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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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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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女學校的制服(2019) 蔡雅薇; Tsai, Ya-Wei在女子受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日治時期，能夠穿著「高女制服」的學生即代表當時少數具備新知識、新教養的新女性，制服成為高等女學生最明顯的身分象徵。本論文主要目的在究明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等女學校制服的變化，並找出高女制服之間的同質性或相異性，更進一步分析日本內地與臺灣本島女學生制服的關聯性，最後考察高女制服之意涵，以及對臺灣女子的象徵性及社會意義。 考慮各學校成立的緣由及時間，本文將日治時期成立的23所高女分成(1)1922年以前成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2) 1922年學制變更以臺灣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3) 1922年以後設立之初即共學的高等女學校(4)私立高等女學校等四類，分別說明各校制服變化的過程及特色。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1922年以前設立以日本人為主的高等女學校，起初是穿著日式「和服搭配袴」的款式；而台灣人的學校則起初是傳統漢人服裝，後來變為「上著大襟衫、下著袴、或褶裙」，僅有臺灣人的獨特款式。1922年以後，各校制服皆開始洋服化，最後逐漸皆改為水手服樣式，而在領子、領帶處以不同數量的線條來代表學校。1939年因應戰爭形勢，臺灣總督府決議將高等女學校的制服統一為水手服。 1940年以後，基於軍事與勞務動員、躲避空襲等現實需要，女學生會穿著水手服上衣搭配方便活動的燈籠褲，由各校自行規定燈籠褲樣式。 日治時期台灣的高女制服，一方面受到日本內地高女制服的影響而變化，一方面亦有台灣本地的演變脈絡。本文釐清各校制服的樣式變化後，未來可做為博物館展示、影視戲劇的造型設計之重要參考依據。Item 1950年代「山地歌舞」之形成與發展(2019) 許慈芳; Hsu, Cih-Fang「山地歌舞」是一個廣為人知的詞彙，亦是臺灣原住民的象徵之一。然而，現今對「山地歌舞」歡愉、同樂的印象，在1950年代卻有著反共抗俄之愛國意識的特殊意義。戰後山地行政以「山地平地化」為方針，政府瞄準原住民喜好歌舞，遂選定「山地歌舞」進行改進，使之成為含有政宣、康樂功能，亦背負國語推行任務之表演藝術，並成為國民黨利用臺灣原住民來與對岸共產黨進行文藝競逐。國家控制下的「山地歌舞」，除了經過1952年的全面統一改進外，至1956年改為賺取觀光外匯之工具，讓「山地歌舞」在文明與原始間擺盪不定。單就1950年代期間，「山地歌舞」即經歷強大變動，改變了山地社會原有的傳統樣貌，年青人不再以身為「山胞」感到驕傲，而是拋棄傳統、加快平地化腳步，以融入一般社會為榮。 本文旨在還原1950年代「山地歌舞」形成之過程，同時呈現當時同為政治與經濟服務之雙軌樣貌，由此針對其成為一歷史詞彙來探究，試圖為1950年起至原運前之「山地歌舞」下一定義，使其在既統一又混雜之時期訂立框架，能與原運後注重個別部落、族群性格作區別。