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研究所
Permanent URI for this communityhttp://rportal.lib.ntnu.edu.tw/handle/20.500.12235/47
沿革、宗旨與現況
本所於2004年配合國家本土化政策發展而成立，目標是培養具備本土關懷及國際視野的臺灣文史人才及優良師資。目前有5名專任教師及多位知名兼任教師。平均每年收15位台灣學生以及數名外籍生，外籍生以日本學生居多。目前共有50名左右在學學生。
國際交流
本所與多所國外大學訂有交流協訂。最受同學歡迎的是每年與日本山形大學的交流。寒假期間臺灣同學赴日本東北的山形大學，學習日本歷史、文化、街頭參訪、滑雪體驗。暑假則在臺灣接待山大同學。與廣島大學，有每年暑假的密集課程，也可以修習雙聯學位。其他也有歐美各國半年或一年的交換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
課程及活動特色
好吃、好玩、各式各樣豐富的課程內容，閱讀史料、歷史思辨、有效表達，進得了檔案館出得了田野，還能寫出得奬論文。課外辦理各種演講及學術研討會，把全世界重要臺灣史研究者請到教室。
如何入學
1.甄試入學：每年約9月報名，11月面試，準備研究計畫。通過者可提早於2月入學。
2.筆試入學：每年約12月報名，3月筆試，提供考試參考書目。
如何畢業
修畢規定的課程及參加學術活動外，須完成碩士論文。碩士畢業論文有多元選擇，可以撰寫學術論文，約3-6萬字。也可以用紀錄片、歷史小說、教案設計策展等多元形式。
News
Browse
165 results
Search Results
Item 臺灣歷史詞彙的形塑與轉變—以「出草」為例（1717-1994）(2019) 席名彥; Hsi, Ming-Yen本文旨在研究「出草」詞彙意涵及語言使用方式的歷史變遷，並探究其轉變因素。「出草」是臺灣特有的漢語詞彙，起源於十七世紀漢人社商對臺灣原住民捕鹿行為的描述，到了十九世紀以後，由於隘墾地帶隘丁與山區原住民狩獵衝突頻繁，「出草」的語意逐漸轉變為「生番殺人」。 文獻紀錄上，十九世紀以前臺灣方志對「出草」一詞僅用於捕鹿或狩獵的語境，但十九世紀以後的文獻，開始將「出草」等同於生番殺人。政權更替後，日文文獻承襲了出草殺人的說法，二十世紀以後出版的原住民研究書籍，都已將「出草」當作原住民獵首行為的專有名詞。總督府官方更透過吳鳳故事的創造，讓「出草」的負面詮釋深植人心。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延續相關政策，加上國民教育體制與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吳鳳故事中的「出草」印象，仍被視為原住民文化的負面象徵，因此成為原住民運動力圖破除的目標之一。二十世紀末，原住民作家重新詮釋了「出草」一詞，給予光榮、勇敢的正面意義，並以實際的抗爭行動，成功改寫了整個社會對「出草」的認知，影響持續至今。 本文認為，文獻中「出草」詞義之所以轉變，是因為原住民內化了外來語言詞彙後，反而在使用過程中改變了語言使用者群體原先對該詞彙的認知。此一語言現象，不僅可能發生在十九世紀「出草」詞義從「捕鹿」轉變為「殺人」的歷史階段，在近代原住民作家的行動及其結果中，亦可相當程度地得到驗證。Item 清代臺灣北部的三官大帝信仰源流小考──以新竹縣新埔鎮的大茅埔三元宮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陳志豪; Chih-Hao Chen臺灣的三官大帝信仰盛行於北部丘陵地區，特別是今日被視為主要由客家族群開墾的新竹縣，三官大帝信仰的分布數量與密度更是高於全臺。