方法傳遞、並記錄歷史，直到學科劃分嚴明的當代，不僅將歷史無形的劃分出「學院」與「大眾」，文字更成為了學院記錄歷史的主要方式。不過其他的媒介例如影像、聲音等，也是同樣有效，且具有歷史傳統的敘事方式，卻較少見於學術領域。不過相較於學院記錄歷史的方式較為單一，大眾認識歷史的媒介則相對多元，如何使其間的溝通管道更加無礙，歷史學門應該要勇敢的嘗試不同媒介。 這樣的想法支持了我進行「歷史音樂創作」，承襲以「音樂」講述歷史的悠久傳統，輔以其易於傳播、可承載情感等特點，搭配學院研究歷史的嚴謹方法，進行藝術性的音樂創作，並希望以此搭起歷史在學院與大眾間的橋樑，除了能更有效地進行歷史推廣，亦可以此次研究的成果，為未來的研究者提供除了文字以外，另一有效的歷史書寫方法。 本論文有兩個主要的呈現，其一為今年（2018）於臺師大禮堂舉辦之全創作歷史音樂會「你敢有聽著歷史咧唱歌？」，以及紙本論文〈可能有一工——用音樂寫臺灣歷史〉。本文是「歷史音樂創作」的論述，說明為何會走一條不一樣的歷史之路，以及自己進行音樂創作的方法和內容，並其中的心路歷程。Item 員林湖水坑地區的拓墾與產業發展(1755-1980)(2022) 張盈盈; Chang, Ying-Ying本文依據官方統計資料、日日新報和田野調查，來探討湖水坑地區歷史變遷與產業的發展。首先從了解環境著手，呈現人地互動後形塑出湖水坑地區的人群活動，再者，透過清代土地契約文書與族譜的整理，解釋漢人如何利用租佃、承典及買賣等方式，從平埔族手中取得經營權。日治時期在交通建設、官方獎勵經濟產物等因素的影響，湖水坑地區的社會與經濟也發展到一定程度，隨著居民生活逐漸安定，經濟能力提升，文教也開始活絡，進而影響員林地區的教育文化。 研究發現，湖水坑地區的自然條件不利於農耕，卻適合果樹栽培，水源豐富的特殊性發展出「適性種植」的模式，加上相鄰市鎮員林在運輸與農產加工的有利條件，造就了這個沿山聚落在1980年代以前，都具有豐沛的經濟實力。隨著現代產業型態的改變與城鄉的差距拉大，湖水坑地區也不免逐漸沉寂了下來。Item 「天皇米」之說的生成與再現(2016) 邱創裕; Chiu, Chuang-Yu臺灣各地所生產的稻米中，有部分宣稱曾於日治時期「獻給天皇品嘗」，或為當時的「天皇御用米」，並以此做商品宣傳。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即在釐清帶有此類說法的「天皇米」之歷史真相，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如何執行「新穀獻納」，以及這樣的歷史於今日「再現」的過程。 臺灣的新穀獻納源自日本的「新嘗祭」，在皇宮，新嘗祭由天皇主持，象徵其握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權力。明治維新後，日本推行國家神道，新嘗祭成為具有國民統合作用的祝祭日之一，也展開全國性的「新穀獻納」，將各地收穫的穀物獻給皇宮。臺灣在進入日治時期後即舉行新嘗祭，然而獻給皇宮的「獻穀」種植，卻要到歷經米作改良的1922年，在內地延長主義及獎勵農作的目的下才正式推動。1930年代末期，隨著戰爭局勢緊繃，殖民政府對臺灣糧食控管及社會教化工作也愈發激烈，除了獻穀，栽種奉獻給神社的「神饌」以及實施「新穀感謝祭」，無非是要擴大敬神崇祖的精神教化，並鼓勵稻米生產，最後，甚至安排臺灣人到日本奉獻穀物，使新穀獻納達到高峰。 官方推動的新穀獻納事務，隨著日本結束殖民統治畫下句點，這段歷史沉潛多年，直到1980年代末期，國民黨威權體制的鬆動和本土化熱潮後才有機會再現，「天皇」成為有效用的「品牌」。