Item 傳唱與想像—戰後臺灣流行歌曲中的臺灣形象（1945-2016）(2019) 許仁瑋; Hsu,Ren-Wei本論文以戰後臺灣本地國、臺語流行歌曲中的臺灣形象作為研究主題，流行歌曲是大眾流行文化流露常民心聲的直接代言者，透過流行歌曲的創作與傳播作為反映與建構臺灣形象之媒介，流行歌曲藉由音樂旋律賦予情感的傳達，其渲染力、影響力更勝於其他報章媒體、文學作品的書寫。 戰後歷經戒嚴、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解嚴、政黨輪替，各個階段的臺灣流行歌曲創作者分別以反映國家社會現實及建構理想化的國家，來形塑不同階段的臺灣形象。 國、臺語流行歌曲從戰後初期到戒嚴，劃分出外省、本省，二種不同省籍的語言代表著流行歌曲市場的取向，國民政府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國語為尊，打壓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等「方言」，國語流行歌曲取代臺語流行歌曲來主導臺灣流行歌曲市場，臺語流行歌曲在「弱勢」的狀態下，建構出以臺灣本島為主體的形象歌曲，力抗臺灣成為「一個中國」附屬下的復興基地。 本論文透過歌曲資料的蒐集、文獻回顧，分析歌名、歌詞中以「臺灣」為主題的作品，整理、分析出關於流行歌曲所建構出的臺灣形象，並探討臺灣形象被建構、形塑之背景、目的，盼能透過歌曲所傳達的精神，建構部分以「臺灣意識」作為主體性的目標。Item 臺灣牛瘟防治之研究（1895-1923）(2015) 朱丰中; Chu Feng-Chung本論文以日治時期臺灣牛瘟防治為主題，探討殖民政府如何將近代家畜傳染病防治技術落實在臺灣、官方如何因應防疫障礙調整政策，並說明臺灣社會對於防疫的態度和應對，以及新舊觀念有何矛盾衝突。本文延續過去臺灣牛與農村的歷史文化研究，補白日治時期農村社會家畜疫病的防治情形，敘明臺灣近代國家管理動物及防治動物疾病的開端，並從農村社會角度出發，提供在地觀點的牛瘟防治史，補日人文獻之不足。 牛隻是臺灣唯一的生產運輸獸力，牛瘟一旦發生，對殖產經濟的損失與威脅至為嚴重，所以成為官方迫切防治的家畜傳染病。臺灣總督府從1901年確立牛隻保護政策，至1920年撲滅牛瘟，這期間總督府牛瘟防治的技術與政策發展，促進了臺灣家畜衛生的健全，包括家畜衛生行政的整備、獸醫人力的擴充、免疫血清技術引進及家畜保險制度的建立等等。 經本論文的研究與探討，瞭解到臺灣總督府防疫政策為功利取向，著重實效性技術的移植與應用，大體借用歐洲防疫經驗，加強行政力量控制疫情。隨著官方防疫手段的強化，臺灣民眾的排斥由消極抵抗，提升到與防疫人員正面衝突。究其原因，農村社會的防疫態度，並非單純缺乏家畜衛生知識，乃是其內在知識文化與外在經濟壓力雙重影響所致。官方與民間的防疫衝突，在保險與保健制度健全之後，才逐漸平息。牛瘟是臺灣獸疫防治成功的第一次經驗，也是日本殖民政府引以為傲的統治成果，然而對農村社會而言，卻是一段民眾與國家權力、新防疫觀念技術接觸的新歷程。Item 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1901-1911）研究(2015) 周百合; CHOU, Pai-Ho日本統治臺灣以後，建立起近代教育體系，用以培養適合殖民地統治的「新人種」。然而，日本統治者的教育意圖，要如何傳遞給實際從事教育、在第一線的教師呢？由臺灣教育會所發行的機關誌──《臺灣教育會雜誌》及《臺灣教育》，是考察此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由於《臺灣教育會雜誌》是臺灣教育會所發行的機關誌，當然也必須看到組織，另外還有當時的總督府以及臺灣教育，由總督府、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三者各自在雜誌中所反映的內容，以及釐清雜誌中究竟是誰在發言，分析雜誌中所呈現的各個面向，掌握當時的政策或實際教學狀況，以從中了解當時社會、教育界所關注的焦點，也希望更進一步看到雜誌中的臺灣，是一個怎樣的臺灣？