這個現象曾讓部分學者將三官大帝視同三山國王，歸類為客家移民的祖籍神。然而，翻閱清代廣東與福建的地方志後，卻發現廣東一帶幾乎沒有三官大帝的信仰紀錄，反而是福建一帶的方志紀錄中，可以找到三官廟宇的紀錄。即使在今日，新北市一帶的三官大帝信徒，也曾前往福建漳浦地區的三官大帝廟參拜，將該廟視為臺灣三官大帝廟宇的祖廟。由此可知，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與發展，實值得重新討論。本文將以新竹縣新埔鎮內的大茅埔三元官作為個案，一方面從現有的歷史文獻討論臺灣的三官信仰發展，另一方面結合地方社會的實證考察，釐清三官信仰與客家族群移墾活動之間的關聯性。Item 「美麗島林宅血案」輿論情勢之分析──以國內主流平面媒體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陳佳宏; Fupian Chen當「美麗島林宅血案」倏忽襲來，輿論初期的緝兇方向，除了鎖定外籍人士家博外，並指向美麗島陣營之窩裡反，以撇清當局涉入的可能性；之後輿論將血案定調為黨外連結海外臺獨勾串共匪，此三合一敵人作為血案「理想的兇手」。不過，由於血案被害人無論在人倫、世代、性別、權力等位置上，「弱者」的形象過於巨大，且很自然地引發社會上廣泛的溫情氛圍，動搖許多民眾先前對美麗島人士既有的偏見，使國民黨政府在輿論戰場上可能不利。為避免輿論反轉，當局乃順此溫情之輿論風向，對林家釋放具時效性的特殊權力，並在林義雄被認證為符合當局的政治正確後，當成政治宣傳的樣板。只是，林家這段期間之權力或道德光環，係為蔣總統的恩給，且隨時可以收回。血案的悲劇固然誕下苦果，但也讓數月來的輿論激情冷卻，進一步緩和輿論對美麗島人士的攻擊；血案效應亦迫使當局作出對美麗島人士較為有利的政治決定，使得被告們能在一種相對溫和的輿論情勢下，走向軍法大審的另一場歷史戰役。Item 文化建構與歷史書寫：臺中石岡劉文進家族與義渡會的創建源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詹孟桐Item 番語與手印：新港⽂書的清代歷史學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李⽂良; Wen-Liang Lee使用羅馬字母拼寫原住民語言而製作的新港文書以及添蓋有掌印的土地交易契約，是現存龐大清代臺灣契約中最引人注意的兩類。本文在方法上試圖將契約視為一個整體，來觀察兩類契約的關聯及其歷史意義。主要結論認為：新港文書與其說是為了保障作為賣方的熟番，毋寧說是買方的漢民；熟番在與漢民的土地交易中特別添寫番語，因此也就不是他們考量己身權益的自發行為，比較可能是18 世紀上半葉漢民面對官府日趨強化的恤番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頻繁糾紛，為了凸顯熟番自主賣地意願而來。「新港文書」反映的歷史並非原住民地權意識及其文化復興，而是乾隆朝積極的番地保護措施以及番界整備運動。正因為如此，面臨類似問題卻又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教化之外的中北部熟番，就只能被迫使用更原始卻也因此被認為更接近其意願的手摹腳印，來展示他們典賣土地給漢民的自主意識。同樣的道理也是，現存新港文書的數量在乾隆朝達到頂峰之後，卻突然在接下來的嘉慶年間快速消失，造成其數量急遽轉折的原因，也就不是傳統研究所暗示的熟番文化衰落說，而是清朝的熟番保護政策有了變化，渴求土地資源的漢民們也找到了新的地權控制手段。