在本論文討論的案例中，可以發現今日再現的「天皇米」，已非全然是歷史上的「獻穀」或「神饌」，而是運用在品牌建立行銷、社區營造、或是作為抵抗土地徵收的論述所建構的產物，即便如此，「歷史」卻也能證明「天皇米」的正統，強化其產品內涵，成為型塑文化產業的關鍵。除了稻米，類似的「天皇之說」也出現在其他產業，而不同政權的統治下，也產生不同的「領袖品牌」，在商業市場發揮效益。 從日治時期具有殖民教化意義的獻穀、神饌，到今天的「天皇米」品牌，本論文不僅是歷史學實用於今日社會的例證，也進一步引發我們在後殖民情境中，如何面對過去殖民統治的思考，同時，這樣的過程也凸顯了臺灣歷史研究和知識普及的重要性。Item 封鎖下的運補：金門人員物資的管制（1949-1979）(2021) 張育嘉; Chang, Yu-Chia金門受限於自然環境，土地貧瘠，藉由種植旱作、漁業、養殖石蚵，及與廈門等周遭地區的貿易往來，以滿足金門居民日常所需。1949年國軍部隊移防金門，隨即爆發「古寧頭戰役」，在緊張的情勢中，金門與鄰近地區的交流中斷，而島上人口激增，糧食與防禦建材等需求增加。除了物資供不應求，甚至出現官兵強搶居民家中飼養的家禽、門板等行為，在此混亂的局勢下，居民囤積物資，造成物價上漲，使得軍民人心浮動，地方治安惡化。 因金門軍事的重要性，軍方實施軍事管制，掌控金門的政治、經濟、交通、社會等各個層面，確保其可有效且穩固地掌握金門秩序。金門對外交通仰賴海運運輸，為滿足金門軍事需求，並穩定民生物資供應及價格問題，國軍透過海軍艦艇運補，將部隊、軍用物資以及糧食、燃料等民生物資從臺灣運至金門，維持前線作戰能量，並使金門經濟得以穩定發展。在封閉的金門戰地前線中，軍事運補帶動了金門──臺灣兩地之間的人員、物資雙向流動，為有效率且精確地掌握金門的狀況及資源，軍方透過制度化的體制對人員、物資流動，進行嚴密的管控。 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金門海上交通因解放軍攻擊而受到封鎖，軍方為供應官兵與居民足夠物資，藉由緊急運補計畫，運送足夠的糧食、武器裝備、燃料等物資至金門。同時配合金門民防隊的動員，民間船隻租用，作為金門運補的輔助，強化運補能量。 現今關於國軍在金門的運補情形，已有不少研究進行討論。本文除討論軍方的運作外，也關注金門民防隊及民間運補船隻，在金門運補任務中扮演何種角色，一窺金門軍事運補的全貌。同時以軍事運補為起點，進一步探討金門長達數十年的人員、物資等管制措施，對金門社會及居民的影響。Item 從顛沛流離到落地生根：黎氏家族緬甸、臺灣、澳門遷徙史（1937-1990）(2020) 黎浩琮; Li, Hao-Tsung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筆者的家族為躲避戰火的摧殘，從故鄉廣東新會倉皇逃亡到緬甸，隨後即在仰光唐人街定居生活，渡過了20餘年的光陰；然而，1962年3月緬甸發生政變之後，尼溫（Ne Win）政權試圖將緬甸改造為「緬甸式社會主義」國家，推行一系列的「國有化」政策。全緬各地掀起大規模的排華浪潮，同時也將新會黎家安穩的生活，推到了恐怖的泥沼之中。面對時局的動盪不安，筆者的祖父黎雪湖於是計畫將其子女們，全部送到「祖國」臺灣升學讀書，冀望能夠在臺灣安生立命。 195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政府即擬定諸多「僑生回國升學」的相關法規條自，並接受美援僑教計畫的補助與技術協助，為往後臺灣的僑生教育體系建立良好的基礎。