或者說雜誌本身呈現出了一個怎樣的臺灣？是本文希望達成的目標。 由於本文希望可以對雜誌有全盤的認識，藉此分析臺灣教育會在日治初期的立場、想法及當時教育界的主要觀點，因此本文將根據雜誌中的文章內容分為若干類別，加以統計後，進行分析。在章節安排上，首先，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章節架構及相關研究回顧。第二章從總督府的學事行政組織、發展以及臺灣教育會的流變，分析臺灣教育會與總督府之間的關係，藉以究明臺灣教育會的定位。第三章則是透過《臺灣教育會雜誌》中最重要的「論說」類，將文章、作者及其出身加以分類、統計，以探討雜誌中的言論取向。第四章將焦點放回教育現場，透過雜誌中「實驗調查」，了解當時教學的實況及相對於「論說」以外的想法。最後總結出該雜誌本身的定位與功能。Item 北宜地區保生大帝信仰及其傳說(2014) 林志峰; LIN CHIH FENG摘 要 保生大帝，為臺灣民間信仰重要的神祇之一，俗稱大道公，亦尊稱為吳真人。在臺灣社會民間信仰當中，與天上聖母、福德正神相較，雖然不是最鼎盛的，但全臺主祀保生大帝廟宇的數量統計，戰後至七十年代之間，大約是一百三十座至一百六十座，與其他神明廟宇比較，一直都還排列於前面八、九名，而且分佈於全臺各地。從為數不少的廟宇數量來看，保生大帝在臺灣擁有眾多的信徒，在臺灣民間信仰中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近年來，中國福建與臺灣學術界對於保生大帝信仰也投入越來越多的研究，不過，所探討的題材大多注重於保生大帝的生平出身、神靈事蹟、濟世精神或是保生大帝在臺灣西南部地區的發展，研究成果導引出保生大帝信仰被定位為福建省同安縣族群的守護神或醫藥神屬性的普遍原則，卻忽略了超越同安籍族群或非定位保生大帝為醫藥神的臺灣其他區域。大臺北地區、宜蘭縣地區對保生大帝信仰的認知，即不適用於族群守護神、醫藥神的情形，超越族群開發的大臺北地區及非同安籍優勢的宜蘭縣地區，移墾較臺灣西部地區的開發時間來得晚，因此北宜地區保生大帝的信仰發展也形成在地性的特有文化， 本文針對北宜地區保生大帝信仰的分佈及其傳說進行整合與分析，冀能以在地鄉土史的角度詮釋保生大帝信仰在北宜地區所形塑的文化特質，並取得下列三項研究成果： （一） 更加完整認識北宜地區的保生大帝信仰 （二） 呈現北臺灣的保生大帝信仰多元的宗教現象 （三） 進一步了解北宜地區保生大帝信仰傳說在地化過程Item 日本時代東港地方社會發展與社會力量之形成(2011) 郭婷玉本論文以日本時代東港地方社會發展與社會力量形成為題，探討東港如何在港口發展、轉型與商貿活動、行政力量影響下，一方面出現地方社會的變容，另一方面，也由於因應地方發展之發展和受阻，而有社會力量的形成、代換及延續。希望透過對地方發展與在地政經有力者共同活動之探討，究明東港市街自清末至日本統治結束、終戰初期變遷過程的具體情況，及其歷史意義為何。 1860年臺灣開港後，東港以南部屏東平原人貨出入要口、對清國戎克貿易崛起，初步形成與鄰近腹地、東港溪上游屏東平原內陸社會之貿易網絡，同時也是閩粵人群互動頻繁之處。進入日本時代後，做為一交通位置良好的轉運港，東港受到統治者注目而指定為特別輸出入港之一、維持了既有戎克轉運貿易模式，也令清末即成形、靠轉運米糖與日用百貨為生的「船頭行」商業勢力延續其影響力。同此之際，由於新統治者夾帶近代國家統治力量進入地方社會，提供了原有在地商貿勢力以外的權力來源，地方上亦漸有憑藉行政空間提升地位之有力者崛起，以及跟隨開發熱潮深入各地之日本官民資本。新舊地方勢力在信用組合、會社及公共事務等新式權力場域中，既為提高己身社會地位而有政經利益的相互爭奪，也因合作機會增加遂漸凝聚共同行動之共識基礎。 