這就是19 世紀的番屯制度，及以屯、隘制作為界外開發的新辦法。Item 日治時期的臺灣⾼等⼥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林玫君; Mei-Chun Lin大正年間，開始流行於女學生間的臨海教育，是透過居於海濱附近的建築物，在師長的指導下共學、共食、共寢，實踐規律課表，進行日本泳法的動態游泳活動和涵養智識的靜態學科複習。這種透過集團生活實施的戶外教育，並非臺灣自然生成，而是日本殖民者因應熱帶地「風土馴化」的憂慮，進而強勢實施的。女學生開始學習游泳和進入海水浴場，實非線性的歷史發展過程，教育單位因應女學校規則、游泳池建設以及多種殖民意圖而來，形塑出複雜且多重的特殊面貌。尤其是臨海教育採取傳統的日本泳法，是適應不同水（海）域環境而發展出來的泳法，其特色是頭位於水面上，以便認清視野內的海面狀況和波峰的形狀，此種注意風浪特性加以應對的泳法，實用性很高，頗能對應臨海教育安排學科學習的實學思想之落實。參與的日臺籍女學生回應雖然不多，但她們對於臨海教育充滿著新鮮感，對觀看周遭的海岸地理環境產生好奇，多半持著正面看法。日治時期臨海教育從制度化的教育體制開始，不僅是夏期休養之道，更是一個鍛鍊體格、愛鄉愛土和教養品德的多元場域，頗有「德、智、體」三育並進之意涵，恰當地傳遞出健康、鍛鍊、避暑、實學、文明、帝國等多元的殖民思維。Item 「土牛」作為一個車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2018-12-??) 席名彥Item 日治時期砂眼調查與防治--以學校衛生為基礎的觀察(2014) 池田若菜; Ikeda Wakana本文探討日治時期台灣有關砂眼的調查與防治，尤其以學校衛生方面實施的砂眼對策為中心討論；主要聚焦於台灣砂眼流行的狀況、學校砂眼對策與防治、臺灣本島和日本國內制度面的差異，及在台灣實施的砂眼對策之成效等課題。 1895年以降，台灣的衛生狀態之改善是日本政府和台灣總督府重大的目標之一。日本統治台灣之初，便面臨瘧疾、鼠疫和霍亂等急性傳染病流行，因此以遏止這些致命的傳染病為首要任務。為了有效推動衛生事業的制度化，台灣總督府將日本實施的衛生制度引進台灣，作為其在台灣推動衛生行政之第一步。 儘管一開始台灣總督府的疾病防治重心並未放在砂眼上，但由於台灣早有「盲人多」的現象，因此台灣總督府自1900年代初期即開始統計盲人的數量，同時也注意到砂眼的流行。然而，因砂眼、寄生蟲等疾病較不易直接危害生命安全，因此相關制度的訂定和防治對策的提出，較日本國內晚了10年左右才制定。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日本國內即制定「砂眼預防法」，但此法案始終未曾在台灣施行。儘管如此，從統計、報章雜誌等報導來看，很明顯地可看出砂眼曾在台灣大肆流行；而當時負責砂眼對策的最大機關就是學校，此可從1921年台灣的「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中看出。 從制度面觀之，台灣的學校衛生制度並不是直接導入日本國內之學校衛生制度。在「學校生徒兒童身體檢查規則」中，也有台灣獨有性的規則項目，另一方面，也有在台灣未實行的規程。 關於在台灣負責學校衛生的「學校醫」，一開始「學校醫」通常由「臺灣公醫」兼任，直到1922年制定「關於台灣公立學校醫的聘僱及執務之規則」，「學校醫」的資格才規定為「公醫、開業醫、從事醫務的台灣總督府醫院職員」。很明顯的是，「學校衛生」與「學校醫」、「公醫」有著密切的關係。台灣的學校從1910年展開沙眼調查、統計，較日本國內還早開始，這似與「公醫」的設立與普及有相當的關係。 