對於深受緬甸國內排華衝突之影響，渴望得到「祖國」庇護的新會黎家而言，提供了絕佳的機會與管道。雖然，這項移民計畫因為大時代的紛亂以及黎雪湖早逝的緣故，僅完成階段性的部分。今日家族成員各自成家立業，分居於臺灣、澳門、美國等地。 爬梳這段輾轉各地的遷移史，可以發現新會黎家乃是具有強烈移民性格的家族。每當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時，新會黎家都必須迫於現實，選擇出一個對家族最有利的抉擇。在移民的策略上，深受緬甸國內對華人的態度，以及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中華民國）雙方政府之間，對僑務政策的消長變化。因此，本論文透過新會黎家的家族史研究，試圖為臺灣社會大眾呈現緬甸華人在唐人街的生活樣貌與輪廓，並藉由探尋其複雜的跨國移民軌跡，對緬甸華人族群可以有更多元的想像與理解。Item 戰後臺灣的農政宣傳—以農復會的「電化教育」為中心（1949–1963）(2022) 林姿妤; Lin, Tzu-Yu戰後臺灣農業政策的制定、發展與變遷，背後涉及國家機關、民間社會、國際政經結構等三方勢力的互相影響。戰後動盪的經濟下，國家機關亟須取得穩定的農業資源，除了需確保糧食供給無虞，更要將農業剩餘價值從農業部門轉向工業部門支持其發展。1949年底國民政府遷臺後，在美國協助之下，臺灣實行土地改革政策，並完成農業相關政經組織的改組。戰後農業推廣體系重建初期，因農業推廣員的短缺，農政與農情傳遞成效受限等問題，農復會與政府之間的跨機關部門建立起合作網絡，並應用電影、幻燈片、廣播及電視等「電化」媒介進行農政宣傳。本文主要以農復會利用「電化教育」對農民進行農業政策宣傳為中心，探討農復會透過電影、廣播、電視等「電化」媒介傳遞農業政策與農業情報的過程，並進而說明農復會的「電化教育」在戰後農業推廣體系中所肩負的宣傳角色。 首先，探討各類「電化」媒介傳播的獨特性，其製播過程中牽涉哪些黨政機關及農業組織。釐清農復會如何利用美援的資金，補助各項農業「新聞與教育」工作，將具有特定意識形態的農業政策，轉譯成農業教育電影、農業廣播及農業電視節目等視聽文本，藉此協助政府執行農業政策的宣傳，並多元應用於農業推廣的施教。再者，探討農業「電化教育」如何實踐農業政策的宣傳任務，分析農復會與政府如何操控廣播、電影、電視等傳播媒介，使枯燥的農業政策更具娛樂性。最後，1970年代面臨國際政經局勢的更迭，長期以來政府機關及農復會忽視不平衡的農工發展，而農業部門的原料、土地與勞力受到工業部門的過度汲取，以致農業發展遲滯；過去被「包裝」、「美化」的農業政策及施政成果，背後隱藏了「真實」的農業狀況。Item 日治時期古坑沿山地區的竹紙產業變遷(2018) 張毓哲; Chang, Yu-Che雲林、嘉義沿山地區竹資源的豐富，為當地發展竹紙業提供基礎，竹紙業的特殊性在於竹紙的使用範圍從書寫、包裝、祭祀等遍及生活各處，尤以祭祀用的金銀紙佔大宗，與庶民生活息息相關。本文在探討日治時期古坑沿山地區竹紙產業的發展與變化，由地方產業的發展探究竹紙業在不同時期的興衰。 本文首先探討古坑傳統竹紙業的經營方式和竹紙製造過程，說明傳統竹紙業受限於自然環境，採就地加工製造，以小規模工場的方式經營，由家族成員投入製紙勞動。其次，探究日治初期新式製紙業三菱製紙所如何以機械化的方式製造竹漿，因日本化學工業技術發展未成熟，三菱製紙所無法將竹紙大規模商品化而宣告竹紙機械化的失敗，直至日治末期古坑沿山地區的傳統竹紙業製紙技術改變不大。