1917年東港的特別輸出入港身分遭致廢除，可說是地方社會力量團結之關鍵：港口淤積、聯外陸海交通不夠完備、偏離鐵路與阿緱廳發展主軸，這些不利地方社會發展的因素，於特別輸出入港撤廢之際互相加總，對依靠轉運商貿及農漁產業延續以往發展方向的東港造成嚴重打擊。然而，因循於特別輸出入港帶來的舊有貿易體系運作方式、未積極因應近代化商貿形式轉變和交通運輸形態轉型，未嘗不是此時東港社會發展受阻之深層原因。或許是有鑑於此，1920年代起，以米糖轉運商業勢力為首，地方有力者們開始集結、投入鐵路延長請願等共同行動，試圖重振地方發展可能性。此外，透過信用組合重組、各式商業會社陸續成立、1935年地方自治選舉，地方社會勢力亦出現代換、分化，其影響力持續到戰後，也令東港地方社會發展方向獲得延展。 透過闡明東港此一臺灣西南沿海小漁港之近百年歷史軌跡，我們除了看到其自清末至日本時代結束有著商港至漁港的港口、相應貿易形態轉變，亦能瞭解在此轉變過程中，地方社會力量如何在為地方長遠發展集結、共同行動之同時，也因國家政策介入、爭取地方政經活動空間，而有社會勢力內部的派系分立及新舊更迭。從這樣小區域地方社會發展及社會力量互動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時代臺灣的地方具體實況，在受到整體社會發展、國家力量控制等影響外，亦隨在地人群互動、產業和公共建設變遷等要素而有變化，從而形成一地特有的近代化社會變貌。Item 日本治台前來台日人之研究（1874─1895）(2011) 岡部三智雄日本開國後，第一次海外的軍事行動，就是台灣的牡丹社事件，日本派出的士兵多達4,500名左右，因此已有不少的日本人來過台灣。關於這個事件，已經有很多研究成果，不僅是事件的經過，或是軍人的偵察行動等。可是，從日本軍隊撤退後，到日本根據《馬關條約》領有台灣之間，來台日人的研究幾乎沒有，似乎除了領事上野專一等兩三個人以外，沒有日本人來過台灣。 但是，在台灣跟日本的歷史上，牡丹社事件後，至中日甲午戰爭之間，是決定日本領有台灣非常重要的時期。 本論文調查這個時期來到台灣的日本人，他們的來台動機、目的、背景等，以及來台前的日本情形。藉由他們返國後的報告，分析他們所看見的台灣情形，並理解他們對台灣的認識為何。 經本文的整理，這時期來台者的類型不盡相同，筆者依照來台者的身份，分為三類：政治方面（軍人、官吏）、經濟方面（茶、砂糖、樟腦等業者）、知識階層（學者、記者），分別從他們的立場，討論來台後的遭遇、見聞等。 最後，若言及這些來台者，與當時日本國內的南進論等思想之間的關連，筆者找到的來台者人數仍然有限，僅止於31名，雖然想進一步瞭解他們的思想，但考量到目前的資料不多，因此本文主就部分來台者的個人事蹟，羅列介紹。 雖然來台者人數不多，留下的報告有限，但透過本文，仍可以看到當時台灣的情況，理解日本主張領有台灣的理由。筆者認為本文收集的資料，對於研究日本欲領有台灣的背景，提供了另一種角度的材料。Item 中華民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的農業技術合作(1965-1975)(2011) 陳思賢本文主要使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管所藏的《外交部檔案》作為史料來源，搭配國史館、國家檔案管理局等地所藏的《外交部檔案》，以及各官方單位的公報、檔案，參考官員的口述歷史紀錄等，從中觀察中華民國對沙國實行農業技術合作起因、過程與影響，並試著替駐沙農耕隊留下兩國邦誼中的歷史定位。 自1950年代開始，中東地區除了壟罩在美、蘇兩大強權的冷戰體系之下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中東地區爭取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外交部為了鞏固與中東各國的邦交，外交部長葉公超於1957年底，曾提出以貿易、技術援助作為辦法，卻一直沒有付諸實行。