就學校砂眼對策的成效來看，當時並未透過學校的兒童將衛生觀念滲透到家庭，可以說學校教育對臺灣人社會的影響有限。砂眼罹患率沒有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根本治療法尚未確立，砂眼的預防法沒有改善，感染源也無法斷絕。Item 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尼僧(2014) 王宣蘋; Wang Hsuan-Ping本文探討的主題是日治時期的留學尼僧，所謂「留學尼僧」是指曾經到日本就讀佛教學校的尼僧，她們是臺灣歷史中第一批優秀的女性出家人。本論文根據限有史料、近人研究等初步整理出日治時期曾經到日本佛教學校學習的尼僧名單，並且針對留學尼僧赴日的時空背景及回臺發展作一探討。 日治時期，臺灣尼僧接受教育的管道來自參加講習會、或在尼僧道場學習，然而講習會舉行次數不多，且尼僧道場屬於草創時期，因此教育活動難以持續。日本的尼僧教育起步於明治時期，在日本統治臺灣以前，日本已有專門培養尼教師的佛教學校出現，因此臺灣的尼僧如要進一步深造佛學則可能選擇留學日本。 日治時期，臺灣約有二十多位尼僧曾經到日本學習，她們就讀「曹洞宗關西尼學林」，「淨土宗尼眾學校」、「私立駒澤大學」、「臨濟宗宗榮尼僧學林」等佛教學校。多屬於法雲寺派且隸屬寺院多來自新竹，此可由新竹的歷史背景與望族陳根傳夫人的佛教事業來探討，赴日年代集中於一九三○年代中期左右，這和臺灣佛教教育發展及佛教在此時代扮演的被動員的角色有所關聯，因此尼僧前往日本可能得到支援。 關於留學尼僧的出家背景與赴日學習內容，以勝光法師為探討中心，勝光法師從小在淨業院出家，其父母、家中的兄弟姊妹也多選擇出家。因日本僧侶和淨業院有所來往，加上個人對日本的嚮往決定赴日留學。勝光法師在日本學習共有八年多的時光，在「關西尼學林」學習五年半左右時間。後就讀「保母養成所」。 留學尼僧回臺發展，是本文最後要探討的問題，近半數左右尼僧選擇在臺灣繼續以「尼僧」身分弘揚佛法，回臺灣的尼僧一方面可能需要適應新的語言、文化，一方面必須在戰後民生困苦的環境整建寺院、各處辛勤募款、還有教化僧俗，以維持寺院的基本運作。關於留學尼僧如何在戰後的環境實踐理念及其對佛教的的影響等，本文以達超法師、如學法師、勝光法師的佛教事業作探討。 關鍵字：尼僧、尼僧教育、留學尼僧、勝光法師Item 從古典到現代—陳定國的 「女性漫畫」(2014) 林姿秀; Lin,Tzu-Hsiu漫畫乃以簡明誇張的繪圖所構成的一門藝術，除了具備娛樂的性質外，更有傳達政令與諷刺時事的功能，而漫畫的讀者遍佈各年齡層，不失為一種大眾傳達訊息的媒介。 日治時期不僅有日本漫畫家來臺發展，透過報刊連載漫畫，將日本漫畫的表現形式傳入臺灣，並對戰後臺灣漫畫的文法體系構成影響。1950年代中期以後，兒童漫畫開始興起，與約當同時期的反共漫畫，成為戰後早期漫畫的兩大潮流。 早期本土漫畫家陳定國將地方戲曲中的服裝與鳳眼特徵應用至漫畫人物上，且大多數以女性做為故事主角的「女性漫畫」，較具代表性與自我特色。他的「女性漫畫」可分為古典與現代兩種類型的題材，研究漫畫文本以《孟麗君》和《呂四娘》、《花小妹》，以及《大眾徵信》專欄漫畫中的女性為主，再搭配其他古典題材的「女性漫畫」進行補充，以便討論、比較古今題材「女性漫畫」的表現形式，以及作者所欲建構、傳達的女性形象與價值意涵。 此外，筆者嘗試比較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的陳定國古典「女性漫畫」與日本少女漫畫的漫畫表現形式，並就當時政治文化的環境因素，進一步探討臺灣早期為何尚未生成少女漫畫。