最後，分別從中國竹紙的進口和本土竹紙的生產以及官方政策說明古坑沿山地區竹紙業受到的影響，臺灣竹紙產量雖然逐年增加，因產品的相似性在1930年代以前主要受中國竹紙價格影響，而本土竹紙在1920年後期出現機械化，壓迫雲林、嘉義沿山地區小規模竹紙工場，1930年代中期受寺廟整理運動影響更讓古坑沿山地區傳統竹紙業大受打擊，漸趨蕭條。Item 日治時期國家對蘭嶼土地的控制及影響(2016) 田騏嘉; Tien, Chi-Chia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第一個實質統治蘭嶼的國家─日本，如何透過理蕃政策、土地調查等手段控制蘭嶼的土地與達悟族（日治時期稱「Yami」），以及日治時期所制定的土地相關法規、土地利用方式如何延續至戰後，並隨著時局鉅變進而成為蘭嶼土地大量流失的源頭。有關蘭嶼的先行研究多以人類學、民族學為主，歷史學相對缺乏；探討蘭嶼土地問題的研究亦多以戰後為時間斷限，然而筆者爬梳日治時期的史料文獻後，發覺土地被侵占或不當利用的源頭就在日治時期。 在大航海時代展開前，蘭嶼達悟族和語言、文化相近的巴丹群島Ivatan人交流最為頻繁，即使兩地於三百多年前因紛爭導致交流停滯，而臺灣陸續受到荷蘭、西班牙、鄭氏與清帝國的統治，蘭嶼依舊處於遺世獨立的狀態。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發，清帝國施行開山撫番政策，蘭嶼也在1877年被象徵性地納入清帝國版圖，並由恆春縣管轄，而此舉即為1895年蘭嶼被劃入日本帝國領土的關鍵。 日本帝國是第一個實質統治蘭嶼的國家，由於沒有前朝相關施政紀錄可沿襲或參考，便在1897年先派出探險隊調查蘭嶼（紅頭嶼）自然環境、物產及族群等，發現蘭嶼對日本無多少殖產之利，加上地處偏遠、蕃情穩定，所以在1908年由派出所改制為駐在所、1909年由蕃地轉為普通行政區，官方對蘭嶼的理蕃脈絡皆異於其他臺灣原住民族，而自成一格。 本研究發現臺灣總督府從未明令將蘭嶼設為人類學保留地而放棄開發，且官方在各時期對蘭嶼的開發不曾停滯，並因應時勢改變對蘭嶼殖產的需求。臺灣總督府所制定的高砂族保留地制度，雖然未在日治時期造成顯著影響，但卻因戰後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情勢變化下，使得蘭嶼轉為安置龐大軍需人口與重刑犯的地方。戰後國民政府承襲自高砂族保留地的山地保留地制度，雖然原意是為維護原住民生計，卻允許公家機關及各級學校經呈准後使用保留地，在國家需求與國家特權相互交織下，使日治時期的法令條文轉為大量蘭嶼土地「流失」的關鍵。 本研究分析蘭嶼土地被侵占或不當利用的根源及現今面臨的土地爭議，發現若只分析戰後的法規和現象無法了解問題癥結，因山地保留地的「原型」即承襲自日治時期的高砂族保留地。因此若要解開部落之於國家、傳統領域之於國土間的矛盾與紛爭，就必須探討日治時期國家對蘭嶼土地的控制及影響，方能找到現今蘭嶼土地爭議的脈絡與源頭。Item 日治時期學生跨地域旅行研究(2015) 孫嘉吟; Sun, Jia-Yin臺灣於1895年由日本統治後，引進新式教育體制，學生旅行的活動方式也隨之帶入。學生旅行的目的，主要在學生實踐課堂所學，透過參觀大城市、博物館、政府機關等，跳脫課本，以現實中的經驗來加深學習的效果，也訓練同儕分工合作、討論溝通的能力。此外，政府也會透過安排行程，以特定的地景加強學生對政府以及國家的認同。