直到1960年代初期，沙國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加上該國又是以「反共」作為國策，成為外交部拉攏的最佳對象。1962年，亞西司司長楊西崑赴沙國拜訪王儲費瑟，雙方同意農技合作之實施，開啟了中、沙兩國外交關係歷史上的新頁。 駐沙農耕隊的特殊性在於，他們是中華民國在中東地區首支官派的團體。期間又經歷了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此際，沙國不但沒有與中華民國斷交，反而進一步簽訂農技新約，沙國也成為中華民國在退出聯合國前後，唯二有提出農業技術合作的國家。因此，本文藉由觀察駐沙農耕隊的工作成效，來檢視該隊伍對中沙兩國政治、經貿上的影響力。另外，駐沙農耕隊不只是中華民國最早進入中東地區的技術團隊，至今，仍有農業技術團隊在沙國工作，成為中華民國技術援外史上，歷時最久的技術團隊。 鑑於駐沙農耕隊的特殊性，臺灣歷史學界卻一直未替他們留下紀錄，才會吸引筆者投入研究，礙於官方檔案開放的限制，本文僅能研究到1975年，加上駐沙各項技術團隊眾多，期待未來有人能夠替他們留下歷史。Item 日本皇族的殖民地臺灣視察(2011) 陳煒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為了要建立起仿西方的近代化民族國家，因此古老且一脈相承的日本皇室，被用來作為「日本屬性」的象徵，為了使日本民眾能產生共同的國族觀念，皇室巡視儀式被廣泛使用。作為鞏固政權及保障皇室繼位之需，身為皇室血親的皇族，在此時被大量的分封，並在法律上給予保障與特權，以便成為天皇的屏障並代替天皇參與各項活動與工作，至領土內視察，也是皇族的其中一項任務。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即曾有包括裕仁皇太子在內的27位日本皇族，進行共34次的視察。 本論文重點有三，首先從日本皇族蒞臺主因、時空環境下的主客觀因素，以及總督府與地方政府的行程安排與考量，來探究視察時殖民地的統籌執行單位「奉迎委員會」以及相關行程設計之因。對於皇族行程的安排考量，筆者則透過史料的分析統合，在本論文中提出「三大前提」、「五大要素」的論點，也藉由整體分析，拼湊出皇族在臺活動的輪廓。 再者，皇族與被動員人民的接觸，則是本論文另一個書寫重點。文中將迎接皇族的「奉迎者」依據其身份與種族分為學生、漢族系臺灣人、原住民、日本人等四類加以探討。人民依據其身份，在迎接皇族的參與度上有著差異，而人民與皇族的接觸方式，也因其身份的不同而不同。 最後，則從視察結束後皇族對臺灣人事物的感想、人民對於日本皇族的觀感、視察活動時總督府所掩蓋的社會真相，以及後續影響等四者加以探討。在安排的行程中，皇族成員體驗了臺灣的風土民情，對於人事物也多有著正面評價，但刻意安排的景象，也曾被他們識破看穿，而人民則對這樣耗費巨資的活動有褒有貶。但最重要的是，在這營造的、光鮮亮麗的活動背後，則有著各種被隱藏的問題存在。 日本皇族在當局種種的儀式與安排下，得以在視察臺灣之時展現他們身為帝國統治階級的權威，並目睹總督府的建設成果。臺灣人民在迎接的過程中，也被安排進入上下支配體系，呈現出一齣規範嚴謹的「奉迎大戲」。這種視覺表象營造為的即是有效統治國家、培養人民服從的政治目的，透過這樣的戲碼，統治者強化並達成治理的行銷與宣傳，日本皇族的臺灣殖民地視察，即是其具體化成果。在臺灣史進程中，不只是日治時期如此，各個政權也以各種形式，來演出屬於自己時代的「奉迎大戲」。皇族視察臺灣的有形與無形資產則影響到了今日，成為臺灣歷史中不可抹去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