臺灣總督府透過各級學校安排學生在本島各地或是前往日本、中國等地旅行，除了讓學生不只在課堂中學習書本上的知識，希望學生能真實體驗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人地事物。 學生除台灣本島內的平地旅行外，在原住民統治較平穩之際，更是前往高山原住民部落旅行，感受不同的地理環境與文化。此外，臺灣學生也在政府安排下，踏出臺灣前往日本本土的旅行，參訪內地的各大都市觀看日本的繁榮，讓臺灣學生感受到日本的強大。反之，日本學生到臺灣，則希望他們看到的則是快速發展，逐漸日本化的社會。 此外，位在日本南進路線上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也含括在日本推動的旅行圈。日本政府在為了強化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實際影響力，積極企圖各種建設，設立學校，也提供中國東南沿海學校的學生到臺灣旅行的機會。透過行程的安排，使中國學生看到比家鄉還要進步的臺灣，也讓總督府藉機的展示其統治成果。這樣流動的跨地域旅行，透過學生旅行的實際感受，了解學生在不同地區旅行有何各別想法，又為何會有這些想法，以及這樣的跨地域旅行對他們是否有帶來影響，將是本文想要討論的主題。Item 歷史與教學的相互應用--以北投水道為例(2023) 陳知臨; Chen, Chi-Lin北投水道為日治時期明治44年（1911年）所完成的水道，屬於小規模的地方型水道，主要提供北投區域的民眾以及來到泡湯客乾淨飲用水，對照臺灣眾多的水道設施，北投水道是唯一一條考量到觀光需求所建設的水道，並且，在水道的路線之中，通過衛戍醫院北投分院、北投療養所、溫泉旅館區域以及傳統的漢人市街，更在竣工之後，於水道線路上建設北投公園、北投公共浴場、兒童樂園等等，開啟北投成為觀光路線的重要基礎設施，直到現今西元2023年，依然為北投的民眾提供乾淨的飲用水。本論文為多元實務報告，以北投水道為主題，發展國小階段在地化課程。在地化課程主要運用社區的資源，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探究學校或社區周遭的文化發展，而北投水道正好符合學生的用水經驗，位置也在學校的周遭，更能利用水道的路線，串聯北投發展的眾多歷史建築。因此，本論文為了更有效地發展課程，首先梳理北投水道的歷史發展脈絡，再配合國小階段的社會課程內容，設計一套北投水道的課程，帶領台北市北投區國小六年級的學生進行教室內的課程、戶外實地踏查。最後，藉由問卷、訪談等方式，了解學生對於課程實施的成效以及同儕教師進行課程之後的感想，發展出可複製的水資源在地化課程的教學模組，推廣至臺灣的不同學校。Item 游移的邊界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以臺中新社地區水底寮為例(2022) 欉明泓; Tsung, Ming-Hung本文以新社地區水底寮為研究個案，試圖釐清一個長期位處於邊界最前緣的國家邊區，其地方社會形成的歷史歷程。並且，面對族群、政治、經濟與社會面向的變遷，地方社會又是如何因應與調整。 經本研究發現，乾隆30年代中部軍工寮的東遷，開啟了漢人界外私墾熱潮，同時亦導致界外人群複雜化。起初，官方考量到隘番招佃墾耕界外，除有助於彌補其口糧，亦能保護軍工匠採料之安全，故選擇採默許態度。不過，如此決定也令界外面臨失序的風險。林爽文事件後，新興入墾的粵人由於在事件期間積極參與平亂，藉此取得「社丁」或「義民」身分，因而逐漸取代漳泉籍漢人，成為中部沿山拓墾主力。儘管水底寮在番屯制施行後，正式被納入界內，成為屯丁養贍埔地，但界外原住民的威脅與地方自然環境的限制（缺乏水資源）仍無法使地方聚落有顯著的發展。 19世紀末葉，隨著沿山產業的興起，以及開山撫番政策的確立，水底寮搖身成為重要的山區產業集散地，可是原墾佃擁有的土地卻在新政的執行下受到地方有力士紳的強行收購，以致於原居粵人未能發展出自身的在地信仰。直至日治時期邊區隘勇線的推進，有力士紳勢力的退去，地方家族經濟能力的提升，地方公廟的出現也象徵聚落人群被有效統合。Item 濁水溪下游的糖業鐵道之興衰(1907-1970)(2016) 黃儒柏; HUANG, Ru-Bo摘要 本論文以臺灣濁水溪下游的糖業鐵道為研究對象，探討日治時期至戰後此地區糖業鐵道興衰的過程，以地圖分析糖業鐵道線在濁水溪下游的空間分布及對地方的影響性。 糖業鐵道在功能上分為提供一般客貨運的營業線及運輸製糖甘蔗原料的專用線，在濁水溪下游南北岸各製糖會社的經營下，承載起各地區的重要產業，如原以運輸製糖原料的專用線砂利線卻可作為運輸砂石的鐵道線，在製糖會社的有效利用下成為除運輸原料外另一項收入。 經本論文的研究及探討，了解到日治時期製糖會社及戰後臺糖努力經營濁水溪下游糖業鐵道的情形，1910-1915年初面臨起水患及選線等問題，鐵道興築緩慢，1915年後營業線及專用線則有相異的發展，在營業線部分，總督府為尋求地方發展的便利性，要求製糖會社鋪設營業線，提供起客貨運的服務，包含宗教、觀光、地方特產等運輸的功能，但於1930年代在自動車的發達衝擊下衰退，1935年仿傚總督府聯運的政策及1940年自動車汽油管制規正的政策後又重新振作。 在專用線部分，1915-1924年在濁水溪護岸完工及「糊仔甘蔗」種植技術的創新下，鐵道的里程突飛猛進，然而受到1925-1927年蓬萊米大量栽種的影響，糖業鐵道的里程停滯不前，直到1928年引進爪哇大莖種蔗苗栽種，糖業鐵道的里程才又再次提升，1933年受到世界不景氣，鐵道鋪設情形低迷，隔年濁水溪畔的移民村建立，製糖會社鋪設鐵道線以收購日本移民的甘蔗原料，里程也再次延長，但1940年代卻又因戰爭時期鐵材不足、飛行場的興建，面臨遭拆除的命運。 戰後，政府進行糖業復舊，鐵道也因此重修及翻新，政府撤退來臺後，在加強臺灣的國防能力的前提下，興築南北平行預備線，連接起日治時期南北各製糖會社的糖業鐵道，特別是利用西螺大橋鋪設鐵道，臺糖得以互相支援原料，也加速濁水溪下游南北兩岸之間客貨運的流通，然而1970年因糖業沒落，糖業鐵道的利用價值也隨之遞減，再加上修復、維護的成本提高，以及票價低廉、客運公車的競爭，糖業鐵道逐漸走向沒落及被拆除的命運。 近年社區總體營造努力重塑糖業鐵道風光，糖廠也設立五分車觀光園區、保存虎尾驛及虎尾鐵橋，試圖重拾糖業鐵道的記憶與風采。Item 臺灣中醫藥「轉骨」概念與劑型之發展(2023) 葉人鳳; Yeh, Jen-Feng「轉骨」是臺灣的特有經驗，一般指兒童成長到大人的這段過程，以最明顯的身高變化取其意為轉骨。這樣的特有文化，從無到有發展出其理論及方劑，劑型也隨時代有所改變。本研究即是梳理「轉骨」百年來的史料文獻，試圖歸納整理出一條臺灣轉骨發展史。轉骨於日治時期仍停留在概念性，資料既零散又隱密，並無完整的理論，加上社會環境貧脊，以簡單滋養物和民間草藥為轉骨的大宗。到戰後名詞的明確化、飲食的明確化、醫學的明確化等等多項因素才促使轉骨被形塑成明確的需求。回歸其本質仍然是中醫藥，倘若要求有療效的轉骨，中醫學的診斷與治療較實際是「食品」的保健食品來得專業有效，再搭配生活作息、均衡飲食、規律運動方能達成轉骨長高的目標。「轉骨方」劑型的發展對應臺灣戰後經濟、社會、醫學、生物科技等等的變化。經濟改善生活品質，使社會逐漸淡忘民間草藥的妙用，水藥雖速效但耗時煎煮，濃縮製劑的簡便性脫穎而出。中醫藥進一步科學化，取得社會大眾的信任，從而保證小兒轉骨的需求和供給。Item 蜂蜜・蜜蜂：蜂蜜之消費文化史與環境視角的探討(2020) 戶田浩一朗; Toda Koichiro本論文討論的主題有二，第一部分為第一章到第三章討論臺灣蜂蜜的消費文化史。在清代，漢人將蜂蜜視為一種藥材，少數原住民則將之作為調味料使用，可是當時養蜂技術尚未成熟，產量也不高，所以難以取得。到了日治時期，1910年代日人開始改良臺灣的養蜂技術，1920年代臺灣蜂蜜產量及消費量開始增加，用途也漸漸多元，成為了許多飲食及工業產品的原料。此外，1920年代以後營養學發展，人們開始注意到蜂蜜所含豐富的營養價值。1970年代以後，隨著養蜂產業的發展，蜂蜜產量和消費量更增加，蜂蜜的消費者及用途也有些變化。例如，嬰兒不再是蜂蜜的主要消費者，相反的，女性消費蜂蜜的機會越來越多。第二部分則是從蜜蜂看臺灣的環境問題。日治時期到1990年代之前，部分人將蜜蜂視為害蟲，並忽略其授粉能力，然而自1990年代起，在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影響下，為了提升農作物的收成與品質，臺灣政府大力推廣蜜蜂的授粉利用。然而，自1950年代起，臺灣民眾普遍使用化學農藥，直到現在仍危害蜜蜂的生存，人類仍對之不夠友善。2006年到2007年的冬天美國爆發蜜蜂大量消失的現象，後來包括臺灣在內，世界各地也陸續發生類似的現象。過去許多學者認為造成蜜蜂減少的原因是多重而非單一因素，每個地區蜜蜂減少的原因也不一樣，不能視農藥為唯一的因素，但近年的研究指出，微量的益達胺殺蟲劑導致蜜蜂的學習記憶能力喪失，進而造成蜜蜂大量消失。蜜蜂的消失暗示著我們農藥問題的嚴重性。Item 農民的抉擇—人工或機械（1970–2021）(2023) 陳爰南; Chen, Yuan-Nan本文以1970年代政府推行的農業機械化政策切入，探討影響農民作物選擇的主要因素。雲林縣作為農業大縣，農戶人口比例不僅為全臺最高，也是稻米、蔬菜、玉米、甘藷等作物的重要產區。在農業機械化政策的推動下，作物生產方式、農民就業結構和農村經濟發展都發生變革。 耕耘機的普及和地下水開發計畫的展開，使雲林縣的農業發展出現明顯變化。過去因缺乏水源只能種植旱作的區域，隨著地下水使用技術的成熟，得以從事第一期稻作的種植，同時也帶動了蔬菜產業的快速成長。蔬菜產業機械化程度低，農民選擇付出大量勞力成本種植的主要原因在於其經濟收益較高，但日益高漲的工資卻又吞蝕掉他們的實際所得。 若農民從事機械化耕種，既可解決缺工勞力不足的狀況，又可面對人力老化的問題，加上政府的農業機械化政策推廣代耕制度，讓擁有農業機械的農民可以透過代耕降低農業機械的購買成本，工作收入不再受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影響。但機械化程度最高的稻作，利潤卻最低，加上日益增高的農業機械成本，因此農民不斷面臨從事勞力密集或機械化耕種的困境。農民們根據自身的年齡、經營規模、政府政策等不同因素，做出自己的選擇。 在種種因素的限制下，臺灣的農業機械化對農民的經營影響並非全面樂觀。然而近年來青年的返鄉也為傳統的農村社會發展帶來新契機，包括勞力密集作物的機械化作業突破、農作物生產與銷售方式的創新，為臺灣農業帶來多元和永續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